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发文批过度娱乐化：媒体引领价值，不是关注谁离婚出轨！
2017/4/14 传媒时评
导读：“星”闻报道应当有价值坚守、价值担当，追什么“星”、推出什么“星”闻，媒体责任重大。
不能为取悦受众而“失向”，不能为吸引眼球而“失真”，不能为刻意迎合而“失态”。
文丨宣言 来源丨《人民日报》(2017年4月6日 5版)
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星”闻报道存在着一“热”一“冷”两种现象。对娱乐明星的花边轶事、生活八卦，一炒再炒、热度不减，文字、图片、视频等十八般武艺轮番上阵，甚至还用上了直播、H5等新技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曾率部队抗洪救灾保护42万人生命财产的“流泪将军”董万瑞、被誉为中国航天“总总师”的任新民相继离世，相关报道却显得冷清不少。这种冷热失衡的舆论现象，背后折射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娱乐明星知名度高、粉丝众多，一举一动都可能受到关注，很容易成为镜头的焦点、版面的热点，适度报道无可厚非。但是，个别媒体为了追求点击率、视听率，热衷追捧娱乐明星、网络红人，大量炒作个人隐私、情感绯闻，大肆宣扬纸醉金迷、花天酒地，使“星”闻弥漫着庸俗、低俗、媚俗气息。过度娱乐化、物质化、肤浅化的信息大行其道，只会助长享乐主义、奢靡主义，影响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育和养成，败坏社会风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切为中华民族掌握自己命运、开创国家发展新路的人们，都是民族英雄，都是国家荣光。他们才是指引我们前行的明灯，才是真正的璀璨之星。但这些“星”往往甘于寂寞、埋头奉献，所从事的领域也不为人熟知，而媒体或报道过少、做表面文章，或用心不够、流于形式，使人们很难了解、无从体味其中蕴含的宝贵精神力量。
事实证明，只要潜心挖掘、深入报道，他们就会走进公众视野、成为众人学习的榜样。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陈景润成为明星，激发了国民勇攀科学高峰的热情；专题节目《大国工匠》讲述了不同岗位劳动者匠心筑梦的故事，让人感受到默默坚守、孜孜以求的伟大；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展现了文物修复者的工作和生活场景，让很多人敬佩不已。
“星”闻报道应当有价值坚守、价值担当，追什么“星”、推出什么“星”闻，媒体责任重大。不能为取悦受众而“失向”，不能为吸引眼球而“失真”，不能为刻意迎合而“失态”，更不能让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的“爆料”淹没我们的生活。
媒体的价值引领，不是关注谁要结婚生子、谁又离婚出轨，而要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应多一些激浊扬清、少一些哗众取宠，多一些积极向上、少一些庸俗格调，把更多镜头和版面投向那些功勋卓著的民族英雄、苦干实干的科学巨星、令人敬重的学界泰斗，投向那些爱岗敬业的劳动模范、崇真扬善的道德先锋，让他们的事迹和精神成为激励全社会不懈奋进的强大力量。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新闻媒体只有牢牢把握正确导向，把那些筑梦路上的巨匠大师和无名英雄从幕后推到台前，用他们书写的绚丽篇章去感动社会、去影响社会，使之成为人人景仰和追逐的明星，才不辱成风化人、凝心聚力的职责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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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百何被爆疑似出轨：明星隐私报道的新闻伦理探讨》
来源：新京报传媒研究(ID：xjbcmyj)
今天中午，据全明星探爆料，女演员白百何疑似出轨。日前其在泰国与某男子在酒店亲密互动的视频被公布。白百何方面目前没有回应。
网络舆论又一次被引爆。明星隐私类新闻似乎总能引发大量关注，公众人物隐私的每一次曝光，都带来一场不同规模的网络狂欢。对于记者来说，在追求真相、满足公众知情欲望与保护公众人物隐私之间，似乎存在天然的对冲，任何选择都是两难和两全的。而两者间那个合理的“度”，又不曾为人说得清、道得明。
这种跟踪、偷拍获得公众人物隐私的新闻总是引起人们对新闻伦理的探讨。媒体对于明星隐私的报道究竟该怎么处理? 小编梳理了相关的观点与讨论。
新闻学教材上怎么说？
由柳斌杰主编的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闻记者培训教材2013》一书中提到：
“新闻传播侵害隐私权，是指新闻媒介擅自公开他人与社会公共领域无关的私生活的行为。新闻传播侵害隐私权的要件有以下三个：
在新闻作品中披露了他人的隐私内容。(包括未经当事人同意在新闻作品中公开他人的婚恋、财产等内容；在报道中未经他人同意披露了他人婚外恋情、婚外性行为内容；未经当事人允许在新闻中披露了他人过去不光彩的历史；在新闻报道中公开强奸、流氓等犯罪案件中的被害人的姓名、地址或足以使读者辨认其人的特征。)
报道的是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私生活
新闻传播侵害隐私权行为人具有过错
当新闻采访或报道被诉侵权时，如果具有正当的抗辩是由并被法庭所确认，则新闻媒体将被免除责任。新闻作品侵害隐私权的抗辩事由主要有：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原则
公众关切与知情权原则
公职人员和公众人物隐私克减原则
公众知晓、公共场合、公开记录原则
权利人同意原则
媒体如何看待？
2014年，媒体人潘采夫在凤凰评论中发文《“还原”卓伟：真相是记者的最高追求》中指出：“一位报纸总编辑说，卓伟是个好记者，无论做哪类新闻，拿到真相都是记者的最高追求，在公共场所偷拍明星生活，并不闯入私人领地，记者偷拍贪官受贿黑心豆腐地沟油，从新闻专业主义来讲并无高下之分。
新华社连续发评批判卓老代表的偷拍明星，认为是给新闻蒙羞，这一点绝不认同。卓伟这次做的事情，恰恰符合按官方倡导的主流价值观与家庭伦理。如果是针对偷拍手段，那么不久前央视偷拍东莞小姐又怎么讲？莫非偷拍也分三六九等，去东莞叫暗访，街上拍明星就叫偷拍。”
《新闻记者》杂志公众号在文章《2016年传媒伦理报告》中，在点评“狗仔记者无人机拍摄明星婚礼事件”时指出：“我国的娱乐新闻方兴未艾，相关规范却仍模糊。特别是在对明星的报道中，一直存在是否侵犯个人隐私的伦理争议。
比如卓伟一直认为，其偷拍行为不是侵犯隐私，而是维护公众知情权，‘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对社会承载更多责任和义务。新闻报道有一条共识，就是明星 的隐私权在一定程度上是让渡于公众的知情权的。明星本身具有商品属性，公众对其代言的商品有知情权，我们娱记只是恰恰去帮助维护公众的知情权，这并不是侵犯隐私’。
而媒介法专家魏永征则认为，通常说对隐私的侵犯，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对个人信息的擅自披露或进行不当利用；二是对个人生活及其场所的不当干扰，这在法律上叫作入侵(intrusion)。现在对个人信息保护谈论很多，对个人生活的保护相对注意少一些。人们常说，公众人物隐私比普通人少，这是因为公众人物由于自身事务同公共事务、公众利益存在较多联系。但是公众人物和普通人一样有个人生活及其场所，媒体和他人也不应该擅自打扰。
这次霍建华和林心如的婚礼，作为公众人物，受到公众关注，媒体报道他们结婚的消息，或者发布他们的婚礼照片，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在主人明确表示不邀请媒体人参加之后，卓伟竟然派记者用无人机在婚礼现场上空拍摄，就是对隐私的打扰或入侵。”
《中国青年杂志》在2016年曾刊发文章《“卓伟们”存在的价值在哪里？》，文中提到：“娱乐记者惯常于跑会，或者拿到通稿稍加编辑，或者做个传声筒有言必录，全程轻松流畅无风险最后还不忘收下红包以作车马费。最后，我们看到的‘填鸭式’娱乐新闻(如果这也算新闻的话)多是为明星偶像们不遗余力地做正面宣传。
而狗仔卓伟显然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子，他偷拍、调查、追踪、爆料，且不争论他是否真正做到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揭露的是明星的原生态和真面貌，满足大众对真相的诉求，发挥新闻应有的社会监督作用’，但至少他是下了功夫，不是简单地拿车马费做传声筒，的确给大众生产了更像‘新闻’的娱乐内容，确实呈现了明星偶像不为人知的一面。”
学术论文持何观点？
期刊《新闻传播》2015年1月刊中发表了题为《新媒体时代明星隐私权问题浅析》的相关论文(作者为南通大学杏林学院王佳华)， 文中这样表述：记者通过窥探、偷听、监视，摄影、录音、录像，骚扰、追逐等等，侵犯了明星的隐私权，满足了公众极不健康的窥私欲，却给当事人带来痛苦，结 果只会导致社会道德的沦丧。媒体应在遵守新闻报道自由和保障明星隐私权之间找到平衡点。虽然传媒生态环境正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但不管发展到什么程度，尊重 个人隐私的道德原则是不会变的。
在《新闻世界》2009年第12期中刊发的论文《报道明星隐私的合理界限——以网络媒体为例》中，作者汪思婕、杨璞对涉及明星隐私的新闻报道提出了若干规则：
从报道目的而言，公益先行，态度端正。大众传播是具有很强公共性与公益性的社会活动，媒体应在其传播活动中坚守真实、准确、客观以及服务于公众等专业标准。
就新闻事件来说，媒体报道的明星隐私一般应与其所从事的职业及公共利益相关。除此之外，纯属个人私生活内容的隐私，媒体不宜报道。
从媒体报道的对象说，应仅限于明星本人，明星的家人、朋友在未得到本人允许的情况下不得曝光。
从媒体报道的手段来说，要避免或少用隐性采访手段。隐性采访对披露事实真相具有独特的价值，但要注意把握“度”，否则容易构成侵权。
在写作手法上，应全面、客观地报道事实，探寻真相。多些健康积极，少些低俗负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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