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的漂流儿童
2016/6/1 中国基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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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社会或者业界，总是把关注的目光聚焦于华为公司本身，它的业绩，它的管理理念，它的科研水平，以及华为掌门人的神秘低调等等。而其身后的员工个体、员工家属，以及此文中的漂流儿童，他们的情绪，他们的故事，是否也应该加以注视？
证券时报 马虹玫
“华为要跑了”，“华为不跑”……伴随着华为掌门人任正非接受新华社采访内容的传播，各种各样分析的、揣测的网文喧腾于互联网上。
实际上，华为一直在发展，从来没有停下全国乃至全球化的布局。华为在海外设立了22个地区部、100多个分支机构，在美国、印度、瑞典、俄罗斯以及中国等地设立了17个研究所，全球还有36个培训中心。
在这组傲人的数字背后，是否有人想过，有多少华为员工奔走迁徙于这组数字中？他们的妻儿老小又是何种状态？有人想过这些数字背后隐藏的话题吗？
经由媒体报道，“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进入公众视野引起国家相关层面的关注。近年来，跟随父母外出务工的“流动儿童”也渐渐进入公众视野。据统计，我国目前有3581万流动儿童，他们的健康成长关系到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未来。
不知道这个统计数据里面有没有包括跨国漂流儿童？如华为外派员工的子女们。暂时没人做过相关统计，但身边一些华为人的孩子，他们往往跟随父或母工作的调动，在世界各地迁移着，因此将其命名为“华为漂流儿童”是恰当的。事实上，漂流儿童这种提法也是我首提，因为这个群体，既非留守儿童，也不是流动儿童，与这两者相比，华为漂流儿童具备如下几点特征。
他们的父母在自身素质、受教育程度、经济实力、个人追求等方面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
他们的流动，基于父母工作地域的变动而变动，华为内部，将这种现象称为“随军”。
跟随父母前往发达国家的漂流儿童，多于前往落后地区如非洲等地的儿童。这与他们父母对教育和生活环境的高品质追求分不开。
在貌似高大上的海外漂流过程中，这个群体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理应引起人们的关注。简单说来，大概有如下几项。
教育相关的艰难选择与安排，国内外教育模式的差异性如何衔接？具体又可细分为很多部分，如语言、文化观、生活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
与生活所在地圈层的融入程度，跨人种和国籍的小伙伴们如何相处？是否能发展出超越国籍与人种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的维护会不会涉及到意识形态层面的交集与对立？孩子可能有在面对中外观点截然相反的历史文化教育方面的困惑，由谁来解决与释疑？
不同的生活方式容易引起漂流儿童在适应新环境、新生活方式时出现困难，当地是否有足够的社会力量来帮助他们尽快适应？父母又该如何寻求这些力量的帮助？
漂流儿童与父母的亲子关系发展是否健康？父母是否有足够的精力在应付异国生活之余来关注孩子的心理成长？
问题太多，一下子给不出答案。那么不妨让我以个案为例，展开此话题讨论。
美君，两个孩子的妈咪。在老大即将上小一，老二上幼儿园小班时，选择随军，去往东欧某国。
经历了两次转机，合计飞行15个小时，才抵达目的地国家。长途飞行对大人都是考验，何况对于当时还不满4岁的老二。
华为在该国驻地城市有地区部和代表处，倒也算人员众多，但因各种原因，中国外派员工居住分散。当地学校以本国语言(非英语)授课，为了孩子的将来，外派员工及其家属，不得不把孩子送进收费更高，但更为国际化的国际学校接受教育。
美君一家为孩子选择了英国国际学校，皆因该校在中国内地深广沪等地都有分支机构，理论上讲，即使日后回国，也能承接对应的有继承性的教育。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每个孩子每年十万元起的学费，且该费用随着年级升级而上涨。为了孩子上学方便，美君一家在该校附近租房。其他的一些随军家庭，有人选择美国国际学校，或者加拿大国际学校，大家因此分散居住。
由于分散居住带来如下几个问题：一、住房成本增加，在公司的住房补贴基础上，个人还得再掏腰包；二、孩子缺少玩伴，对于儿童的心理成长和社交能力培养带来负面影响；三、使得美君这样的随军主妇，交际圈子狭窄；四、每天忙于孩子上学放学，午餐还要做饭送到学校去，美君没有更多时间去发展自己的其它兴趣爱好；五、当地通用语言非英语，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店员、街坊等当地人存在语言交流障碍，因为双方都只能说一些很简单的英语，不能进行深度交流，不能较深入融入当地圈子。
孩子是有语言天赋的，华为人的孩子自然也不例外。美君的两个孩子在国内接受的英语教育相当有限，但在该英国国际学校，孩子们很快适应了英语教育。但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孩子们的中文水平开始受到影响。美君的两个孩子，在家里说中文的语序都不太对了，更别提中文书籍阅读和汉字书写。一些在别国接受教育的孩子，他们的母亲则说“孩子已经不大会写汉字，看起来更像在画字”。这种现象引起了美君的警惕。美君的大孩子在回国上三年级的时候，因为语文(汉语)程度偏低，差点被学校拒之门外。美君花了一个暑假的时间，请家教给孩子猛补中文。因为孩子的中文水平，又导致了不能完成数学题，如需要理解题意的应用题。
华为的漂流儿童，在出国时要从母语“中文”过渡到更为国际化的语言，如英语、法语等；两三年的学习之后，如果家长工作区域变动，比如从英语区调到非英语区，同样的教育难题又摆在家长面前。选择何种学校？接受哪种系统的教育培训？要知道，华为的外派员工，通常在某地工作三五年的时间，就又面临调动。如果回国，孩子回来同样还要再过一次语言关，这次是学习自己的母语——中文。
这当中的纠结与折腾，不仅仅是财力的投入，更涉及到孩子的教育规划，是否长期在国外生活？是否从小到大都接受国外教育，从此把中文作为外语？是否接受国外高考的挑战？这些问题困扰着每一位跨国漂流的学龄孩子的父母。
即使这些都能解决或暂时解决，世界各国，不同的历史观、价值观等冲突，会让孩子和家长产生断裂感。日本教科书中对二战时期的历史问题的论述与国内有差异和冲突。身在日本的家属表示，他们无法也无力给孩子做出合理化的解释。只是感觉到在别人土地上，一种绝对的少数派被不公正地对待。这潜伏于平静、发达、繁荣的生活表象之下的深深的被刺痛感，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没有人答疑解惑，作为在国内生活几十年的华人，面对这些扭曲与断裂，他们该选择无视还是相信？这种无力感，透过家长传递给孩子，又将引起孩子融入当地圈子的深层困惑。于是，很多问题，普通人只好不去细想，但作为研究者，我们是不是应该去重视这些问题？即使不以家国恨等宏大命题来加以重视，也应该给出一点解决这种冲突的方法，以期稍稍化解困惑者心中块垒，让他们能在异国他乡生活得畅快一些。
美君在大孩子三年级、老二上一年级时，经历又一番艰难选择，搬回国内。来回折腾的这几年当中，美君从一个精明能干的女老板，成为更纯粹的文本意义上的“全职太太”。她的房子，出国前租给别人，再度回国，为了孩子能上一所好学校，她不得不去更好的学区租房住。而夫君依然留在海外，夫妻二人的离愁别绪，可不是传统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那么唯美动人。对美君来说，孩子上学、租房、教育、陪伴、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她一个人独挑大梁；面对大大小小的难题，美君体会到实实在在的无人可靠。对于美君的丈夫来说，没有家庭亲情的陪伴，没有妻子的体贴照顾，没有孩子的痴缠，重新回到单身汉的状态，但是又在心里对孩子和妻子充满想念与愧疚感，这些情愫与情绪，曾一度导致夫妻关系紧张。幸运的是，美君和丈夫情比金坚，也有处理感情危机的智慧与愿望。但据我所知，并非所有的外派员工及其家属都能把面临的情感危机处理得当，很多家庭走向离散——形式上的离散以及法律关系上的离散。很多孩子缺失父母的完整陪伴，缺失小伙伴的共同玩耍……
还有跟随外派父母至非发达国家的漂流儿童，他们除了需要面对教育的难题、圈子的融入以外，还要面对某些国家和地区动荡的政局(局势不稳定时，所有员工家属和孩子都被限制自由出行)、治安问题、民生保障(动不动就停水停电半月以上，饮用水都限制供应等)问题……
社会或者业界，总是把关注的目光聚焦于华为公司本身，它的业绩，它的管理理念，它的科研水平，以及华为掌门人的神秘低调等等。而其身后的员工个体、员工家属，以及此文中的漂流儿童，他们的情绪，他们的故事，是否也应该加以注视？华为骄人的业绩以及其符号化的高大上，似乎遮掩了其中某些个体的悲欢离合。业绩纵然重要，但正因为有了每一位华为人和他们的家属的默默付出，才让业绩不仅仅也不应该只是冰冷的数字。
在中国企业大举进入国际化的进程中，在华为作为其中的优秀代表越来越进入公众视野的当下，请大家随着我的笔端，祝福美君和千千万万个美君和他们的孩子们!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温情祝福，我们给出的也不该只是空洞的祝福。
(作者系深圳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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