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东：把一份职业变成一份事业 | 《指尖上的光明》——30位中国眼科医生的故事节选
2018/11/18 17:00:48李妍 朱鸽昀 中国医学论坛报
想象是灵魂的眼睛。
医生有好的医术，开刀开得很棒，但如果没有悬壶济世的人文情怀，就不是一个好医生，只能说是一个好的“开刀匠”。
今天，我们也会觉得自己的学生没有我们当年好，甚至觉得80后、90后的学生，没有前几年的学生好。
我相信，未来10年，可能是遗传性疾病，例如，干细胞治疗或者转基因治疗在眼科疾病治疗中的发展。
——《指尖上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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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医患关系，关键做到三点
当前，医院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医患关系。从医生角度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有自己的感受和体会。
我在20世纪90年代大学毕业，开始做眼科医生，在近30年的从医生涯中，也经历过紧张的医患关系。从医生的角度看，我认为在医患关系中有三点特别重要。首先，医生要有爱心，更多地去关心患者、关爱患者，要注意患者的感受。其次，医生需要具备高超的医术、精湛的医技，才能真正帮助患者。第三，需要和患者多沟通。其实许多矛盾都是由于没有很好地进行沟通所导致的。
在当前医疗环境下，患者大量集中在大城市的大医院里，给这些医院带来了很大的工作压力，客观上造成医生和患者沟通的时间比较少。随着国家推行医疗改革，包括分级诊疗的广泛实施，这个局面会被逐渐打破。如果一家医院的患者数量相对减少了，医生就会有更多时间给患者精心诊治、耐心解释、及时沟通，就能大大改善整个社会的医患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患者的理解，医生的爱心，包括医生精湛的医术、更多时间的沟通，都是缺一不可的。当然，也需要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支持。
人生成长，需要感恩
在眼科界，和我一样努力的同仁非常多。对于我来说，从一个年轻的医生能够走到今天，是比较幸运的。我主要得益于三位老师的帮助和指导。
第一位是我的研究生导师张皙老师，也是原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她给我带来的是人生启迪，把我从一份眼科职业变成一份事业，让我从内心爱上这份事业。
我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眼科，这只是一份职业和工作。作为一位老师，张晳老师用以身作则的行动和对待患者的爱心，激发了我全部的潜力和最大的热情，包括学习的热情和对患者的爱。她经常教导我们的一句话就是，把一份职业，变成一份事业。
在大学时，我的学习成绩很普通。读研究生时，张晳老师的鼓励和以身作则，让我变得更加奋发向上。包括在处理医患关系时对患者的关爱，也是受到了张皙老师的言传身教，她用行动证明了应该如何做一名好医生。她精神上的引领和学术上的指导，让我获益匪浅，并由此改变了我的一生。
第二位老师是我在美国学习期间的博士后导师罗森菲尔德教授。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一位国外的顶级教授。他被世界眼科界称为阿瓦斯汀之父，是应用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治疗黄斑变性的第一人。跟随罗森菲尔德教授学习后，我逐渐打开了视野，知道了这个世界有多大。他用自己的职业精神和科学素养，让我体会到如何进行医学创新，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他是我人生的第二个导师。我始终认为，一位老师教学生技术当然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一种引领。可以说，他为我打开了世界眼科之窗，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世界最顶级的眼科平台，接触了一批世界最顶级的眼科医生，与他们一起交流，进入到另外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如果说，张皙老师是开拓引领的话，罗森菲尔德教授对我的最大帮助是给了我视野和发展空间。也正是因为与他的这段特殊经历和关系，并通过他的热心帮助，我们科室先后选送了20多位同事包括学生到美国学习。至今，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私人友谊方面，我们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第三位人生导师是我们现在的科主任，也是我们医院的院长许迅教授，他带领我进入到了职业生涯的另外一个空间。从美国回来后，在许院长的指导下，我开始开展眼科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并逐渐进入国内学术领域，结识了很多国内的学术大家，了解了他们怎样学习和工作，怎样开展科研。他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给了我最重要的帮助和指导，让我从一名临床医生转变成为医、教、研全面发展，同时还完成一些管理工作的复合型医生。可以说，他把我带到了事业的新高度。
从做导师角度来说，以上三位老师对我的影响特别深远。事实上，每个人的成长还离不开平台、同事、学生、家人，还有很多患者的支持。是周围人的共同帮助和支持，让一个人成长、成才。我非常感恩，有市一眼科这样的平台，有这么多的老师、同仁、同学、朋友的帮助。正是因为这些，我才能走到今天。
言传身教，润物细无声
张皙老师是非常著名的眼科专家，因此，她也承担很多为领导干部看病的任务。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有一次一位大领导来看病要插队，她直截了当地说，来看病的人都是通宵排队，你这样插队看病，对其他患者不公平。当着所有患者和这位大领导的面，她能这样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对所有患者一视同仁，一般医生很难做到。她从来不拿患者的红包和回扣。这里处处体现着她对患者的爱。
张晳老师还有一件事特别令人敬佩。她可以记不住患者的长相和身份，但她可以记住患者的眼底。她曾经告诉我，她看到患者的眼底，就知道患者的手术是我们科里哪个医生做的。当时我觉得不可思议，难以想象。但她确实能够记住每一位医生的手术风格和特点，也能记住患者的眼底。所以她说：“我不记人的，但是我能记住患者的眼底。”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为患者的服务之中，同时又非常有爱心，把患者的利益放在最高处。
医生是一个职业。作为职业，就要有符合职业特征的技术。但是，医生又不同于工程师，不是面对机器、零件、螺丝钉，而是面对活生生的人。因此，医生要既要具备职业精神，还要具有伟大的人文情怀，这是非常重要的。医生有好的医术，开刀开得很棒，但如果没有悬壶济世的人文情怀，就不是一个好医生，只能说是一个好的“开刀匠”。
现在，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提出，要培养具有人文情怀和创新精神的医学生，这是非常正确的。事实上，医生尤其是伟大的医生，会在日常工作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体现人文情怀，并不断从中总结规律和特点，再用于疾病的诊治过程中，这样才可以被称为医学科学家，甚至做得更好。
拥抱时代的方式不同，重要的是引领
做学生的时候，我的三位老师，尤其是张皙老师曾经说过，我们比他们当年差多了，他们当年是24小时住院医生，都住在医院里的。今天，我们也会觉得自己的学生没有我们当年好，甚至觉得80后、90后的学生，没有前几年的学生好。为此，我困惑了很久。现在终于想通了，这不能说是一代不如一代，而是时代变了，他们用他们的奋斗方式在改变未来。
现在的学生以他们的方式去工作和生活，很难说他们未来取得的成绩就一定比我们差，重要的是引领。比如说人文情怀，老师的以身作则，对患者高度负责的态度，会给他们引领。家庭环境、工作环境和社会导向，还有学科的文化传承，也会给他们引领。虽然现在还没有直接体现出来，但在未来的某一天，当医者的责任在他们肩膀上的时候，也许他们就能领悟。我们现在只需要做正确的事情，做应该做的事情，理解他们只是在用他们的方式拥抱这个时代。我们要相信，新的一代一定会比我们成长得更好。
其实，现在的学生应该说比我们上学的时候压力要大得多，包括择业的压力、科研的压力等等。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也做研究，但比现在学生要做的简单得多。当然，整个医学科学的迅猛发展，包括新技术的应用，从大数据到信息化，再到新的一些分支生物学、干细胞等等，给现在的学生带来了更好的时代机遇。国家的大环境也处于一个最佳的上升期，还有前期学科的积累，包括研究条件等，都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现在的学生面临着更好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更容易脱颖而出。当然，我刚才也提到了，他们会用他们的方式去拥抱这个世界。
我有一个学生，是在我院进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医生。相比我们的八年制学生和三年制科研型博士研究生来说，对他们的要求会相对低一点。但是这个学生多才多艺，他担任学校某文艺社团的主席。有一天他对我说：“孙老师，我真的想不通，如果我的一生都像你这样，每天看书、开刀、看患者，然后做研究，带着学生开会，这样的人生太不完整了。”我第一次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还是非常诧异的。但我很感谢他能够把真实想法讲出来，也让我开始思考。快毕业的时候，关于他的职业选择，我们进行了一次深谈。
他说：“孙老师，其实我有很多兴趣爱好，如果我不努力工作，不做出一番事业，怎么发挥我的兴趣爱好，实现我的人生目标？”
他毕业的时候找工作，到每个公司应聘都被录用，非常抢手。大概才工作了半年多的时间，他已经成长为优秀的职场者。
学生的成长需要一个过程，你看他很迷茫，也曾不努力，但当他们醒悟后，依然会把这份职业做得很好。这就是我常说的，他们用他们的方式去生活和工作，用他们的方式去拥抱这个时代，并不是我们的方式。我们的方式和他们的方式没有对错之分。他们就是以他们的方式，同样能够带来社会的进步和他们个人的职业发展。所以不用担心，他们都会走得很好。
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带动了眼科迅猛发展
视网膜脱离手术，可以说曾经是我们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镇院之宝”。国内眼科界有句名言：“‘东方一只眼’开创了我国视网膜外科的先河”。我们第一代眼科主任赵东生教授，作为我国眼底病外科的先驱、视网膜脱离手术和研究的创始人和奠基人，号称“东方一只眼”的著名眼科专家，做了非常多的创新性工作。
我刚做住院医生的时候，病房里大部分都是视网膜脱离患者，这些患者常常要等上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做手术。上世纪80年代，赵老开始举办全国玻璃体视网膜手术培训班，许多大专家都参加过培训。通过不断推广这方面的手术技能，患者需要等一个月再手术的现象再也看不见了。全国医疗水平的提高、社会的进步和每个医院医生的共同努力，带动了我国整个眼科界特别是眼底病界的发展。
我参加工作10年左右的时候，那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还是非常少。1996年，许迅院长从香港学习归来，开始开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研究。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越来越多，视网膜脱离逐渐被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所取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是用玻璃体切割手术，但比视网膜脱离手术更难，被称为“针尖上跳舞”。
从1998年至2008年这10年，伴随着改革开放，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糖尿病患者多了起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也大量增加。我工作后的第二个10年，治疗的是大量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
从2008年至2018年是我工作的第三个10年。2007年，我从美国回来，开展了抗VEGF治疗老年黄斑变性研究。这10年间的最大感受是，人口老龄化，人均寿命越来越长，老年黄斑变性患者越来越多；技术的进步，使得过去一些无法医治的疾病，像黄斑界面疾病、玻璃体黄斑牵拉综合征等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
这三个10年，可以看到疾病谱规律的变化，也可以看到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比如，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经济条件好了，卫生条件好了；医学的发展，医院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原来不能治的现在可以治了；原来玻切机只有600转、800转、1500转，现在到了8000转、10000转。技术的进步，带来了诊疗的发展。
我相信，未来10年，可能是遗传性疾病，例如，干细胞治疗或者转基因治疗在眼科疾病治疗中的发展。到2028年会是什么样的变化，现在很难预测。但是，我工作的这三个10年，每10年就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所以，非常期待未来10年的新的发展。
孙晓东口述，李妍、朱鸽昀采写
孙晓东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眼科中心常务副主任。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全国委员、上海眼科学会委员、玻璃体视网膜专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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