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这里的公立医院地球人都免费，我去体验过了
2017/12/15 丁香医生
一位在印度做项目研究的中国男生，因为多次强腹泻，先后在印度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就诊，并且第一次体验了印度公立医院的免费医疗服务。
但回到中国后，他发现自己的健康状况糟糕，就医后被诊断为急性肝功能衰竭。
以下是他的亲身经历。
2016 年的初夏，我开始在印度进行一个半月的考察。
我申请了一个在印度的研究计划，主要是探索现代性在印度的面貌。
这个研究计划，把我抛进了一种政治的忧伤之中。和精神的苦闷相对应的，是我常常出现问题的身体情况。
我在印度进了两次医院，一次是私立医院，一次是公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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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腹泻差点晕倒在超市
在到了印度加尔各答的第二天晚上，我就出现了腹泻，当时不确定原因——食物中毒、空调病，还是水土不服，已经无法查清了。
那个晚上，我狠心关了空调，在三十七八度的温度下，肚子又闹腾起来，只好翻身下床去卫生间，这么来来回回总共 9 次，一直到感觉整个身体都已经被排空。
早上醒来，肚子总算消停了一些，但是我完全不敢出门。腹泻来势汹汹，走在街头临时去找厕所当然很不现实。
没有办法，我只好呆在旅社里看点书，还是不敢吹空调，只能把椅子搬到楼道口，至少能有一星半点的凉意。好在当天下午，我的身体恢复了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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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没过几天，强腹泻又来了，和上次的情况很像。
我决定暂时不吃任何现做的食物。第二天下午，我找了一家超市，购买包装好的食品。
在印度能找到超市其实很不容易，大部分印度人不习惯这种「一站买齐」的购物方式。更多买卖还是会在零散的小市场进行。
在超市里，难受的感觉又开始密密麻麻爬上来。我只想赶紧结账走人。
症状很快就越来越严重，等到排队结账的时候，已经开始浑身无力，呼吸短促，听力模糊。像突然没法吸进空气，也像一头扎进了水里，眼前色彩迷散，人影幢幢。身上一阵一阵地冒汗，根本站不稳，我把双手撑在柜台上才勉强没有滑倒。
我赶紧扫视了周围，锁定了一块空地，如果要晕倒，就倒在那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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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本不记得是怎样结完了账，居然还没有一头栽倒。火速去急诊!我拿着饼干飘到门口。
问保安，这里最近的医院在哪里？他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又问了一遍。这时一个路人看我不对劲，凑过来，带着关心的神色说：「Ruby Hostpital，take a taxi。」(可以去 Ruby 医院，快打一辆车吧。)
我不停地重复念叨， Ruby hospital，Ruby hospital，把这个医院的名字死死钉在嘴上。
超市外的路口停着的第二辆车就是出租车，我昏天黑地走了十米，拉开车门不由分说地往里爬，「Ruby Hospital!」(去 Ruby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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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开了一会儿，我逐渐缓过神来，痛苦在身上消散的过程无比幸福。
这时才能看清我手臂上列着一颗颗硕大密集的汗珠，像刚冲了淋浴一般。
继续行车，我感觉好多了，再一次拥有了身体，心情也因此放松不少。
出租车爬上一个高架桥后，朝着一片空旷飞去。很明显是离开了城市，加尔各答的嘈杂被我们抛在脑后，但迎面而来的也绝不是田园风光，而是由垃圾、牲口、烂路、贫民窟混合组成的郊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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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我和出租车司机发生了争执。我问他，我们到底去哪儿，但显然他不太懂英文，也不打算跟我多解释。我就几乎吼叫着说停车。他踩下了刹车，车子在一条尘土飞扬的路上停下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我无奈，只好选择相信这个司机，看他能带我去哪儿。
前方渐渐出现一个像小镇的地方，一簇楼房毫无规矩地站在一起，我看见了医院高耸的牌子。
印度私立医院的就诊体验
这家医院的规模不大，但很新，地上有整齐的瓷砖，墙体的材质和走廊座椅的风格与时下中国地级城市的医院相差无几。
每个诊室门口有显示排队号的屏幕。我上前挂号，挂号费需要 600 卢比(约合人民币 60 元)。随后坐在椅子上排队，因为医生外出吃饭了。
我坐着仔细打量周围，想起刚才那个建议我来 Ruby Hospital 的路人，他体格健硕，肤色偏白，穿着 polo 衫。那么他应该是个婆罗门，是个有钱人，这家医院应该是私立医院，难怪建得那么远，很多来看病的人估计都是自己开车来的。
我是医生的第二个患者。医生是个唇上有胡须的中年男子，穿着蓝紫色衬衣，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医生对我这个外国人的到来很感兴趣，跟我聊了不少，还提到他可能会去中国旅行。
我躺在一张小床上，医生用手挤压着我的腹部(脏器)问痛感。
最后，医生告诉我，没事，给你开药，随便吃点就好了。最后我花费 8 卢比(0.8 元人民币)，购买了药片。
在印度公立医院免费看病用药
到了七月十七八号时，我开始感到轻微腹痛，当把身体挺直，这种疼痛更加明显。
腹痛的同时，食欲下降，到后来我每天只能吃一顿，还伴随着多次干呕。我只好取消了去孟买的行程，留在旅社里看书休息，足不出户。
为了及时治疗，在旅社前台的指点下，我去了一家步行可达的公立医院。
因为位置在德里的使馆区，这家医院人很少，一般来说印度公立医院常常是人满为患的。医院的门诊楼像小学教学楼大小，不豪华，但也干净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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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到挂号处把护照递给他们，工作人员居然表示不需要护照，只是递出来一张表，让我填完个人信息，就可以直接上楼候诊了。
诊室在三楼，六七个患者站在门口排队。因为腹痛，我站着很难受，想坐到旁边的椅子上，又担心后来的人插队，只好忍耐勉强站着，上身前倾。
「你们外国人来都会有这毛病，我给你开点药就好了」，说完医生敲了几下键盘，立方体一样厚重的显示器上跳出了几行字。「好了，你拿着到一楼去取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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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药窗口里扔出了两盒药，我，一个外国人，不需要缴费也不需要出示证件，直接拿起药品，转身就走出医院，一次在别的国家免费看病的经历，就这么实现了。
这也是我第一次体验免费医疗。
后来德里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位老先生请我吃饭，我高兴地谈到这一次体验免费医疗的经历，这位印度人都吃了一惊——他不知道外国人在印度公立医院也可以免费看病。
我被诊断为急性肝功能衰竭
印度的免费医疗带给我的欣喜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误诊，医生开的药反而加重了我的病情。我实在不知道这是不是特殊情况。
当我结束在印度的考察，回国后的第二天，母亲发现我眼珠发黄。「是不是肝出了问题？」
那时候我已经腹痛了一段时间，本来以为是在印度吃坏了肚子，还去当地医院开了药，认为回国再养养肠胃就可以。
但当时母亲很警惕，我们迅速去了一家医院检查肝功能。结果证明了她的洞见。
我的转氨酶指标已超过 2000，这是「肝功能严重损伤」的表征，已是要命的高度(正常人也就在 15～40 之间)。
最终我被诊断为由戊型肝炎病毒引起的急性肝功能衰竭。
这种病毒在中国不常见，但曾经在南亚多次爆发，造成大面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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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说，从受感染到爆发，通常有两周的潜伏期，因此可以推断出，我是 7 月 10 日左右接触了感染源，感染源通常在食物与水当中。
在我们办理住院手续的同时，医院下发了病重通知书，我的病床也被挂牌为一级护理。我问这是什么意思，护士一边扎针一边说，我们一个小时巡视一次，你要是不见了，我们就报警。
在诊断中，我向医生出示了我在印度服用过的药品。在即将离开印度的前几天，这些药不仅没有缓解我的症状，反而让我更难受，最后我只能停止服用。
所以，万一我吃错了呢？于是我保留了它们，作为我病情发展的某种证据。
医生拿着我的药眯着眼睛看了看，告诉我，吃错了，这些抗生素只会加重你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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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印度地医疗卫生投入在 GDP 仅占不到 1%。对比来看，2012 年，中国的医疗卫生投入占 GDP 的比例超过 5%，到 2017 年，中国官方公布这个比例为 6.2%，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会超过 8%。
而且印度位列全球人均医疗投入最低的国家之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政府还是做出了决定，在原有的免费医疗基础上，制定了一项全民免费拿药的医改计划，当然，政府免费药物的采购名单中，几乎不包含任何进口药物或贵价药物。
对印度的免费医疗，叫好者有，但也有批评者认为，「那就是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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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评价认为，印度的医疗体系不算糟糕。在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的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评估排行榜上，印度的全球排名为 43 位，远远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
而另一种评价认为，印度有着这个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医疗体系。
一方面，因为特殊的专利管理制度，发达的仿制药产业令这个国家成了国际医疗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另一方面，设备落后的公立医院所提供的糟糕医疗质量，几乎不含任何「高级」药物的免费药物列表，在面对大病时，免费的公立医疗与「无医无药」几乎差别不大。
在印度，公立医院的医疗条件和设备条件都非常恶劣，手术的等待时间经常跨年计。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印度的有钱人都去收费的私立医院看病。印度公立医院的设备差，工资低，导致招不到好医生，很多公立医院的医生，用止泻药来应对几乎所有来就诊的病人。
根据 2015 年 WHO 公布的全球各国平均寿命，当时的印度平均寿命 68.5 岁，而中国平均为 76.1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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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大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困局
印度作为一个可以在众多领域都能和中国一争高下的大国，为什么会连基本的公共卫生都不能做到突破性的解决？
这当然与医疗水平和经济能力有关，但更是一个政治问题，问题的核心同样是：资源分配。
这其中被分配的，不仅仅是资金投入。如何利用尽可能少的投入，打造一个(免费)全面覆盖的医疗卫生体系？保证公平，并在公平的基础上，保证一定的质量。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曾是这种体系的范本。
父亲坐在床尾，和我聊起毛时代，关于农村卫生，关于消灭血吸虫病，关于赤脚医生。父亲说那叫低成本办大事。
到 1979 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 68 岁左右，远超当时的第三世界各国，和 2015 年的印度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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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姨来看我时，我也问了类似问题。大姨是医务工作者，做了多年护士，所用的手法是在文革时期培训起来的。
当时她在凤冈县做知青，城里的医生被下放到凤冈县卫生站给她们上课，而她们边学边用，很快上道，开始在县城开展基础的医疗服务。
即使在文革时期，她对肝病也毫不陌生，「我们有一天看见一个小伙子从门口过，挺着很大的肚子」，她在一旁用手在肚子上画了巨大的弧，「我们问医生，说这是怎么回事。医生说，那是肝腹水，他估计快不行了。我们疑惑得很，那人不是还能走路么，结果就过了几天，就如医生所言，死了。」
在那个时代，由于特殊的国情，大医院的医生们被下放到基层医疗机构，和那些受教育程度一般的赤脚医生一起工作，赤脚医生们的诊疗水平迅速提高，广大农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也得以建立。
而这种机会，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已经很难再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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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中国，试图通过医生规培制度，持续给基层医疗机构输送标准化的医生，希望能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水平，但效果如何，还需要时间的验证。
在公共卫生体系运作中，公平与效率的冲突始终是核心问题。
在医药产业日渐壮大，医疗账单年年攀升的今天，如何使用有限的投入，让穷人不会因为负担不起高额账单，放弃治疗。也不会因为医生的水平问题，而不能得到应有的治疗。
让医疗服务至少够用，目前中国抑或是任何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也不会比印度好多少。
本文作者系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博士生，印度 - 中国研究所成员，纽约城市大学兼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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