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实录·中国医学人文大会】许嘉璐：对“物”理解越深入，距离“心”就越远！希望中国走出兼通文理、融合医学人文的领路“孩子”！
2017/9/14 医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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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就要开始进入一个科学技术—包括医学技术—的新时代、创建新范式的时代了。”9月8日，在中国医学人文大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赞叹，“这是中国的医学界和人文界两支队伍、两种思维模式，第一次以如此的规模相见、握手、融合。这反应了中国的医学学者和一线工作者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也反应了我们学术界对世界走势、社会状况的敏感与关怀。”
在开幕式致辞中，许嘉璐站在哲学高度、以形而上的角度，发表了一场讨论医学和人文科学关系为主题的深度讲话。
人类在时间长度远远超过古希腊、古华夏、古印度至今的这一时段里，是把知识与美德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的。
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起，就开始有意地、逐渐系统化地对主、客观事物进行观察、思考和研究。人类的这一行为明显区别于其他动物。人类最初是把对客观事物(他人、环境、宇宙中所有的“物”)和主观事物(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心”)混合在一起，或者说是当作一个事物来认识的。这一阶段延续了很长时间，晚到在希腊古典哲学、中国的《老子》《周易》、五行学说中和原始佛教的经典中，以及藏传佛教的寺庙文化里，仍可以清晰地看到“心”“物”一并分析、论述的状况。
大约自17世纪中叶起，对主客观(物与心)的关注和研究开始分道扬镳，不仅研究的“对象”分成“物”和“心”，而且各自形成了迥然不同的研究方式、方法。西方启蒙思想家、古典科学家的论述和发现，进一步有力地推动了二者的分野。随后出现的工业化浪潮则更加固了双方的阵地和基础，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我在这里着重指出古典西方科学把“物”和“心”二元化，并始终以二者对立的思维对待之，不过是要指出：这种二元对立的文化，是对人类古初思想和追求的背叛；对“物”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入的了解，就距离对人类心灵的关注、思考和研究越来越疏远。
研究“物”的科学，也就是今之所谓自然科学；研究“心”的科学，包括了宗教神学和宗教催生的所谓“心灵科学”，例如近两个世纪层出不穷的种种心理学。
医学，很自然地被归之为自然科学，因而现代医学也按照自牛顿以来形成的机械论、分析论、终极论、简约化、线性化的思路和方法对待人类知之甚少的自身这一有机体。
现代科学实践为自己设置了特殊环境(实验室)、选择了特定对象(动物和个别人体)，以得出的特殊结论作为普世真理，推广到生存于极其复杂的社会、生态条件中所有需要医治的人身上。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不得不接受越来越破碎的“肢解”式检查、分析、治疗。
受这一思维模式的影响，就连“心灵科学”也把非物质的心理活动推导可测量、数学化、求精确的圈子里。例如，20世纪曾经风行一时的“格式塔心理学”就是如此。
尽管如此，如果谁无视两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医学、药学在缓解人类病痛、增长人类寿命、减少死亡率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那将是愚蠢的；今天，如果拒绝科技的进步和西方医学未来的成就，那将是荒唐的。
工业化时代对客观世界敲骨吸髓的利用，最根本的动力在于超过所需的享受和无限度的利润，这才是今天世界混乱、危险丛生的主要动因；脱离了对高尚之心的崇拜敬畏，“技术进步”了、社会发展了，但是走到今天这一步，诚所谓“物极必反”，人类就要开始进入一个科学技术——包括医学技术——的新时代、创建新范式的时代了。
对“物”的重视，包括对满足自身感官欲望的重视，既相应地淹没了、抛弃了对于“人”来说更为重要的一面即“心”灵的追求；同时又为人类对财富的疯狂聚敛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战争、屠杀提供了刺激和工具。
对“心”的研究，亦即对于自性和社会之心的拷问，固然和自然科学一样，也是在追求真理，但是这一追求并不是从预设开始，经过实验室的反复验证而得出结论，而是从古今人生和社会的实践经验积累开始，经过一代一代精英的静思、总结，并在社会往复的实践中提升、变革而形成的不同时代的成果。
从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到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是走了这样一条道路。唯其经历了几千年实践的检验，所以能够放之历史长河和960万平方公里而皆准，并且已经深深沉淀为民族文化的基因了。
西方科技走过了200多年的辉煌之路，到20世纪初竟出现了“一往而不知返”尴尬局面。这一尴尬的根节就是与人文的脱离，“唯物是求”。未来的创新，或者直言，20世纪的医学创新，关键就在医学以至整个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纠缠”中找到一条新路。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野以至对立，是“已然”而非“必然”，人类未来的“必然”将诞生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亲密对话，进而逐渐融合。
医学与人文科学的研究、力图得到最好答案的“对象”，都是“人”之自体；对“人”的认识“本然”地需要二者相互配合、渗透；而二者的核心都是民族的哲学理念——在现象层面似乎是二分的，而到了形而上层面即完美地合一了。
宏观地回顾科学史，科学是在不断创新中向着更深更广处行走的；每一次的创新，都是对原有基础的突破和否定，同时又吸收了以前的经验和教训。这犹如桑蚕成长的过程，一生6次蜕变，终于破茧而出，终成正果；然后下一代又在重复这一过程。桑蚕以及其他一些鳞翅动物每一次的蜕变都要经过艰难甚至是痛苦的考验。和动物不同的是，人类是自觉地(或曰“理性地”)而非只是遵循生物本能向前进的。支撑着科学家不懈努力的，是对探寻真理的执着。医学发展到现在，是不是又到了一次蜕变的前夜？这一巨变，可能就是大胆质疑并蜕下过去的躯壳，留下前一代的积累和器官，继续繁衍。
所有的科学活动，都是“人”在主导、掌控，都是为了人类的生存、永续，而在研究者和受益者的心里都有着一份强烈的伦理关怀。这就是说科学与人文的对话属于二者共同发展创新的必有之义。
不可否认的是，研究者和受益者都有着自己的价值追求。若任何一方见物而不见人(包括研究者自身)，连受益者也只关注某一项科学和技术对“我”个人的价值，则科学及其技术就成了纯粹的“工具”。如此下去，科学就要进一步强化它的分析性，在复杂的主客观面前一直细分下去，进而掉进复杂化的无底陷阱，这不但远离了主客观事实，也远离了人类。救之之道，唯有大家一起开掘科学中的人文元素，特别是民族哲学的精华，回归古代哲人的智慧之海，让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引领人类逐渐走向对“人”和“物”全面认识的新境界。
自然科学，特别是医学，将与人文科学在对话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而中华文化、东方智慧，势将在全球成为先行者。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华文化对宇宙和人体关系的整体观、“民(人)为本”“推己及人”的伦理观、变动不居的辩证观和海纳百川的胸怀，正与“心”“物”的实际情况相合，现代自然科学的许多最新成果(例如宇宙学、生物考古学、量子力学、医学等等)越来越多地在向中华古老文化“靠拢”。另一方面，上述的中华文化的特色在以儒、释、道为主干的民族古老文化中，在民族文化的基因中，在浩如烟海的文献文物中，也在中国医学的宝库里,处处可见，信手可及。这和西方主要靠希腊哲学文本、现代科学成果的启示、部分科学家的反思而回归人类文化的初心相比，有着天然的优势。
一旦“医学与人文”的研究结出成果，就应及时引之进入医学院校的课堂，并向社会普及。一种理论和思想，只有被广大民众所理解和接受，才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对年轻一代的教育和培养。
要改变一个时代的社会思维定势，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即使用“思维革命”一词称之也不为过。如果知识精英的先知先觉不能唤起更多人的觉醒，不能在实践中取得实效，是难有说服力的。因此，我建议“中国医学与人文”这一题目，应以不同规模、多种形式持续开展下去。例如小型研讨会、沙龙式对话会、访谈会、国际研讨会等等。
继而，逐步地、很自然地形成研究、探讨“医学与人文”的跨学科领军团队，参与策划、组织、指导有关活动，促进在国家层面开展“医学与人文”课题的立项、研究和国际交流。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既需要坐而论道，更需要起而行之，根据已有的认识付诸医学实践，在实践中经受考验和不断完善。
一般来说，年轻人的创造力远远胜过年纪较大的前辈。大家都知道，量子力学经历了近200年的探索才有了今天的成绩。在这个不算很长的历史里，许多获得非凡成果的科学家，大多只有二、三十岁，以至有人开玩笑说“量子学”是“男孩物理学”，而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波恩在哥廷根办的“理论班”竟被戏称“波恩幼儿园”。
我希望，中国能尽快出现这样的幼儿园，从那里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兼通文-理，把医学和人文再次融合到一起的领路的男女“孩子”。那时将是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新医学问世之日，是忽略人、不见心、只见物的科学史的终结之日，也是中华民族为人类做出又一伟大贡献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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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排版：《医师报》 毕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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