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亿中国人携带乙肝病毒,我们拿什么拯救自己?
2018/1/4 丁香医生

    

     乙肝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病,无论是从它对整个社会影响的广度,还是从深度来看。

     今天的我们,恰好处在乙肝病毒传播的转型期——可以疫苗预防、可以检出,却仍然无法根治。

     乙肝病毒主要通过血液传播,传播途径有母婴、血液以及血液制品、破损的皮肤黏膜和性接触。

     乙肝不会通过共餐传播,因为病毒无法进入口腔、食道和胃肠道的细胞,人体消化道里也缺少病毒生长繁殖所需的物质。

     但很多对乙肝一知半解的人,至今仍会拒绝和乙肝病毒携带者同桌吃饭。

     当下,疫苗接种是控制乙肝病毒传播的主要手段。

     但如何对待那些已经感染并携带病毒的人,这个问题时刻考验着我们。

    

     1.2 亿人,乙肝阴影下的大国

     医生缪晓辉的诊室里没有消毒水的味道,墙面不那么惨白,座椅也并不是冷冰冰的。

     再看到一套先进的远程会诊系统,谁都能明白,这是一间非常现代的诊室。

     但是,待在这间诊室里,会让人产生回到了七八十年代的感觉。

     一整个下午,前来寻诊的病人大多出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

     他们的乙肝携带史几乎与他们的年龄相当,距离第一次发病也有二三十年了。

     在七八十年代,还没有大规模的接种计划。80 年代出生的那批人,是中国的最后一批完全无保护地面对乙肝的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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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位病人至少 30 分钟的专家门诊里,我听到医生让助手在病历上写上:

     「父母严重肝病史对患者有较强的负面影响。」

     如果没有得到适当治疗,20%-30% 的慢性乙肝会进展为肝硬化和(或)肝癌。

     在全球的肝硬化和肝癌患者中,因乙肝引起的约占 30%-45%,而在中国,这两个比例分别为 60% 和 80%。

     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孩子,目睹了父母因肝癌、肝硬化身亡的痛苦经历。

     再想到自己也是个乙肝病毒携带者,就像头上悬着一块摇摇欲坠的巨石。

     看到这里,你应该可以理解这间诊室中氤氲着的情绪,它们或来自患者本人,或来自患者的亲人,带着焦灼、惧怕与期盼。

     目睹长辈在乙肝、肝硬化、肝癌这三部曲中挣扎,为年轻的携带者带来了严重的精神负担。

     父母和子女都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这一事实进一步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

     虽然在一般情况下,乙肝病毒并不影响感染者的工作能力,但病毒携带者普遍被歧视。

     携带乙肝病毒这个事实,往往成为整个家庭「因病毒」致贫的原因。

     在赵一泓的《中国第一病》中,大学生乙肝携带者欧阳子岩描述了当年的情况:

     「在我的家乡,患肝病的人特别多,有的甚至全家都是乙肝,其中一小部分不幸者逐步发展为肝硬化、肝癌。」

     「为治病他们听信虚假广告,吃药无数,花钱无数,各种治肝药几乎掏空了村人的钱袋,病情却毫无起色,而患者却像滚雪球般越来越多……」

     书里提到,欧阳子岩的父母都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儿女也全部感染了乙肝病毒。

     而由于知识闭塞和无知,下一代中又有两个孩子,因为母婴垂直传播,生下来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

     在欧阳子岩的家乡,人人谈肝色变。

     1992 年,中国乙肝防控进行了一次重要调查,这是建国后最大规模的全人群乙肝相关调查。

     这次调查的结果显示,在当时的 1 - 29 岁的人群中,乙肝病毒携带率(表面抗原阳性率)为 9.75%——远远高于 8%。

     当时的中国,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高感染区」。

     柳叶刀杂志的《乙肝在中国》提到,在中国生活着 1.2 亿乙肝病毒携带者,大约是全球携带者总数的 1 / 3。

     也许是挟着「十人一乙肝」的威力,中国的「乙肝大国」名号在国际上不胫而走。

     直到 2009 年,在旧金山的地铁站上仍然有用中文写的公益广告:「小心乙肝」。

    

     乙肝,隐形的生命威胁

     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内脏。

     「肝脏上没有神经,你不会感到疼痛,很多肝癌患者发现已经是末期,无法治疗了……」

     在斯坦福大学亚洲肝脏中心拍摄的慢性乙肝病人故事中,台湾演员金素梅这样提到。

     34 岁那年,金素梅诊出肝癌,退出影坛后,她一直在呼吁乙肝病毒携带者每年要进行常规肝脏检查。

     乙肝不是一种会迅猛发作的疾病,从携带发展到肝炎至少有一二十年。

     很多时候,不做血检,感染者并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感染了乙肝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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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纯的乙肝病毒对肝脏一般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影响。

     但会产生急性乙肝炎,或者导致肝硬化、肝癌。

     乙肝病毒进入肝脏细胞后,在某个时刻,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会被激活,疯狂攻击那些被病毒感染但尚算完好的肝细胞,这便是急性乙肝发作了。

     肝细胞被免疫系统攻击,或是被病毒蚕食后,丧失了正常的功能,就容易形成肝硬化。

     而当这类刺激持续,肝癌可能会随之而来。

     作为一种嗜肝性 DNA 病毒,乙肝病毒必须躲过血液中免疫系统的攻击,以一定的数量成功到达肝脏后,才能完成一次成功的感染。

     面对成人成熟的免疫系统,小股乙肝病毒往往很难完成传播。

     作为一种经历过进化选择的古老病毒,一旦建立感染,乙肝病毒会先把存储了自己遗传信息的 cccDNA 储存在肝细胞的细胞核中。

     即使细胞外的病毒全部消灭,储存在肝细胞中的 cccDNA 仍然可以为它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

     这也就意味着,一旦建立感染,乙肝病毒将很难被完全清除。

    

     《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感染都会发展成慢性乙肝,很多感染发生后,免疫系统会在不知不觉中干净漂亮地把病毒解决掉。

     5 岁之后的乙肝病毒感染者中,仅有 5%-10% 会发展成慢性乙肝。

     但如果是在 5 岁以内的幼儿时期感染乙肝病毒,会有 25%-30% 地几率发展成为慢性乙肝。

     如果是在产前 12 周到产后一周内,幼儿感染乙肝病毒,会有 90% 地概率发展成慢性乙肝。

     这就意味着,对于 5 岁之前的儿童,乙肝防控工作极其重要。

     要尽可能确保孩子们在 1 - 5 岁,尤其是刚出生时没有被乙肝病毒入驻,这样一来,将来感染的几率也就很微小了。

    

     1.2 亿中国人

     是如何感染乙肝病毒的?

     作为一种血液传播的传染性疾病,乙肝病毒的传播途径有母婴、血液及血液制品,破损的皮肤黏膜和性接触。

     25 年前,生活在中国的 1.2 亿感染者,他们是如何被感染的?

     医生缪晓辉告诉我,他在门诊遇到的病人,80% 以上是因为母婴传播。

     虽然乙肝不是遗传疾病,但在七八十年代,几乎没有母婴干预的概念,「乙肝世家」的情况并不少见。

     在《传染病学》教材中提到,母婴传播占我国婴幼儿乙型肝炎感染的 1 / 3。

     在浙江传染病研究所的刘克洲 1992 年的论文中提到,当时的中国,携带乙肝病毒的母亲生出的婴儿在 6 个月内,有 24.3%-45.0% 的乙肝表面抗原阳性。

     在《中国第一病》中,5 位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感染原因分别是:两位出生于「肝炎世家」、一位是理发时被划破了个小口子,一位是不明原因,还有一个小朋友在打破伤风针时因共用针头被感染。

     我问了一些在 80 年代出生在中国的乙肝携带者,是怎么感染乙肝的?

     「应该是打针吧。小时候的卫生室,一个酒精灯,架着一个铝饭盒,里面煮着针头,有时候人太多,针头刚放进去涮涮就拿出来用了。」

     「小时候打预防针,小朋友排成三排,每排用一个针头。应该是那时候被感染了。」

     「不知道。」

     你的家人有人是乙肝病人吗?

     「也不知道,我父亲在我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好像是因为肝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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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对乙肝病毒的正式研究始于 1973 年。

     那一年,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陶其敏教授开始研究乙肝,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和表面抗体的检测方法。

     但一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才全面实施了对献血员的乙肝表面抗原筛查。

     在中国,从文献中,能够找到 2000 年北京佑安医院做的传播途径调查,调查了在此医院就诊的 400 名慢性乙肝患者。

     佑安医院的调查发现,在乙肝疫苗未使用的情况下,垂直传播占 39%,母亲阳性较父亲阳性更易传染给下一代。

     此外,医源性感染的主要感染途径是注射和口腔就医,分别占被调查者的 20.5% 和 9.8%。

     1998 年《实用预防医学》上的「口腔科常用钻针乙肝表面抗原污染调查」显示,当时被调查的口腔科,常用钻针的乙肝病毒携带率几乎有 11.1%。

     佑安医院的这次调查规模虽然有限,但基本反应了乙肝病毒的各类传播途径在中国所占比例。

     在当时,除了母婴传播之外,大量的乙肝感染者的感染原因是,共用了消毒不彻底的针头。

     像口腔就医这类的医源性感染,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地区所占的比例也不容忽视。

     毫无疑问,上世纪末,血液传播在乙肝的传播中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然而,因为乙肝感染率的巨大基数,输血传染的概率并不显眼。

     即使在 80 年代对血液全部进行乙肝表面抗原检测之后,有的血液样本呈阴性,血浆中仍能检测到乙肝病毒 DNA,仍然有一定的几率令受血者感染上乙肝。

     直到 2014 年,使用核酸检测的方法对血库中的血液进行筛查,这才完全杜绝了因正规输血染上乙肝的可能。

     也就是说,直到 2014 年,我们才终于能用上「干净」的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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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发现,乙肝是一种现代病,但它的大规模传播,往往是因为现代化进行得不够。

     到了近代,医源性传播成了乙肝病毒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这在学术界也是某种共识。

     许多学者认为,乙肝病毒流传甚广主要发生在医学技术发达的现代。

     这个悖论出现的原因是,乙肝主要通过血液和体液传播,现代医学的很多手段能够轻易地突破人体的天然保护屏障,为它的传播提供了极大便利。

     而在没有输血、手术、打针和器官移植的蒙昧时代,由于技术上缺乏先进手段,血液的交换反而并不普遍。

     《逼近的瘟疫》中提到,世界著名乙型肝炎专家唐弗朗西斯在 1978 - 1983 年曾参加了三次调查,调查美国的医源性乙型肝炎传播:

     「巴尔的摩一名牙医曾将病毒传播给 6 个病人;康涅狄格州的一名口腔外科医生在一年间感染了百余名病人;密西西比州的一名妇科医生在一年感染了 3 名做手术的妇女。」

     这位专家分析,上述的三例传播,如果能常规使用手术手套,将不会发生医源性传染。

     乙肝病毒主要通过血液和血液的接触传播,这种接触可以用一层乳胶隔开。

    

     持续的传播状态

     1970 年,东亚乙肝病毒携带率为 5% 。

     1992 年,中国乙肝病毒携带率为 10%。

     从 1992 年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30 岁以内的各个年龄段的感染率,几乎是一条平稳曲线,起伏不多,也少有峰值。

     乙肝病毒的传播主要发生在 5 岁以内,这说明,在 60 年代到 90 年代期间,中国的乙肝感染率很可能是一种持续的状态,而且,几乎没有特别大的波动。

     从文献搜索中,可以看到针对武汉、通州等地的在 1960 - 2000 年间肝炎流行情况分析。

     这些分析显示,2000 年之前的 40 年间,流行年份和爆发疫情以甲型肝炎为主,而乙型肝炎疫情则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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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 40 年里,这病毒不冒进也不退缩,以一种稳定的水平,跨越着代际,在每一代人中都保持着一个差不多的感染率。

     这听上去像个神话。

     不过,要考虑到这种病毒本身的特性——它习惯无声无息地进入宿主体内,适度又克制地进行自我复制,之后从一个细胞传播到另一个细胞。

     在这整个过程中,宿主都不会有任何症状,宿主与病毒达到一种短暂的、临时的,也是极其脆弱的生态平衡。

     这么看起来,病毒与感染者达到一种平衡也并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

     然而,在一个相当高的携带率背景下,这种稳态的脆弱与它的危险同样显而易见。

    

     疫苗尚未普及的 20 年

     根据美国的调查数据,可以估算出,在 90 年代初,美国的乙肝病毒携带率约为 0.44%。

     而在同年代,中国的乙肝携带率超过 9%。

     是因为中国人,或者黄种人对乙肝更易感吗?

     中国肝炎学科泰斗,病毒学家庄辉认为:

     「目前尚无证据表明,黄种人比白种人更易感染乙肝病毒。」

     「主要是我国乙肝病毒的母婴传播率高,再加上过去不是用一次性注射器,消毒措施不严格,水平传播也较高。」

     「也可能与我国流行的乙肝病毒的毒株有关,我国的主要乙肝病毒是 C 基因型,它不易治愈,更容易变成肝癌和肝硬化,而美国的流行毒株主要是 A 基因型,相对好治。」

     1963 年,美国生物学家第一次发现了乙肝的表面抗原。

     1967 年,美国首度阐明了乙型肝炎的形成——乙肝是一种可传播的病毒性疾病。

     1972 年,美国法律正式规定,每一个献血者的血样必须经过乙肝表面抗原的筛查,所有血库必须对每一个血样进行检查。

     1981 年,第一支大规模生产的乙肝疫苗,通过了美国食药监局 FDA 的审批,正式在美国上市。

     根据美国 CDC 的数据,1987 - 2004 年,美国急性乙型肝炎的发病率下降了 80%。

    

     在中国乙肝感染者的巨大基数下,疫苗是唯一的救赎。

     疫苗接种,从一开始就是专业人士们的共识。

     然而,疫苗接种在当时的困难是一个字:钱。

     1985 年,中国本土的乙肝灭活疫苗正式得以获批生产。

     但当时的疫苗,是利用乙肝携带者的血清和血浆,进行纯化灭活后制成,产量低、成本高,且具有一定潜在的危险性。

     1992 年,中国的乙肝疫苗接种被纳入了免疫规划管理。

     也就是说,自 1992 年 1 月 1 日起,要求所有新生儿在出生 24 小时内、出生后 1 个月 6 个月时,各接种 1 针乙型肝炎疫苗。

     但当时并不强制要求接种,而且需要家长自己支付疫苗及七接种的费用。

     「当时我们国家还穷」——一位乙肝领域的流行病学家这样告诉我。

     这种国家负担不起的状态,一直持续了十年。

     后来,当时的卫生部长陈敏章,在接受胰腺癌手术后,特意向当时的总理朱镕基提出了自己的遗愿:

     建立一个肝炎防治基金会,免费为西部贫穷的孩子接种乙肝疫苗。

     在陈敏章去世那年,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成立。

     这个基金会最初的工作重点,就是为西部贫困儿童免费接种乙肝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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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2000 年,相关专家联合上书国务院,建议免费为所有新生儿免费接种乙肝疫苗。

     2001 年 11 月,建议被采纳,2002 年 1 月 1 日起,乙肝疫苗纳入免疫规划。

     因为疫苗的接种,从 1992~2014 年,全国有大约 9000 万人,因为预防接种策略而免受乙肝病毒感染,减少了近 2400 万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携带者,减少肝硬化、肝癌等引起的死亡 430 万。

     到 2005 年,乙肝疫苗被纳入了国家一类疫苗,全部免费接种。

     在 2005 年的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分会上,讨论了新生儿乙肝控制目标。

     曾有人在会上提到过一个要求,到 2012 年,把 5 岁以下儿童的慢性乙肝病毒感染率下降到 1% 以内。

     当时,考虑到中国的巨大基数,控制目标被改成了:到 2012 年,把 5 岁以下儿童的慢性乙肝病毒感染率下降到 2%,最终达到 1%。

    

     正视乙肝病毒

     疫苗接种九年后,2014 年的全国肝炎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5 岁以下儿童的携带率已经降到了 0.32%。

     新的一代人至少不需要重走前人的路了。

     然而,在这个时代,乙肝表面抗原的检测越来越简单方便,但彻底祛除体内的乙肝病毒却始终未能实现。

     所以,今天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处在一种很微妙的地位。

     如果把疫苗接种作为乙肝大国的一个救赎,那么,目前无法根治的感染者,则是大国的一种责任。

     世界卫生组织的文件中指出:与感染者共用餐具或炊具、感染病毒的母亲进行母乳喂养、拥抱、接吻、咳嗽或打喷嚏,均不会传播乙肝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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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流言一直未曾停止。

     上世纪 90 年代,多项文件对乙肝携带者设置了毫无依据的职业禁入。

     比如《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录用公务员体检项目与标准》、1976 年的《中国食品卫生法》和 2006 年的《食品安全法》。

     对于这种情况,一位相关专家解释,那时的立法程序跟现在不同,可能未邀请肝病学专家参加,否则是不可能被写上的。

     2003 年,「小三阳」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周一超,因为未能通过公务员体检,绝望杀人。

     一种长久的压抑因此爆发,数亿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及其家属开始公开反对歧视。

     乙肝群体的反抗,从当时的艾滋病反歧视运动中吸取了不少经验。

     一定意义上,艾滋和乙肝这两大传染病,塑造了今天公众参与中国公众卫生运动的形式和样貌。

     采访中,我见到了近十年来乙肝相关公民运动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是 1987 年出生的雷闯。

     从致力于消除乙肝歧视的大学生运动开始,雷闯主动公开了自己的乙肝病毒携带者身份。

     他按照新版的食品安全法,办理食品从业的健康证,休学一年,用 DV 去记录招聘中的乙肝歧视……

     目前,雷闯在做自己的「亿友公益」,目前亿友的工作已经不仅仅是消除乙肝歧视,还涉足促进药物可及性方面。

     2006 年,中国 1~59 岁的人群乙肝病毒携带率为 7.18%。

     整个中国从乙肝的高流行区进入了中流行区。

     「等我们这一代人去世了,中国的乙肝病毒携带率就跟西方一样了」,一个女孩这么对我说。

     她是 80 年代生人,在外企工作,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但她的男友对此非常理解。

     「男朋友还会参加我们的反歧视活动。」

     她对自己将来能生一个健康宝宝以及活得健康,很有信心。

     「只要规范合理地治疗,这不是什么绝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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