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绍璗回忆北大的老师们： 一个北大人就应该如此！
2022/9/10 21:37:26 笑谈先生们
严绍璗：我的老师们
——北大在于斯、北大存于斯(节选)
严绍璗文集(五卷本)
严绍璗
严绍璗(1940-2022)，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荣誉教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 (1998一2014) 、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 (1998一2014) 、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 (2000一2004)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2010—2018)、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学会名誉会长。日本京都大学、佛教大学、文部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先后获得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多次)、亚洲太平洋出版协会(APPA)学术类图书金奖、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第五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010年获日本第二十三届“山片蟠桃奖”，2015年获首届 “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2016年获首届“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终身成就奖”等。
(本文收入严绍璗《读书序录》)
时光匆匆，当年我迈进北大的时刻，她的年龄比我现在的年龄还要年轻。倏忽之间，我在她的怀抱中经历了“而立之年”“不惑之年”，达于“知天命”，而越过了“耳顺之年”，终于快要进入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了。49年间无论是在春日明媚的阳光下，还是在冬日严寒的雪花中，每一年的每一天，只要我踏进北大的校门，总有一种肃穆又神圣的感觉。从那一年的夏末我从浦江之畔来到燕园，经半个世纪而这种感觉不仅未有丝毫的减退，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发体味到它的庄严性。是的，北大给了我做一个中国人的精神，给了我报效生养我的民族、社会的本领，北大给了我面对整个世界的生命的力量!
魏建功我在北大认识的第一位教授就是我的专业主任魏建功先生。1959年当我们这些新生到学校不到一周的时候，魏先生到32楼来看望大家。在102室那间住着12位同学的凌乱的房间里，魏先生和我们围坐一起。当时，魏先生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现在的院士)，传闻中据说先生有12个头衔。在我们的心目中，魏先生是巍巍乎赫赫乎仰之如泰山般的权威。一见面，先生竟是这样地和蔼可亲，他方正慈祥的面容，亲切的笑容，平和的讲话，使大家顿时觉得眼前的权威竟如自己的父辈一般。后来我在学术界生活，终于明白了真正意义上的权威，实在是最没有架子而朴实无华的，那种说话拿腔拿调端着架子自以为是“权威”的，其实都是些空心萝卜，糟糠得很。魏先生在问过我们20余名同学的中学背景后，慢慢地介绍我们考入的北大这个刚刚建立的古典文献专业的来龙去脉。原来的“招生介绍”上说，“经高等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设立古典文献专业。这是我国首次建立的培养又红又专的中国古文献研究整理人才的专业学科”。可是魏先生讲的却与“介绍”上说的有点不同，他说当年蔡元培先生51岁到北大担任校长，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从1917年开始，北大的文理法三大学科筹办研究机构。1921年建立了“研究所国学门”。由沈兼士先生出任主任，先后聘请刘半农、黄侃、陈汉章、钱玄同、沈尹默、马裕藻、马衡、胡适、林语堂等为导师。魏先生说，“我就是他们的学生，今天各位就读的古典文献专业，其实就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直接继续。”这一下大家觉得眼界突然开宽了，原来，我们并不是“全国第一次”，也不是“全国唯一的”，我们只是继承着北大的学术传统在前进。这个讲话，与后来魏先生在他的文字音韵训诂学课上授课时大凡讲一个观点必定要说清楚它的渊源，对我们的教育都是极为深刻的。例如，他在讲授“帝”与“天”上古同义的时候，就特别强调了他是从老师刘半农先生和学兄顾颉刚先生那里受到启示，他们两人的见解又微有不同，而自己是加以辩证和推进。我受魏先生教育20余年，他从不说自己的观点见解是“学界第一次”“世界首次”等的言辞。然而他的著作《古音系研究》却被学术界誉为“是架起了从传统研究到近代研究的桥梁”。我正是从魏先生的谈话与表述中明白了任何学术都是有渊源的，在学术面前必须要有敬畏的精神，必须要有足够的作为前提的知识量，不要盲目自称“第一次”。后来进入了研究领域，常常想起魏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所引发的思考，逐步养成了对任何学术问题的观察必须具有学科史的概念。
顾颉刚1963年五年级的时候顾颉刚先生为我们讲授中国经学史。当年的顾先生70余岁了，他是20世纪我国古史辨派学术的魁首。虽然，现在有时髦的学者提出要重新估量顾颉刚先生的学术观念和学术成果，胡说“要走出疑古的时代”，不管这些人现在的新闻价值如何，他们的学术是不可能与顾先生的学术等量齐观的。顾先生多次对我们说：年轻人，聪敏，有想法，赶快把你的想法记下来，很多的想法连起来，就是论文了。写好文章，不要发表，放在抽屉里，时时读读，年年修正，有心得就补充进去，不要去赶什么热闹。他特别说：“听清楚了，25年后，再发表出来，那才是真知灼见，那才是有用的东西。”现在的学者，假如听到顾先生这样的说法，真是要胆战心惊， 很害怕了。顾先生说的“25年成功一篇文章”，时间长了点，但是，他反复表达的是人文学术的文章，既需要火花和激情，更需要积累和沉淀。这确实是千真万确的吧。这就是“锻造的精神”，让你在研究的思路上、观念上、方法上，慢慢地就“范”，你的学术的生命力、创造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提升，慢慢地成熟，就得到了最大的发挥。正是遵循先生这样学问不要急功近利的教诲，我用22年的时间编著成了近400万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得到学界许多的鼓励与奖掖，于我自己则觉得这是一个北大的后生多少可以告慰于前辈先生的。
阴法鲁北大先辈教授们对学问的执着，是深深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的。1974年我第一次访问日本回来，在教研室讲到在京都宇治市有一座万福寺，它是日本临济宗中的黄檗(bo)宗的总本山。当时，我把黄檗宗说成了黄檗(pi)宗，完全是望文而定“声”，以为它与“劈材”的“劈”形近而同声，其实是不认识这个字。第二天，阴法鲁先生在路上特意叫住我，说：“老严(阴先生称我们这些小辈，都是老字头的)，”他说，“老严，你昨天说的京都的那个寺庙，应该叫黄檗(bo)宗，不是黄pi宗。有一种树木，就叫黄檗。”阴先生还说：“古文献出身的人，这个字可要认识。”我真的一时脸红，先生又宽慰我说：“不过，陌生的字很多，平常留心就可以了。”阴先生真是用心良苦。他不在现场指出我的错，完全是顾及我的面子；但是，他一定觉得他是有责任必须告诉我“这个字念错了”，而且他也一定认为，一个中文系的年轻教师，念错这个字是不应该的。所以，他在路上单独把我叫住，纠正我的错字。每念及此，我真是对先生有十分的感激和敬仰。同样的事又发生在15年后，1987年我出版了《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一书，国内和日本学界都有很好的评价，季羡林先生也说，如果学术评奖，我就投这本书了。好心先生鼓励我说，你应该申报教授了，我当年虽然已经40多了，却仍然拿不住自己，不知道对学术的敬畏，1988年我就申请破格提升教授。这本书的审定者是我的老师周一良先生。周先生说，这本书确实是20世纪第一本较为系统地研讨中国和日本文学关系的著作，其价值是无可怀疑的。但是，书中有4处在引文的时候，出现“其曰”，应该为“其文曰”。作为一名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如果不能把握“其”作为代词的用法，我觉得是不合规范的。先生的批评，于细微之处表现出对知识的高度的尊重，一个人文学者，虽然是洋洋大观，高谈阔论，但是如果你连读书识字都还成问题，北大的教授是不能这样的!当年我当然就落选了，我只有反躬自问，心服口服。如果现在有一篇博士论文，因为其中有4个“其曰什么”，就不通过，或许人家会和你拼命。但对我来说，我以为受到这样的教训是应该的，从那以来将近20年，我对遣词造句，就非常用心了。我觉得这就是“锻造”，就是“就范”。一个北大人就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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