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医院 20 年：在中国开诊所，有苦也有甜
2017/10/5 丁香园
邵树庆是一名烧伤外科医生。
这二十多年来，他开过诊所、办过私立医院、打过多次官司。
这是关于他的故事。
我握了握他的手，环顾四周，这间有些年头的诊所比我预想中的简陋多了，屋内异常的冷清，据说诊所的生意早已大不如从前了。
在贵阳，诊所数量比公共厕所都多，贵钢医院门前的街道两旁，就有六七家之多的个体诊所。
「基本都是内科诊所、全科医生，看看常见病。而像我这样外科医生，能单独出来靠开外科诊所专看烧伤，也算是特例了。」邵树庆医生向我解释。
单一的外科小诊所，如果不跨科、不形成规模，光靠看烧烫伤门诊病人，能屹立 20 年不垮，已实属不易。
离开医院
邵树庆于 1988 年毕业于遵义医学院。
「你是我从医以来，见过的第二位极具潜力的外科实习医生，像你这样的外科好苗子，我一定要争取把你留下来。」这是当年他在附院实习期间，上级医生对他的评价。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能留院。而是辗转流落回到父母所在的单位，成为贵阳钢厂职工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
那时，一个月都鲜有一台上手术的机会，业务水平更是无从长进。渐渐地，只能靠贵钢医院在当地还算出名的烧伤治疗上，赚点「虚名」。
这一呆，就是 7 年。
一方面，他靠自己的勤奋，对于烧伤的救治积累了一定的心得，病人中有了一定的名气；另一方面，体制也给了他越来越多的困扰：
高额的烧烫伤治疗费用，让贫穷家庭雪上加霜，被迫放弃治疗的悲剧频频发生而无解。
于是，在 96 年，他创办了贵阳市第一家烧伤专业诊所，帮助那些尚不富裕的烧烫伤病人，也赚取属于自己的合理收费。
邵树庆的烧伤诊所
行路难，但他坚持了下来
早在 1994 年，国家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就明确规定：扶持医疗机构的发展，鼓励多种形式兴办医疗机构。
但鼓励是一回事，申办起来又是另一回事。
「从九十年代以来，个体申办诊所，我所了解的是一年比一年难。单打独斗一医一护的老式个体诊所，在目前背景下维持尚且大不易，遑论发展。」他说道。
如果要问在中国开一家诊所有多难？
恐怕要「说」得通政府，「招」得到医生，「留」得住患者，「挤」得过公立医疗，「斗」得过莆田系。
而工商、税务、卫监检查和年审，简直就是贵阳个体医们的连一连三的「梦魇」，近几年来又有了严酷查罚的地方卫监。
面对部分不合理的处罚，大家敢怒不敢言。
有的诊所因「患者将一颗棉签丢在生活垃圾桶」就被告知罚款 4,000 元；还有内科诊所因为看了一个大儿童的病，被罚款 8,000 元；更有甚者，因被要求的登记本填写不全，常规罚款 3,000～5,000 元不等。
他的烧伤诊所也没有幸免，因放置诊所院墙内的「医疗垃圾暂存桶未上锁」，以及「装酒精的瓶子未按时一周消毒两次，或消毒本登记不全」，被告知罚款 3,000 元。
赶巧检查时，医疗垃圾桶暂存桶是空的，被武断地认为没有使用。
盛酒精的瓶子未消毒？是不是执行人员先搞清楚「消毒」与「灭菌」概念，学习一下国家《消毒管理办法》吧。
这罚款，他不能接受，开始走法律途径。
从收到卫监《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那一天起，经过「申诉和辩论」、「行政听证」、「法院一审」、「中院二审」及递交「高院再审申请」到「驳回再审申请」……
官司一路打下来，耗时近 2 年，其中甘苦自知。
一审法院判我胜诉，是我始料不及的。而我，在贵阳市个体医中也「赚足了名气」。
其间，朋友们都说，不就 3,000 块罚款吗，他们出。
但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
千「夫」诺诺, 不如一士谔谔 。
我打响了贵阳市个体诊所民告官的第一枪，同时也想向身处政府职能部门的执行人员，宣讲一下医学专业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减少今后不合理的处罚。
这两年维权官司打下来，结果就我个人来讲，好像是失败的，但是敲山震虎，坚持没有白费。
个体诊所医生们一直关注这个事态的发展，这也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及改进。后来的卫监检查，范围和处罚力度也「收敛」许多。
今年，邵树庆还在民意测验高票当选「个体医疗协会」会长，但他婉拒了好意。
有收获，也有遗憾
谈起开办诊所的得失，邵树庆又是一番五味杂陈。毕竟，离开了大医院，在个体诊所的小平台上，成天疲于奔命，不利于医生自身业务素质的发展和提高。
「如今的贵钢医院，已发展为全国少有的大型烧伤专科医院。我曾经的梦想，就是做一个顶级的烧伤科医生。」他不无失落地说道。
当年做为年轻医生的他，过早出来办诊所，钱是赚了一点，但放在整个人生的长度中来看，总有那么一点得不偿失的意味，而业务能力未能与时俱进的遗憾，却是不争的事实。
他自嘲，现在也只能说自己是贵州省「第一换药」，外科医生没做手术，就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外科医生了。
诊所内部
建议年轻医生可以在大医院多蛰伏几年，提高业务能力，等到能独当一面了，试试多点执业，接触市场、试试水，权衡利弊后再考虑出来，这样稳妥些。
开办诊所，早期和在体制内的同龄医生比起来，短期内收入是高了很多。但是，十几多年过后，当身边在大医院的同学纷纷成长为专家、教授，升职为主任、院长，比较而言，结果也许就不那么美妙了。
多点执业的出发点是好的，医生们的选择面越来越宽。但是，政策叫好不叫座，实质性动作推进缓慢，除了大牌专家外，大部分医生还是没有走出去。
多点执业是个好政策，但如果医院和相关部门没有推动这个事，年轻医生会很被动。
医生不敢走出去，这种不安来源于对公立医疗垄断资源的长期依赖，医生要成长是需要资源和平台的。年轻医生在当下还是把「离开平台，你什么都不是」这句金句牢记心中吧，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冲动。
说到这儿，邵医生和我不约而同地向诊所门口望去，百感交集。
新的尝试
聊天深入，邵树庆医生向我说起他的另一段创业故事。
在 2003 ～2008 年，诊所继续开诊，他还和几个医生合开了一家医院，聘请市内十几个医院退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
然而，因医疗风险、医闹、医保、行政部门的过度监管、医疗人才断档、经营理念滞后、市场竞争乱象、人性等一些系统问题。医院在经历了 5 个年头，最终还是没能持续下去。
那几年，唯一令他欣慰的是，当时，有其他私立医院的车就经常停在医院楼下，要花高薪挖走退休专家，均未成功。
后来，我问这些老专家为什么不为高薪所动，都回答说，不会为钱干弄虚作假、违背良心的事，要问心无愧。
他们可都是耄耋之年了，还这么信任我，跟着我干，很感动。
感动归感动，但带着良心赚钱，真的有点难。
比如，某系下的医院，一个只乌虚有的「包块」切除，要收费好几千。但病人到了我们这，诊断为淋巴结包块，不用手术，我们让病人回家。
再加上医院面对多重挤压，如何生存发展下去？
医护合影
能感受到，他对这群年近七旬的专家们，抱有深深的歉意。
即便是开办私立医院，他依然是以一个医生的身份在看待问题，能不能给予这些人更多的帮助，能不能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不出我所料。他继续向我讲述，当年邵逸夫老先生在世前，他曾想着，能不能联系上，说服老先生出资在贵州，办一个类似「教会」的非营利性质的烧伤专科医院，利用他手上现成的专家资源，来一起帮助更多贫苦的烧伤病人，但事情也没有那么容易。
恰恰也是因为这几年分心于医院的经营管理、不停打官司……他已经疏于照看自己的烧伤诊所，诊所日况愈下，到如今也是难以为继了。
跳出体制，获得自由
时间自由，是开办诊所带给他最珍贵的财富。
有足够的时间去感受一次次胎动，养育嗷嗷待哺的孩子，一次次牵孩子的手过马路......
有次朋友上门找我，孩子蹲在水坑边玩水，我在头顶给孩子「忙碌地」驱蚊子。
面对玩「物」丧志、乐此不彼的我，朋友善意提醒我：难道邵医生就准备这样下去，不搏一搏干点大事？
能活在当下，能陪伴孩子成长，我很快乐。
几年前，为了让孩子顺利考上北京电影学院，他还前往北京，陪读一年，自己也去进修了激光美容。
今年，学动画的儿子去日本继续深造了。
我也希望他在 30 岁前，多长本事，厚积薄发。
但说到这里，他有些哽咽。看得出，他对儿子的用情之深。
这条软索让他安全着陆了。
我道了谢，起身离开，送我走出诊所外时，我注意到他不经意的抹了一下眼眶。(责任编辑：大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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