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20年，那天是最难熬的大手术日，从此我明白“顺利”二字有多么珍贵！
2017/10/24 中国医学论坛报
作者：罗震中
来源：殳儆工作室
1
我是一名心内科医生。
那天是我的大手术日。
一般人很难理解要经历“大手术日”的医生：聚集所有的精神来迎接一天在导管室奋战，穿着沉重的铅衣，包裹重重手术衣，集中所有精神，穿刺，置管，进导丝……
中间会有失败，再失败，汗湿重衣，最后，我会把预定的目标做完，迎来疲惫中的收工，和内心的成就感。
工作结束的时候，经常天已经黑了，最后守候的病人家属说：“辛苦了，医生”。难言复杂的小小快感，会象电流一样，通过我的心脏。
大手术日很累，一个星期中最累最紧张的一天，但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导管室是心内科医生的战场。
当天手术病人，会一个接一个等在手术室的门口。他们眼睛里的需要，期待，紧张，让我们科室的医生形成了一个“亘古不变”的习惯：绝对不可能在大手术日那天迟到。
2
爸爸的胸痛，在手术日的早晨来得特别剧烈。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心内科医生，没有做心电图之前，我就猜到结果了。又一次的急性心肌梗死。
在去往医院的路上，我的内心，象被马蹄踏过的泥浆路，一片狼藉。
我不可能，为自己的父亲做介入手术。
尖锐锋利的针穿下去，那是父亲的血管。皮肉之间神经锋锐的痛觉，他的痛，他的退缩，就象痛在我自己的身上。
当痛苦的声音在叫喊，那是多少年来，早晨送你上学、晚上接你回家的那个熟悉的声音。
我是一个凡人，血肉相连的痛觉，会通过基因，通过无所不能的神经末梢，让我感觉到，即使是一个成熟的心内科医生，我也不可能镇定如常地操作。
我能把“大手术日”推后吗？恐怕是难的，忙碌的介入手术室，多少辅助工作的同事，多少病人的等候。在工作量满负荷的医院里，整个手术日的工作就像是不偏不倚“嵌”在那个时间的凹槽里，牵一发而动全身。
我扶着父亲到病房的床上躺下的时候，已经脑补了无数会出现的痛楚，危险，纰漏。举棋不定，心乱如麻的焦虑包裹着我。
关心则乱，身为人子的决断，我必需把他交给“医生”。那些往常和我一样，镇定平静，能够完成一次又一次高难介入手术的同事。
孙医生做完心电图，没有看我，也没有把图纸递给我。就像我是一个普通病人的家属。“我会搞定，放心。”不容置疑的语气中我已经明白，那的确是又一次心梗，我的父亲需要急诊介入手术。
握着父亲的手，感觉一下那种粗糙的血脉相连，我点一点头对孙医生说：“交给你了，拜托。”不敢再停留，一个儿子，把父亲的生命，交托给我最信任的人。
孙医生是我的战友，无数次在他身边，配合，协作，讨论，再尝试……
毫无疑问他会做得比我好，他会剔除七上八下的慌乱，剔除休戚相关的痛楚，把技术平静地发挥到最好状态。
没有日常的告知，同意，签字。
技术上的了然，和感情上的信任，简化成了：
“拜托”和“放心”。
3
走进导管室，戴口罩，戴帽子，洗手，调整手术床，调整无影灯……
把翻腾的心情，压抑到波澜不惊，在仪式感一样的程序中，恢复我从一个慌乱的儿子，向“医生”走去的脚步。
今天，是大手术日。
多少个病人在手术室门口，等着我说：“很顺利!”
很顺利，桡动脉穿刺置管，稳定如常；导丝的到位，稳定如常。心脏电生理是我熟悉专业领域，每一项操作，都充斥着信心。
我身体的另一部分，在这个寂静的空间，努力倾听着隔壁手术间的声音。介入手术室的隔音配置和环境，不可能听到任何声音从那边传过来。我不知道他们开始了没有，不知道进程，身体的每个基因，都在倾听，在等候。
但是，所有的精力，能力，注意力，都专注在面前的手术台上，在我视线所及的蓝色无菌单遮盖的病人身上。
发挥如常，顺利做完第一个，手术的间隙，隔壁介入手术室做助手的同事迅速地跑过来对我说：“已经在进支架了，顺利!”
像所有等候中的儿子一样，我呆立在手术室的感应式移动门前“哦”了一声。理智的手，把无纺布的手套绞了又绞，阻止冲动的脚，去踏感应器的开关。
我是一个儿子，就不应该从那个门进去，站在父亲的手术床前，用情绪去影响正在手术的医生。
孙医生的团队正在操作：扩张冠脉，抽出血栓，送入支架......或许会有恶性的心律失常，会需要电击除颤。 这个过程需要纹丝不乱的镇定。
我是一个医生，就不应该从那个门进去，带了一身惶惑和无助回来，在我自己的手术室里，继续为我的病人操作。一个马上要手术的医生，需要纹丝不乱的镇定!
站在那个门前，把无纺布口罩的线，带子，钢丝，拆成蓝色一缕一缕，阻止自己踩下感应器的开关，走进那个手术间。
回到自己的手术间，我在踏脚凳上坐了下来，看了看指针走得非常沉重的钟。我的助手李医生，放射科的技师，上台护士，几个人的视线都在我身上。
他们不约而同，了解地放慢手里的速度。并没有把下一个病人推进来。
20分钟，用一个姿势，呆坐在踏脚凳上，感觉自己快要成为化石。
这时，戴着口罩的孙医生跑过来，在门口探了一下头，做了一个OK的手势，“顺利”!
他那边结束了，爸爸安全了!
我的心重重震荡了一下，从喉头回到了胸腔里。
深深吸进一口气回到我自己的位置重新开始：戴口罩，洗手，穿手术衣，戴手套，铺巾……
熟悉如流水的无菌规范，有着仪式化的郑重。提醒我，把所有的情绪都消灭在蓝色的无菌手术衣下，放空一切思绪，象上战场一样......
爸爸安全了。我也必须要完成我自己的工作，那些坐在导管室外面的病人和家属，都在等着我说：“顺利。”
镇定如常，一个接一个，和每一个大手术日一样直到结束。
4
这是我一生中最沉重的一天，两个角色，重重地同时落在我身上。
“怎么样了，我爸爸好吗？”最后，收工，脱手套的时候我问。
“他好，他已经在稳定了。”孙医生从身后重重地握住我的手臂。
我没有去脱口罩，眼泪在口罩的掩护下，狂涌出来。我不敢抬起头来，怕人看到，眼泪从口罩里狠狠地留下，蜿蜒在面颊上，苦涩地渗到嘴里。
5
后来，感谢老天，我的父亲在慢慢好起来了，他会好的。
后来，像所有手术后谈话一样，孙医生告诉我，父亲在介入手术中的所有过程。我说不出一句感谢。怔忡之间往常最熟悉的一句话溜了出来：“辛苦了!”
后来，我知道，那个普通的“大手术日”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天。
身为人子，我把所有的托付都全权交给了医生；身为医生，我在任何状况下，都没有辜负人子的所有托付。上天，把两种感受同时带给我。
选修课的《医学伦理学》教过我们，医生应该具备“专业精神”，医生的职业道德，应该具备“利他的精神”等等等等。
其实，在当医学生的时候，我学得并不好，但是站在手术室门前，撕扯着口罩的那一刻，坐在踏脚上等候的20分钟里，工作了20年的直觉告诉我：
那是我在那个清晨作出的最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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