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摆渡人:迎来送走 30 年,这个医生觉得自己像患者的「遗物」
2022/3/17 19:55:00 丁香园

     本文作者:苙里

     路桂军做安宁疗护已经有 30 年了,期间,他迎来送走了几千名患者。 有患者的儿子曾告诉他,路大夫,妈妈走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很怕见到你。看到你我就会想到我妈妈,我真的很难过。在我人生最痛苦和困难的时候,你是场景之一,我无法释怀。 对路桂军来说,做安宁疗护这一行,在某些意义上承载着患者和亲人们共同的记忆,离别反而加深了这种羁绊。他有时候觉得,自己就像是患者的「遗物」,当他们离开之后,仍在世界上保留着。

     当愿望变成遗愿 路桂军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主任,也是该院安宁疗护团队的负责人。他的安宁疗护团队组建于 2019 年,目前有着十数人的规模,成员包括 4 位医生、3 位护士、2 名药师、5 名医务社工以及 1 位民俗学家。除民俗学家外,其余成员均为医院在编员工。 团队会为每一位入院的患者建立专门的疗护小组,每一个小组都会与患者亲属一道,单独拉一个微信群。有关这位患者的各项治疗决策与情况进展,都会在群里进行详细的讨论。 在安宁疗护社会工作实务领域,需要协助患者完成「愿望清单」,即协助安宁疗护患者梳理未竟心愿。医务秦佳琦仔细想来,自己参与服务过的几十名患者,从耄耋老人到四十几岁中青年人,每位患者的生命故事都是一本厚重的书。 在社会工作领域,往往将「患者」称之为「案主」。医务社工秦佳琦有位案主,年轻时是位非常潇洒炫酷的女性。天南海北四处游历,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秦佳琦经常跟她开玩笑说她是「风一样的女子」。老太太一开始来安宁病房时,身体状况还算不错,能被人搀着下床遛弯,有精神的时候还会拉着秦佳琦侃自己这么些年走南闯北的奇闻趣事。 服务过程中她发现,平时能量满分的案主还是会偶尔心事重重,随着关系的建立,心声逐渐袒露,「其实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关于如何度过最后时光,我的愿望很简单,就是想症状缓解后能够回到家里,跟女儿、外孙一起。再去看看三月的颐和园,这是我去年春天去颐和园的时候暗暗在心里许下的心愿。」 秦佳琦一愣,按理说去趟颐和园不是啥难事,阿姨身体状态尚可,准备好出行工具,做好医疗保障,似乎就齐活了。她随即答应下来,转头就去跟颐和园的相关工作人员联系,前前后后协调了两天时间,才研究出一条既方便推着轮椅行走,又能一处美景都不落地看足的绝佳路线。 但变故突然到来了。阿姨的病情急转直下,竟是连下床都不能了,呼吸机一刻不停维持着老人脆弱的生命。老人时昏时醒,睡着的时候多,醒来的时候少。但是每次醒来,看见秦佳琦就问,怎么样了,啥时候去春游啊。 秦佳琦也急,反复和医疗团队确认如今的情况还能不能支撑老人完成这份心愿。但老人的生命体征太不稳定,无法离开专业设备。秦佳琦不忍老人就这样留下一生的遗憾,她决定,做一回阿姨的眼睛——「我必须要替她去看看。」 2021 年的 4 月,草长莺飞的某一天。那也是秦佳琦第一次来到颐和园。当揣着相机的她走在园里,走在那条凝结着很多人努力与期冀的、为老人专门定制的路上时,她的心里没有很多的想法。只有一个念头好清晰也好强烈,「今年的颐和园真漂亮,幸好我们都没错过。」

    医务社工秦佳琦替安宁患者去春日的颐和园(图片摄于 2021 年 4 月 5 日)

     在路桂军团队里,「俯身阅读生命」始终是核心的服务理念。 很多年前,路桂军出差来到一家宁养院,他看见一位护工正在晾晒一位患者的被褥、床垫和衣物,本以为那是被病人的排泄物不慎弄脏了。他走过去与护工攀谈才得知,这位病人十分喜爱阳光的味道,但由于身体状况离不得呼吸机,就很少有机会能够晒到太阳。为了满足病人的喜好,每逢晴天,看顾护工就会把他的一整套衣物和铺被悉数拿到户外进行晾晒。 在路桂军的记忆里,那并不是一家规模很大的宁养院,硬件设施也只能说是一般。但其间充盈的人文关怀、从细微处尊重爱护生命的虔诚却深切地刻印于心,让他一记就是这么多年。路桂军的团队曾接诊一位 80 多岁的阿姨,非常注重口腔的清洁保养,有年轻人都羡慕的一口好牙。在病重难起的最后两周里,安宁共照师张鑫焱会同老人的女儿一起,帮助她用漱口水清洁口腔,用碎冰块缓解口干的症状,「对于晚期患者和家属来说,这些舒适护理与症状照护和临床诊疗同等重要。」

     李芳是这个团队的临床药师。在她眼里,如果还做不到俯看生命,可以先俯下身去,关注患者的用药安全,「有的患者担心阿片药物成瘾忍痛不肯用药,有的患者出现病情进展进食困难,偷偷将开的口服药藏了起来。」

     「药师可以经过专业化的整合,选择最适合患者的给药方式,在解决患者症状、减轻痛苦的同时,给予患者最大的舒适。这是我们工作最大的意义。」

     什么样的死亡才是最「好」的? 医生李志刚是路桂军团队中的一员。在以前就职的肿瘤专科医院,李志刚见过太多处于癌症终末期而痛苦不堪的病人。在这个阶段,大部分人都在关注如何进行生命的延长,却鲜少有人关心患者临床决策以外的需求。 但是对于这些患者而言,从治疗无效、濒死再到死亡的临终过程是客观存在的,死亡并非一个静止的靶点,处于这个区间的患者不该被遗忘。 李志刚认为,「我们该有意识地去填补这个空白,去疗愈这些患者,和他们分享,生命的结尾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书写方式。」 他曾经接诊过一名老画家,是一名境界很开阔,胸有沟壑万丈的老艺术家。老爷子在病房住了一周多,人生最后的心愿是就是能够死在画架旁边。家人亲友都很理解支持,在身体情况相对稳定后就把老人接回了家。李志刚跟这位老人脾气很合,住得也不远,隔个一两天就会去到家里看望老人。 老人最后如愿了,半夜在家里的画室离开的。家人起夜时发现老爷子呼吸停了,但是谁也没经验,就围着老爷子等了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后再探,还是没有呼吸,这才确定,原来老人真的走了。 老人去时窗户半开,空气和畅,夜风习习,不时把窗帘吹得微卷。老爷子靠着画架,睡得安详,生者看着也颇觉宽慰。于是家人又各自转头回屋睡觉,让老人再在家多留一会儿。一直到天亮了才联系了医院和殡仪馆。

    

    路桂军(左一)李志刚(右一)在病房与安宁患者互动

     在清华长庚的这几年,李志刚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观察病人与亲友的沟通和互动。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每一个家庭甚至是每一组亲密关系都有不一样的相处模式。 那是一个送进来就处于昏迷状态的老人,从进病房到去世都没有清醒过。李志刚很遗憾,自己没能跟病人本身进行交流。也因此,他有意识地去更仔细观察病人的家属以及与他们建立联系。 令他感到很惊奇的是,不同的病人家属跟病人交流的内容实在是千差万别。老人的亲家过来时,总是掉眼泪,坐在床头一边哭一边说,你可要坚强啊,早点醒过来,咱们多活一天赚一天,还有很多儿女的福要享呐。 病人有两个可爱的小外孙,一个 10 岁,一个只有 3 岁。他俩每次过来,都凑到一起,一人一边拉着老人的手,「姥姥我爱你」「姥姥我好想你啊」,热热闹闹说个不停。大的更懂事些,有时还拿着湿巾为老人擦擦脸,有时拿棉签沾着水给老人润润嘴巴。 有一天,哥哥指着病床旁边的心跳监护仪问查房的李志刚,那是什么。李志刚告诉他,这个机器代表着姥姥的心跳,上面的数字、曲线都能帮助我们判断姥姥现在心脏有没有在好好工作。小孩又问,为什么姥姥的心跳越来越慢呀。李志刚回答,就是这样的,姥姥的心脏会越跳越慢,到最后曲线的起伏会越来越小,直到变成一条直线。那个时候,姥姥就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暂时地离开你了。 李志刚又说,当姥姥心脏跳得很慢的时候,这个机器会发出警报,有点吵,可能会打扰到姥姥睡觉。到时候按下这个按钮,机器就会静音。叔叔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你是个小男子汉,愿意帮姥姥这个忙吗?小孩子没怎么犹豫,一口答应下来。 李志刚有时候在想,小孩子是真的不清楚自己的亲人在逐渐离开的这个事实吗,他觉得不是的。小孩子是有感触的,也是明白的,或许是卸掉了成人世界附加的砝码,他们表达爱意和告别时,反而更加无畏和直白。

     都说谈论死,是为了更好地生。路桂军认为,生命教育做得好对人生地改变是颠覆式的,它为人生树立了一个风向标,会告诉你该怎么活。建立生死观的过程也是在寻找生命的意义。 在某种程度上,安宁疗护为忌讳谈论死亡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在这个特殊的场域,大家可以毫无顾忌地讨论生死,畅谈爱与遗憾,梳理自己的一生。

     家庭单位里的人 在路桂军眼中,家人是安宁疗护中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一环。亲友的爱切与体谅是疗愈病人最好的药方。生命从此岸泊于彼岸的旅程中,家人就像是船桨。因此,有家人陪护的患者,通常会被优先收治。 医生在安宁疗护里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根穿线的针,需要尊重患者家庭的相处模式,不能强势干预。当家庭内部出现沟通问题时,路桂军和团队会分别与患者和家属进行沟通,或者采取开展「家庭会议」的方式坦诚交流。 路桂军曾经遇到过一个患者,她是雷厉风行了一辈子的女强人,工作能力出众,在专业领域做到了很高的位置。在家庭中,她展现给子女的也是刚硬果决的一面。在生命末尾,这位称得上是冷硬的女性试图展示出自身柔软、脆弱的部分。她向医护人员喊痛,倾诉自己身体上遭受的折磨。 但是每当她想要表达出类似的情绪时,她的女儿总会在一旁佯装咳嗽,阻止母亲继续「诉苦」。路桂军试图与两方沟通,但发现这似乎就是这对母女的相处模式。大半辈子都是这样过来的,母亲与女儿的角色逻辑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大的调整。 他认为,「医护不会比患者的家属 更了解患者,学会尊重每一个家庭与个体,是安宁疗护的基本底色。」

    路桂军在病房与安宁患者及护理人员交流照护情况

     安宁疗护也不总是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让每一位患者都毫无遗憾地释然离开。人类情感如此复杂,必须要承认很多事是非人力所能及的。那是一位正值壮年的男性,因肺癌晚期入院,生病前是名警察。他与自己的儿子一直鲜有交流,日常的相处中也多有争吵,甚至在教育孩子是采用过一些过激的手段。 患者在离世前非常后悔,极力想要与儿子修复关系。路桂军的团队也积极跟父子双方进行沟通,但结果都不尽如人意。直到去世,儿子也没有真正原谅父亲。有些遗憾尚可弥补,但有些伤口或许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愈合。 或者说,安宁疗护并不能完全地消解掉疼痛,有时甚至称延缓都过于勉强。因为接受死亡的过程注定是艰难和痛苦的,我们不能美化死亡。与自己的过去未来现在相和解,也注定是不易的。安宁疗护更多地,是将不能承受的痛苦变得可以承受,医护人员更多是提供了一个桥梁、一根引线,真正要成长和努力的是病人和家属自己。 路桂军的团队在每周四会有一次特殊的团队交流,在医院楼下的奶茶店,大家叫它「生命奶茶店时刻」。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解决问题的经验、最近的体悟感受都在此处畅所欲言。

    

    清华长庚安宁疗护 MDT 团队生命奶茶店活动

     见证过许多生命的逝去,安宁疗护的从业者也需要稳定的情绪管理,这也是工作开展的重要一环。在工作中,既要有足够的同理心,与患者及家属共情的能力,这是感性的一面;也需要理智的判断,客观地审视给予病人的每项支持与决策。 秦佳琦有一个好办法,在踏入病房前,她会给自己倒数三个数,深吸一口气:「3,2,1,我的工作要开始了。」安宁疗护同时宽慰着逝者和生者,但如果服务的提供者无法保持健康的精神状态,自身陷入了负面情绪的泥沼,这自然就与「生者宽慰」的初衷相悖了。

     仅靠情怀是不够的 据路桂军介绍,中国每年的死亡人口约有 1000 万,其中能够得到安宁疗护服务的仅占 0.3%。这个数据无疑是令人遗憾的,究其原因: 一来,人们对于「安宁疗护」的概念认知还远远不够。社会对于「死亡」的讨论实存禁忌,教育体系中鲜少涉及完整的生命教育。 安宁疗护是盛开在良好的生命教育的一株花,生命教育的缺位则会使得安宁疗护失去得以凭依的土壤。 「未来我希望生命教育成为社会通识教育,自由地选择安宁疗护能够成为每个人的权利。」路桂军这样说道。 二来,在安宁疗护行业,供需的严重失衡向来是个难愈的症结。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安宁疗护病房,共设有 15 张病床,自 2019 年成立以来,共迎来送往了 200 余名患者。所有床位均是单人间,其中包含 7 张特需床位和 8 张可报销医保的床位。8 张医保床位也只能有 4 张提供长住,另外 4 张用来收治日间病人。 寥寥几间床位总是供不应求,患者的等待便成为常态,很多人的生命就在等待中行至终点。在疫情常态化的当下,甚至有病患刚做完入院前的核酸检测,在等待结果期间,病床还没有住上人就去世了。饶是一床难求,长庚医院的安宁疗护病房也入不敷出,收支难以平衡。目前该院的安宁疗护尚未独立建科,暂归属疼痛科,也需要来自疼痛科的资金补贴。 安宁疗护面对的阻碍远不止资金短缺一项。高死亡率、低绩效,现有的医疗评价体系与医院绩效制度难以与之适配;单患者诊疗时间长,但门诊费用仍与其他科室并无差异;病房服务需要大量人力成本;其服务中包含了大量心理及社会支持,但其价值难以衡量,缺失具体的定价标准。 此外,从业人员兼职化程度高也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为了保证收入,长庚安宁团队中的所有成员都在其他科室有一份工作。本职之余,大家多是凭依情怀与热情开展安宁工作。但是,这远远不够。安宁疗护的发展事关我们每一位公民的死亡质量。缺少良性的运转模式使得不少安宁疗护机构生存难以为继,从业者及管理者们需要更多机制层面的保障与惠好。 好在,积极向前探索的步伐从未停下。目前,全国范围内已经有了两批安宁疗护试点,包括北京海淀、吉林长春、上海普陀、河南洛阳及深圳在内的多个城市地区被纳入试点范围。 今年 2 月 14 日,北京卫健委发布了《关于印发北京市加快推进安宁疗护服务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通知提出,「对安宁疗护机构和科室逐步实行个性化绩效评价」「部分收费自主确定」等,更制定了 2025 年全市提供安宁疗护服务的床位不少于 1800 张的工作目标。

    

    图源:北京政府网截图

     路桂军在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分享在自己的朋友圈,他连用下两个感叹号:「关于『安宁』整个社会积蓄的期待已足够多!2022 的春天属于安宁疗护!」致谢: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策划:carollero监制:gyouza海报图源:视觉中国题图、文中插图来源:路桂军及其团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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