最好的帝王为何葬送了最后的王朝？
2016/11/28 16:53:00 领导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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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历史上王朝的更替似乎都重复着近乎雷同的模式：开国皇帝励精图治、随后几代人勤恳爱民把帝国推向盛世，中期以后总会出现几个荒淫无道的帝王直至王朝日薄西山最后灭亡。两千多年来从秦汉到隋唐直至明朝这一规律似乎从未打破。
然而，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大清王朝却展现反常的状态，十二个皇帝中(同治、宣统未亲政不计)竟没有一个昏君，甚至可以说所有的皇帝都勤勉于政务，体恤百姓。或许有人会拿咸丰晚年流传的荒淫说事，可事实上这位帝王执政期间也曾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也是个有理想抱负的君主。可以说，清朝的君主是历朝历代中总体资质最高的，但他们也难逃托亲手葬送王朝的命运，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历史证明：优秀的皇帝≠优秀的统治者
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中地统治者的要求核心标准是“仁”，历朝历代的君王的行事准则也都是以人为本。回顾历史，我们评判君王的标准就是在他的任期社会是否稳定、人民生活是否安乐，君王本人是否爱戴百姓。像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也都是因为做到了“仁”而被歌颂。
而儒家思想在中国的愈发教条催生了“保守主义”，自明朝以后封建帝国体制愈发牢固稳定的同时也变得僵化死板，到了清朝这种体制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
清朝和明朝不同，明朝的灭亡很大程度上在于万历、天启等皇帝的昏庸、怠政，而清朝皇帝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君王不早朝从未出现。无论是康熙、雍正还是嘉庆、道光无一不是节俭勤政、爱民如子，整个国家在鸦片战争前虽有些许社会矛盾但绝没达到民不聊生的地步，大规模的动乱都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才开始的。
清朝皇帝的勤政爱民是历代帝王的楷模，从传统意义上讲他们都是优秀的皇帝，然而就是这些优秀的皇帝却险些将一个民族毁掉，这原因何在？简单点说就是他们只是好皇帝但不是好统治者。
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方世界残存的文明在随后的1000年里几乎被游牧民族的铁蹄完全踏平，但在这次“凤凰涅槃”后西方创造出了全新的更有生机的文明，而在明朝时期我国却与这新文明擦肩而过(此处会在下一节详细说明)。这看似遗憾，但绝不是偶然。中国历史上，长期的社会稳定使后面的君王渐渐地将繁荣稳定作为治国的根本目的，这也就奠定了保守主义的土壤。墨守成规总比开拓进取更有助于稳定，这也就造成了后期的皇帝多为“守成派”，社会主流也都是学习经典，创新被完全扼杀。可以说封建王朝在明以后已经达到了极致，一味追求社会稳定的代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停滞不前，思想只停留在过去而不知世界主流的变化，最后的结果就是完全与时代脱轨。
在中国，皇帝这个概念是封建王朝的专属，最好的皇帝却不能救国家于水火恰恰证明了皇帝——这个中国社会长期的统治者已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潮流。大清王朝拥有的是优秀的皇帝但那时的中国没有优秀的统治者。
昨日之殇：曾经的领跑不代表最后的撞线
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帝国的没落也绝非一日之殆。长期以来中国拥有东、南有大洋，北方无文明，西部有山川的得天独厚地缘优势，因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社会总体处在繁荣稳定的状态。而自罗马帝国覆灭后西方进入了中世纪的全方面混乱，这是一次对文明的洗劫更是文明的一次再生。封建帝国的体制被游牧民族彻底的踏碎，而整个西方世界也由此脱胎换骨，1000年的风雨酝酿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罗伯特.洛佩斯曾说：“侵略给盛极之后的停滞不前，似乎注定消亡的文化以致命的打击。这使我们联想起当今世界残酷的轰炸，它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古老建筑，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废墟上建起更为现代化的城市。”
这很清晰的阐明了西方的新文明诞生的客观条件，然而历史就是有那么多遗憾，西方的新文明曾距离我们也是近在咫尺。从中世纪到资产阶级当权的这一过程，西方人倚仗的是当时的世界三大发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看到这我们都会很吃惊，这都来自于中国!但现实就残酷在它们的确是是西方新时代的引擎，是我们自己的科学技术最后击倒了自己。
人们在看历史的时候往往关注某些历史人物的作用，而忽视了技术变革的意义。事实上是先有的指南针和造船技术的发展才有的哥伦布、达伽马，而在这两者之间又有着另一因素——社会生活方式及体制的变化。早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中国也曾有过引领航海时代的机遇，郑和下西洋本可以让经济、技术、文化上处于领先的中国率先进入航海时代，然而时势不是郑和所能创造的，社会的思维与体制不能适应技术的变化就是有再多像郑和这样的有冒险精神的人也无济于事。
半个世纪后，欧洲人怀着对神秘东方世界的向往掀起了新时代的巨浪。可以说即使没有哥伦布也会有其他人发现新大陆。哥伦布是时势造就出来的英雄，但这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到来。中国作为曾经的领跑者也就是从这时开始落后于西方。
今日反思：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回望历史我们能发现，时间不能倒流但历史却可以重演。贸易文明并非西方国家首创，早在北宋年间它就在中华大地上萌芽。不幸的是，在我们土地上繁盛一时的商业文化、曾经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最终却推动了西方的社会转型，自己创造出来的成果最后却埋葬了自己。中国封建王朝就像一轮太阳，从秦汉是冉冉升起，唐宋时达到顶峰，明清时日薄西山。
历史就是这么惊人的相似，中国并不是第一个自己击倒自己的国家。在上古年代，中东是世界闻名的中心，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了青铜器与冶铁术，然而这却促成了东西方两大帝国——秦帝国、罗马帝国的诞生，中东却至此走向没落。随后罗马帝国的瓦解又使世界的中心向东方转移。
重演的历史揭示出了这样一条规律：一种文明在鼎盛之时总会出现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技术，但这技术的出现以及社会的改变也往往预示着该文明即将退出历史的舞台。
这不禁使人叹息，为何每个帝国每个文明都不能自我调整来适应变革，而最终都是被淘汰？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技术的变革会带来社会的一系列变化，进而也就要求社会体制的调整，而旧文明根深蒂固少有统治者愿意主动的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归根结底，这就是一次关于发展与稳定关系的探讨。技术的变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改变了社会风貌，这也就对现有体制造成了冲击，而体制的调整又是伤筋动骨会给社会的稳定带来变量，此时的发展与稳定似乎成为了一对矛盾。历史上众多帝国都是在这两者间保守的选择了后者，这也就造成了帝国必然会衰败。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但绝不是发展的目的，为了稳定而发展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不稳定。人类社会动荡的根本在于社会结构未能及时适应新技术的发展，而伟大的领导者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在这十字路口上的大胆变革。不是这些统治者开创了时代，而是在这时代变化的节点上他们做出了重要的选择，相反那些“守成者”则完全的浸没在历史中。
当下的中国正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这种复兴并不是指单方面经济、军事的强盛而是一种新文明的引领。过去我们曾经领跑过，今天我们是追赶者，但这场比赛不会有撞线者，谁觉得自己已经撞线往往就意味着自己已经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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