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抢救无效的瞬间,丈夫脸上却闪过一丝笑容……关于死亡的 3 个故事
2019/10/12 19:55:00 丁香园

     本文作者:洛衡

     很多时候,基层医院都扮演着终末期患者中转站的角色。

     医生在这里,和等待死亡召唤的人们一起,看遍世间百态,历经人间悲喜。

     第一个故事她在医院的最后 1 小时

     22:03,李阿姨的心电监护上出现了几个室性逸搏,夹杂在她原本就二度 II 型传导阻滞的波形里。

     她快不行了。

     她痛苦地呻吟着,无力地喘气。大量液体积聚在她的心包内,压迫着脆弱不堪的心脏,大量血液淤积在肺循环内,导致所有的器官都无法得到充足的供能供氧,连供氧优先权最高的大脑都已经出现了功能障碍——她已经无法准确地对我的问话做出应答。

     这些液体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来自尿毒症、低蛋白血症、心肌梗塞的共同作用,而它们又都与患者的原发病——高血压和糖尿病——有着无法抽离的紧密联系。

     不过现在讨论这些已经毫无意义。我看了一会儿心电监护,决定跟家属谈谈。

     「情况很不好,今晚可能过不去。」我开门见山地说。这种时候,简单直接的描述是最好的。

     留在这里看护的是她老公,一个个子高高瘦瘦、满是愁容的中年人。

     「我知道她很严重了,也没指望能把她治好,现在就想尽量减轻她的痛苦。」他的脸上已有了沟沟壑壑,眉头一皱,便挤到一起,「她老嚷嚷,能不能给她点镇静?不然都吵到病房里的其他人了。」

     这种情况下用镇静剂极其危险,一旦患者出现呼吸骤停,可能面对无法挽回的结果。但我没有直接拒绝他,而是点了点头:「我们会尽力处理的。」

     「待会儿如果人不好了,你们是什么打算?」我稍微凑近一些,压低声音。

     「送回家。」他毫不犹豫。

     这边有个习俗,人必须留着最后一口气回家,否则魂就回不去。所以对于危重患者,我们总要先跟家属沟通清楚,以便出现意外状况时做好合适的应对措施。

     「好的,你先回去,有什么不对劲的话请马上过来叫我。」我又回到监护屏幕前,陷入了沉思。很显然,如果要挽救患者的生命,我们必须进行许多侵入性治疗,比如心包穿刺抽液、床边透析、植入临时起搏器,甚至有创呼吸支持也要列入备选范围。

     但问题是,在我们这个基层的小医院根本没办法做到这些,一项都做不到。她的老公已经对此知情,并且签署了拒绝转院知情同意书。那种无法为患者解除痛苦的无力感又一次从心底升起。

     只能等了,一直等到最后一刻。患者依然在反复呻吟着,「安静点!不要吵到别人!」妻子弥留之际,我看着他的脸上面写满了愤怒、厌倦和疲惫。

     「我给你用点药,待会能舒服一些。」我感到束手无策,只能转头安慰床上的病人。

     她听到了吗?她理解了吗?我觉得没有。

     22:37,患者的心率降到 27 次/分,其他项生命体征也开始断崖式下跌。

     ——心脏骤停!

     我立刻开始床边抢救,同时口头告知家属:「患者心脏停了,估计很难救回来。」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在那一瞬间,我似乎看到他嘴角往上勾了勾,露出一个如释重负的笑容。「医生,麻烦你帮忙叫个救护车,把她送回去吧。」

     签署自动出院告知书、处理出院事宜、等待其他家属前来……一切处理停当,我帮家属一起把患者抬上平车,目送他们进了电梯。

     电梯门关上,我抬头看了看时钟,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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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年前,患者曾经尝试自杀,幸亏家属发现得及时才没有酿成悲剧。」对着紧闭的电梯门,站在我旁边的主任缓缓开口。

     听到主任的话,我的眼前再次浮现那个妻子临终时,丈夫脸上那一抹不知存在与否、如释重负的笑容。

     他是对命运的不公感到愤怒吗(世上人口千千万,为什么偏偏是我老婆得了这个病)?是对医学的无能为力感到厌倦吗?是对必须要承担照顾的责任而感到疲惫吗(自己也一把年纪了,为什么还要被拖进这个死局)?

     即使真的有,我想,我可以理解他。

     第二个故事医生,这药 30 块钱一支,好贵

     心室肌致密化不全。

     我盯着这个诊断思考了一会儿,确信自己从未听说过这种疾病,又抬头看了看患者的哥哥:「这是最终诊断吗?」

     他点了点头:「一开始他们也不敢肯定,是住了几次院后才确诊的。」

     「嗯……」看着后面跟着的一长串诊断:急性肾衰竭、急性肝功能不全、心衰、休克、肺部感染……结局再明显不过,「签个字吧。」我把病危通知书推到家属面前,「你们已经去过上级医院,应该很清楚情况,不用我们多说了。」

     他毫不犹豫地签了字,然后殷切地望着我:「医生,请你尽量帮忙,减轻他的痛苦,让他走得轻松一点。」

     「我们会尽力的。」但我的心里并不轻松。

     患者才 21 岁,更要命的是,他还是清醒的。此时的他正半闭着眼睛,斜斜地靠在病床上。因为心衰的关系,他已经无法平卧。血压 84/40mmHg,心率 83 次/分,血氧饱和度正常,呼吸有点费力,多巴胺已经泵到 8μg/kg·min。

     他看上去是那么瘦弱,似乎稍微搬动一下就会散架。我轻轻握了握他的手,向他哥哥使了个眼色,对方会意地跟着我来到办公室。

     「他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吗?」

     「只知道是心脏病。」

     「转院之前,你们征求过他的意见吗?」哥哥沉默了几秒,「没有。」

     我的心弦绷了一下。

     「跟我说说他的情况吧。」

     患者此前独自一人在省城打工,1 年前突发胸闷气喘入院,当时诊断为心力衰竭,但尚未明确原因。之后患者多次在该院住院,最终确诊为这种罕见病。

     患者此次发病和以往不同,来势汹汹。入院当天已经出现多器官功能障碍、休克,治疗几天后,上级医院给了他们两个选择:放弃治疗,转入中心 ICU。

     但 ICU 每天的花费都是以万元为单位,这个普通的家庭根本承受不起。更何况,患者的情况一旦出现严重症状,逆转可能性几乎为零。他们最终选择来到我们这家基层医院,做最后的姑息治疗。

     「没想过轻松筹吗?」

     他摇摇头:「不了,就让他走吧。」

     一个身患重病的青年,在不完全知晓病情、人也还是清醒的状况下,被家人直接转到下级医院,他一定很快就会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家人放弃了。

     患者得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我不敢想象。

     我能理解家属的决定,可是患者实在太年轻了。这个年纪的青年人,此时不是应该开开心心地在阳光灿烂的大街上行走吗?为什么家属不愿意尽全力治疗,反而在没告知他具体病情又没征求他意见的情况下,擅自做出这样的决定,让他就这么毫无希望地离开?他才 21 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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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患者依旧胸闷,持续无尿,下肢出现花斑纹,休克加重。

     家属已经拒绝血液透析,这时再加去甲肾上腺素无疑是饮鸩止渴。以我们这里的条件也找不到其他办法,我只好给他再加一点多巴酚丁胺,死马当活马医吧。

     正在打字,医嘱系统提示我,多巴酚丁胺没药了。这种药在我们医院用量太少,经常放到过期,所以药房已经很久没进货了。我只好一边走流程申请补药,一边找来家属,让他们先到上级医院的急诊买回来。

     「这药贵吗?」他哥哥问。

     「应该不贵。」我搜了一下,排在最前几位的品牌价格大概是两块钱一支,「如果你们想再试一试,就去买过来用用看。」

     他们在中午买回了药,但价格却跟网上查到的完全不同——多巴酚丁胺涨到了 30 多块钱一支。「医生,这药好贵。」家属脸色有些不好看。

     我也惊呆了:「现在抢救药的价格都升到这么高了?」

     多巴酚丁胺用上后,患者下肢花斑纹消失,也不再嚷嚷着胸闷难受,连尿量都增加了一点点。但等到第二天早上多巴酚丁胺用完时,他又出现了明显的胸闷,我们申请的药又还没来。

     我只好再让家属去买一些,家属却面露难色,「医生,我弟弟他……还有多长时间?昨天医生你说这药物是强心的,也就是治疗他病情的对吗?是不是会把他最后的时间延长……」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是让我们什么都不要做,就这么让这个年轻人在痛苦中死去吗?

     我急躁地打断他,「我实话实说吧!引起他不舒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心脏无力,如果不做心脏方面的治疗,他根本就不会好转!」

     我知道自己有点失控,以为一场争吵在所难免。但家属只是忧虑地锁紧眉头:「但这个药很难买又很贵,昨天我去那边医院买的时候,他们说你们可以去调药……」

     「我会再去帮你们申请的,现在就去。」我斩钉截铁地说,「但没办法保证什么时候会来,你们得先去买!不然没有别的办法。」

     第三天中午,多巴酚丁胺终于调来了。

     「那个病人走了?」许医生问我,患者是他的远亲。

     「是啊,昨天早上。」我胸中仍有些意难平,言语间难免也带了些怨气,「要是中间多巴酚丁胺没断的话,说不定还能撑多几天。」

     「早点走了也好,免得受罪。」许医生慢悠悠地说道,掏出手机,点开微信,「他哥哥昨天给我发了这些。」弟弟走之前的那个晚上,他跟我说:「让我早点走吧,我不想再这么痛苦了,告诉爸妈,我今生今世对不起他们,来世再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

     那一刹我才明白,比起我一直埋怨的患者家属,其实是我自己着了疯魔。

     医学院的教育,让我们对拯救生命有着超乎寻常的执着。即使再明哲保身的医生,也不会目睹有人陷入生命危机而无动于衷,这几乎是每一个医者的本能。我们竭尽全力,试图将患者从疾病的泥潭中拉起,哪怕只是让他能再呼吸一次外面的新鲜空气。

     但我们有时候会忘记,生老病死,本就是自然规律,我们不是高高在上的神祗,而是给予病患关怀和帮助的凡人。

     不去了解患者本人的意愿,只是一意孤行地延长他的生命——我真的敬畏死亡吗?

     第三个故事她走的时候,官司还没有结束

     她平躺在那儿,骨瘦如柴,喉咙外插着一根塑料导管,双眼直直地看着天花板,瞳孔没有焦距,眼皮偶尔眨一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虽然她才 14 岁 ,但已经面对人生的「完结」,一年前的一场车祸让她成了植物人。

     「她挺好的,没什么事。」小姑娘的母亲见到我来查房,立刻站起来,用手戳着女儿的脸颊,「最近也没怎么咳嗽了。」

     话音未落,小姑娘就咳了两声,粘稠的黄白色痰液从气管导管里涌出来,我赶紧叫来护士吸痰。她已经在这里住了 4 个多月,几乎每天的查房都是这样。

     「住院费用怎么办?」护长问。她们的住院费用单欠了三万多块,到现在只有押金交了 2000 元。

     「之前已经跟领导打过招呼,他们都知道的,没关系,不用去催了。」我疲倦地回答。再怎么催也没用,她身边只有一个已经离异的母亲。尽管之前听说孩子的父亲就住在医院附近,但我从来没见过他。

     我在电脑前面坐下,打开医嘱界面:患者昨天还是有点发烧,今天要不要加强抗生素?不过,如果用上高级一点的抗生素,她们的住院欠费就又要增加了……「哎,算了」我叹了口气,「还是用吧。」

     手指正在打字,外面忽然传来一声女人的尖叫:「医生!医生!快过来,她在吐血!」女孩母亲冲进了护士站。

     我立马冲进病房,却看到噩梦般的一幕。鲜血正不断地从女孩的气管导管内喷涌而出、从嘴角流下,整张床单被瞬间染红。「立刻给她吸掉气管里的积血!上心电监护!抢救车马上推过来!叫上级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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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回到 4 个多月前。

     「洛医生,急诊请会诊。」

     我正准备进值班房睡个午觉,闻言顿时觉得脑袋一痛。急诊请会诊,要么是疑难杂症,要么是急危重症,要么就是两者兼有,无论哪个我都不想看啊……然而还是得去。

     我心怀忐忑地来到急诊,做好了大干一场的准备,没想到患者却是一个植物人小姑娘,生命体征十分平稳。她的母亲站在一旁,是个面容瘦削、神情憔悴的女子,约莫三十多岁,见到我便迎上来,递给我一张纸。

     那是一张简要的病情介绍:患者因车祸导致重型颅脑损伤及全身多处骨折,在上级医院做过多次手术,做过气管切开,用过呼吸机,呆过ICU,然后……就是现在这个状态。纸上没有医生的签名,也没有医院的盖章。

     按照以往的经验,这样的患者一般有两种处理方案:家庭经济条件一般,接回家自行照顾,这种情况下患者通常会死于肺炎、褥疮和营养不良;家庭条件优渥,雇专人在家里或医院精心护理,患者通常死于院内感染和脑血管意外。

     「你们是什么打算?为什么来我们这里?」她属于哪一种呢?

     「上面的医生说已经跟你们领导联系好,可以转到你们这里继续治疗。」

     噢,原来是跟领导联系好的。我们这个医院经常有各种各样「跟领导打过招呼」的病人,所以我也没多想,随口问了一句:「跟谁联系的?」

     「和你们院长。」

     「那就先收上去吧。」

     然而,当我下午把情况告诉主任时,得到的答复却是:没有任何人给任何一个领导打过招呼——别说院长了,什么长都没有。

     我赶紧把小女孩的妈妈找来,「他们说,只要来这边交 2000 块钱住院,然后等判决就可以了,不用再交钱。」她坚称自己是被上一个医院的医生和自己的律师介绍来的,没有任何问题。

     啥?这是什么魔幻现实吗?我头大如斗,好在主任已经上报领导层,上级指示:继续给患者提供必要的基础治疗,费用的事情暂时搁置。

     于是,植物人小姑娘在这里过了一个冬天。

     在这期间,小姑娘除了几次发烧外,没什么大问题。唯一的例外是她颅内放有一个脑脊液分流器,需要视情况调节。有几次患者母亲认为小姑娘有头痛——她确实有痛苦表情,向以前的管床医生咨询后,对方表示需要转院处理。

     「我们肯定是要转走的,不过我要先打电话给我的律师。」

     我心下了然,顺便向自己致以最深切的默哀:这病人是不可能转走的了。住院费用放在那儿,又没有医保报销,谁知道最后这笔费用要怎么消化?我可不是什么神仙圣人,也要养家糊口的。

     「嘀——」心监画面停在一条绿色的直线上,女孩走了。

     她的母亲依然在走廊打电话,「就是你们把案子拖了这么久……」「现在人都死了……」「我都说了要转到你们那边……」「你要带他们来看她最后一眼……」据我不负责任的猜测,这些电话大概是分别打给她的律师、上一位管床医师和前夫。

     宣告死亡,签字,办理死亡证明,办出院,写记录,整病历。下午一点,我程序化地做完了这些事情,刚刚被抢救上调的肾上腺素水平已经回到正常基线,夜班的疲惫以翻倍的姿态卷土重来。

     拖着软趴趴的腿走出科室,我下意识地往那个方向瞟了一眼。一个男人正带着两个男孩站在小姑娘的床边,小姑娘的母亲也在,「好好看看你们的姐姐,这是你们最后一次见到她了。」我猜,这是小姑娘的父亲和两个弟弟。

     这是我第一次在病房里见到他,他看上去十分平凡,根本无法跟「抛弃妻女」这个词联想在一起。

     回想起这些日子听说的各种关于植物人小姑娘的传言:小姑娘出事前,她的父母已经离婚;小姑娘坐别人的摩托车出了车祸,责任方本想一赔了事,但姑娘母亲提出的赔偿费用太过高昂,对方便想尽办法拖延;她们在上级医院已经花了近一百万……信息来源未经证实,信息本身未经证实。

     但如果是真的,我想现在大概可以结案了。

     写在最后

     对于大多数健康人来说,死亡似乎遥不可及,但对于临床医疗工作者们,死亡却是轮番上演、永不停歇的连续剧。你永远都无法猜到,下一轮上演的将会是什么戏码。

     也许经年累月地面对死亡,会让我们逐渐变得麻木;但正是这些底色灰暗的故事,不断不断地提醒着我们——珍惜平凡生活中的每一缕微光。

     最后,我不知道那位小姑娘的事是否已经结案,但截至这篇文章写完,她的住院费仍然没有结清。(责任编辑:刘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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