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作家靠想象力，天才的历史学家先要放弃想象力
2022/3/18 捍卫人文学
作者：巴巴拉·塔奇曼
想象力的贫乏，正在让世界变得平庸。在写作领域也是同样，想象力是区分天才作家和一流作家的唯一标志。
天才的作家，都具备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他们能平地起高楼，用一支笔编织出一个个精妙绝伦，让人看了拍案叫绝的故事。
如果还能有点思想与人文关怀，便可称作作家中的思想家。
但是，还有一类是天才的历史作者，他们的天才却是主动限制自己的想象力，甚至放弃想象力。
他们的天才在于，即便某个历史事实大众再烂熟于心，但读了他的文字，照样会忍不住看下去。
而巴巴拉·塔奇曼正是这样一位天才的历史作家，这位史学界的奇女子，几乎以一支笔同时深刻地影响了文学界、历史学界、政治界，甚至改变了大众对历史的看法。
本文是她对自己一生写作的回顾，通过她的叙述，我们得以了解这位天才历史学家的成因，以及她一生写作的重要理念。不管是对历史本身感兴趣还是对写作感兴趣的读者，都能从中得到启示——
只采用事实，哪怕是最微小的细节
历史学家永远不能保证，重写的故事是否就是真相，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是保证用证据说话。
一个读者告诉我，他尤其喜欢《八月炮火》中的一段，那段写到英军在法国登陆的下午，一声夏日惊雷在半空炸响，接着是血色残阳。
他以为是我艺术加工出了一种末世景象，但事实上那是真的。
我在一个英国军官的回忆中找到这个细节，他参加了登陆，听到了雷声，看到了血色的日落。
如果存在艺术加工，那也仅仅是我挑出了这个细节，最终用对了地方。
材料的选择决定了最终作品的质量，这是我只用原始文献的原因。我对二手文献的态度是，它们有用，但也有害。
我在写作计划之初会看它们，它们引导我了解故事梗概，但我从不引用它们，因为我不想再重写一遍别人的书。
并且，二手文献中的事实是已经被筛选过的，使用它们就表明你放弃了自己筛选的机会。
我会毫不犹豫地以最快速度扑向原始文献：回忆录、信件、将领对战役的描述，不管它是否有倾向性，以及欺骗性——有时它们会这样。
即便是一段不值得信任的材料，对了解来源者的个性也有参考价值，如果此人正是事件的实际参与者，那就更好。
原始文献中的偏见是可以预见的，你应该允许它存在，并通过阅读其他版本来修正它。
对于每一个历史片段，我都尽量阅读两到三种材料，就算这个事件不具争议性，它从不同见证者的角度看来，以及在他们各自的记忆中也是不同的。
更为直接的研究是实地勘察。
在写《八月炮火》之前，我租了一辆雷诺，也在一个8月，我开着它沿德国入侵的路线——卢森堡、比利时、法国北部，重访1914年8月的战场。
除了对军事行动中的地貌、距离、地形有了感性认识之外，我看到了遍野挂着成熟谷粒的小麦，也许骑兵队当年曾在那里走过。
我测量过列日默兹河的宽度；我还看到，法国士兵站在孚日山脉的高度俯视失地阿尔萨斯是一副什么模样。
我体会到了比利时道路的颠簸，并且在寻找英军司令部旧址时，险些永远迷失在杂乱的乡间路上。
这时我才知道，为什么1914年骑摩托车的英国通信员要花三个小时才能搜寻25英里的范围。
从自我满足，走向满足大众
1904年，我去找一位女教授，她毕生都在研究美国和摩洛哥的关系。我问她准备什么时候停下来，她惊讶地看着我说，她已经做了大半辈子，怎么可能停下来。
我相信，她比在世的所有人都更了解美摩关系，但她曾想过暂停研究，花点儿时间向世界讲述她所知道的故事吗？
恐怕没有。
研究是无尽的诱惑，但你最终需要坐下来思考，把思想转化为可读的、不偏不倚的、有趣的句子，既要文字言之成理，又要读者读之有味。
这项工作是劳累的、缓慢的，常常是费力的，有时是痛苦的。它意味着对文字进行重新组织、修订、增删、改写。
但它也带来了一种兴奋感，像是一种喜悦，一种攀登奥林匹斯山的感觉。总之，这是一种创造。
当然，我拥有绝佳的便利来把《八月炮火》写得精彩绝伦。就像丘吉尔所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个月是“戏剧也难以超越”。
它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气质，使之高于普通的繁芜琐碎，这是伟大的悲剧必需的元素。
1914年的8月，有一种东西在逼近，不可逃避，无所不包，笼罩着每一个人。
直到最后，直到我落笔开始写尾声部分，我才完全理解我写了两年的故事的每一处含义。
快刀斩乱麻：历史学家要直奔主题
我在杂志社历练了7年，发现有没有好的文字，关键在于写作者有没有一双好耳朵——写作者需要倾听自己文章的声音。
很多美国作家并不这么做。
听听我的历史同行在《美国历史评论》中的这句话：“说明性的简化并未削弱他的报告的历史价值。”
短短一句话，就有五个长单词，每个都有四到五个音节。你必须读上三遍，再花点儿时间思考，才能知道这句话到底想说什么。
我认为，短词比长词为佳，音节越少越好。那些单音词，比如“bread(面包)”、“sun(太阳)”、“grass(草)”，干净漂亮，则是好上加好。
爱默生的一首诗几乎全是单音词，我认为这是最精美的英文诗句：
By the rude bridge that arched the flood，Their flag to April?s breeze unfurled，Here once the embattled farmers stood，And fired the shot heard round the world.
简陋的拱桥下河水潺潺，他们的旗帜在四月的风中舒展，被围攻的农场主曾经站在这里，打响的枪声为全世界听见。
28个单词中，24个都是单音词。这是英语的至纯之境，虽然它并非这位作者的代表作。再看这首：
On desperate seas long wont to roam，Thy hyacinth hair， thy classic face，Thy Naiad airs have brought me homeTo 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And 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
习惯了怒海飘荡，你紫蓝色的头发，你典雅的脸庞，你水仙子的风姿伴我返航，抵达希腊的荣耀，抵达罗马的堂皇。 读者会说，拿诗来做例子并不公平。确实如此。但是，这些诗句难道没有在文字的音律上对历史写作者有所启发吗？
我认为，真正的写作，必须写吸引读者的历史，让他们和我一样对写作主题欲罢不能。
第一步是去粗存精。他必须做一些准备工作，搜集资料，组织逻辑，挑选精华，丢掉无关内容——总之，丢掉它们——然后把剩下的综合到一起，使之形成一种发展式的引人入胜的叙述。扔给读者一大堆未经消化的内容、未敢确认的人名和未可定位的地名对他们来说毫无用处，这是作者的懒惰，或是炫耀所学庞杂的虚荣。
历史学家总是被历史的旁门和枝节所吸引，但写作的艺术——对艺术家的试炼——就在于，是否能够忍痛割爱，直奔主题。
拒绝结果先行，为故事增加悬念
历史写作的一个难点是，如何在人人都知道结果的情况下让故事保持悬念。我一开始十分担心这一点，但当我进入实际写作，并且反复验证之后，就有了办法。
我发现，如果你装作并未时过境迁，忍住事后诸葛亮的聪明，那么，悬念自然而然就会自己产生。
有时，我会禁不住要提示读者某个事件对后来发生事情的重要意义，这种冲动会无法遏制。
但是，我尽量狠下心。在描写二战时，我写下的文字就像我并不知道谁将获胜，而我只是在向读者描述，是哪种方法奏了效。
当危机临近，我也开始紧张焦虑。
比如，霞飞此时坐在大本营外的树荫下，整整一个炎热的下午都在思虑，是该继续将法军撤退至塞纳河，还是接受加列尼的请求，就此调转马头，于马恩河反攻。
德军右翼正向巴黎扫去，侧翼暴露无遗。时机正在溜走，霞飞仍然端坐苦思。即便大家都知道了结果，悬念仍然压得人喘不过气。
因为读者知道，如果他做了错误的决定，你我今天都不会身在此处了——或者，你我仍在，历史则由他人撰写了。
从不预设系统：从人的角度理解历史
有一个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历史的本质。如今，这场争论如你所知还在扩散。
一边是宏观思想家，或者说汤因比们，或者系统论者；另一边是人性论者——我这样叫他们，取其重视“人性”的意思。
汤因比型的人着迷于寻找历史的解释。他们制作了种种系统和周期要把历史挤压进去，这样历史就会有一个标准的形状，有了模式，有了意义。
而当历史顽皮地、毫不留情地蹦跳进错误的地方时，系统论者就忙不迭地将之归因于环境的异常。
其实，他们大可不必如此费劲，因为人的行为就是这样。
伟大的军事史学家查尔斯·奥曼爵士说过：“人类的行为记录是非逻辑的……历史就是一系列发生的事，不含任何必然性。”
预设系统我不敢相信，而将科学方法运用于历史学更让我避之不及。对历史最近乎本意的阐释来自列昂·托洛茨基——一个同时创造和写作历史的人。
他说，历史上的因果，“都通过自然选择后的偶然事件来折射自己”。你越琢磨这句话，越觉得对。
更近一些时候，《时代周刊》文学增刊上的一位匿名评论者，用一种超于争论之上的方式评论了系统论者。
他说：“理论先行的历史学家很难避免偏爱最适合他系统的事实。”他还说：“历史读者的心里都应该有此判断。”
这简直就是我的口号
中立客观：历史学家不能把自己当材料
如果历史学家找到自己的材料，而不是把自己当材料，那么，那些材料最终会对他说出历史谜团的答案。
在某人的回忆录中，我读到尼古拉大公1914年在被任命为俄军总司令的时候落下泪来，据作者说，这是因为他觉得不堪此职的重任。
这听上去就像当代的历史观察者最应该提防的那种一厢情愿，不像真的。
尼古拉大公据说是皇室唯一的“硬汉”，以硬派作风著称，为士兵钦佩，在宫廷中凛然生威。
我不相信他会感到不堪重任，但是，他为什么流泪呢？我可以忽略这条信息，但我不想。我想找到合理的解释。
我好几天在身上带着尼古拉大公的笔记卡，忧虑不已。然后，我想起了另一起哭泣的事。
我检索了笔记，发现了一条记述丘吉尔落泪的笔记，同样如此的还有法国战争部长梅希米。
我一瞬间理解了他们，他们不是为某个人而哭，而是为世事。我的这句话几乎脱笔而出：
“1914年的某种气氛，让感受到它的人为人类的命运颤抖。”我发现这句话解释了我一开始想写这本书的原因——那个“为什么”自己出现了。
同样的事还有一次，来自马恩河战役前夜霞飞的战斗命令。我着意把这个命令写成一个高潮，一次最后的冲锋号角，它确实就是那样。
但奇怪的是，这道命令平静、沉闷，全然没有那样的氛围。我试着用了十几种方式来翻译它，但都不理想。
有一天，当我第二十次重读它的时候，它突然就顺畅了。
我发现它的平淡正是它的意义所在。现在，我在最后一章的末尾引用了它，并且补充道：
“它不是一声‘前进!’的大喊，也没有用荣誉来感召士兵。在经历了1914年头30天的战争之后，人们已经预感到，前路上已经没有任何荣誉可言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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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奇曼的一生都在批判两类知识分子：
——要么画地为牢、在学术圈子里自娱自乐，掺杂的“黑话”越来越多，造出的概念越来越高大上，却唯独不说人话，与大众严重隔绝。
——要么缺乏底线。深谙传播规律，利用谎言扩大自身影响力，最后买单的却是那些被错误观念毒害的普通人。
她认为只有同时兼顾了学术深度、史料准度、和传播广度的历史学家才算合格。但不幸地是，这样的作家极罕见，巴巴拉·塔奇曼自己就是一位。
她的书不光学术界看了服气，费正清、黄仁宇等一众大佬纷纷主动背书，而且长期霸占美国畅销榜，被美国人民视为国宝级的历史学家。
她打通了学术和写作的界限：
——作品宏大、深刻，读起来比虚构的小说还要令人着迷，但却竟然不掺一丝虚假的成分，每一句话都确有其事。
正如她本人所说，她从不编造任何东西，包括天气。这和当今图书出版市场上各种真假参半的所谓历史著作，有本质不同。一个喜欢历史的读书人，如果没读过塔奇曼，他不仅错过了很多美好的阅读体验，甚至很可能正带着各种对历史的偏见看待这个世界。
遗憾的是，塔奇曼的作品在中国长期被忽视。她的部分作品引入国内后，曾一度绝版。为此，我们诚挚推荐《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等六部作品，并与近两年出版/再版的《圣经与利剑》《八月炮火》组成“塔奇曼作品集”，是迄今简体中文世界最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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