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振、融通、调试：媒介化视阈下国际传播能力体系构建与创新
2021/9/14 9:00:00 对外传播
讨论人：
喻国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徐和建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
韩 蕾中国日报网总编辑
姜 飞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张毓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 敏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钟 莉四川日报报业集团编委、川观新闻首席内容官
陈冬艳重庆国际传播中心副主任兼总编辑
吕大鹏中国石化新闻发言人、党组宣传部部长
田菊芳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党委工作部(企业文化部)部长
耿兴强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新闻中心总编辑
陈 垦清华大学全球传播办公室主任
罗 玲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副主任兼海外传播办公室主任
李厚锐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内容提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伴随着媒介化进程的演化，整个社会的运行规则、传播逻辑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的国际传播也应充分采用媒介化逻辑实现关系连接和情感共振，启动和激活国际传播资源，创新国际传播策略与方法，凝聚城市、企业、高校等多类主体国际形象建构合力，实现国际传播能力体系构建与创新，在理念创新与实践推动中共同提高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和水平。
【关键词】媒介化 国际传播 体系构建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方向和重点任务，对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当前，在互联网及信息技术等多种因素助推下，媒介正在突破其自身的信息载体功能，以其变革性的影响力实现对于整个社会生产、逻辑、机制的创造性改变。媒介化意味着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中媒介逻辑对社会实践的形塑。国际传播肩负着塑造中国形象、凝聚全球共识的重要作用。在媒介化视阈下，国际传播的理念逻辑、机制体制、方式技巧也应在此进程中进行变革和创新。
沿着上述思路，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日报网联合“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组”、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组织专家学者围绕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讨论，城市、企业、大学的国际传播建设先进单位围绕国际传播经验进行了讨论。
一、情感共振：掌握规律胜于掌握策略和技巧，“求同”是国际传播产生影响力的前提和基础
喻国明：社会媒介化将是未来五年、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内，整个社会生活变革最为重要的趋势和潮流。在今天的社会传播与沟通中，“摆事实，讲道理”远远不及“身份认同”与“情感共振”有力量，这已经成为诸多社会实践中广泛存在的、显现的社会现实。我们一提到海外传播，常常讲到策略传播或者技巧应该如何应用，但实际来看，掌握规律要比掌握策略和技巧更重要。这实际上是一个传播学中的基本规律，但可能有时候我们这方面掌握得不够好，从局部上讲的内容有道理，但可能在整体规律把握方面有失分寸，这可能产生我们意想不到的结果。
国际传播中要先“求同”后“求异”。“求同”是产生影响力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各国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甚至价值观存在很大差异，强调不同就很难产生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互相影响的可能性。有一个词叫做“客随主便”，也就是到别人家作客要入乡随俗，按照对方的规矩、办法去做。在国际传播中这条原则同样适用，即要熟悉国际受众的接受心理、传播法则以及当地的游戏规则，进而通过这样一种“同”的立足点的寻找，逐渐“润物细无声”地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建构我们的价值观。
国际传播需要实现文化共振而后实现情感共振。因为国际传播中绝大多数国际公众是我们要争取的朋友，作为我们的朋友要讲究方式方法，有理有利有节。只有在关系的认同性基础之上的传播才有可能发挥效应，才有可能产生某种引导性、带动性。这是产生传播影响力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这样的一种前提和基础，没有在情感关系认同基础上进行传播，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无效传播，甚至有时候是负效传播。
韩蕾：国际传播实际是跨文化的传播，不同的文化讲故事的方式千差万别。我们向外国受众讲中国故事就是要选取合适的角度和合适的讲述者，进而引发情感共鸣。这是一个求同的过程。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故事特别容易引起海外公众的关注，而海外公众之所以关注中国的故事是因为他们想知道中国发生的故事与他们自己的关系。这也是我们的记者、编辑在进行国际传播时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我们的目标受众和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为什么会关心这个选题？为什么会读这个故事？只有这样才能在跨国家、跨文化的差异中引起受众共鸣。
在《中国日报》，我们编辑部常常讨论，我们的国际传播按照质量可以分四个层次。一是非常粗糙的翻译，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出错的指示牌或者标语，国外公众看到这些的时候往往能猜出来是什么意思，但阅读感受不佳，有时甚至容易造成误解。第二个层次是尊重原文基础上的精准翻译，虽然没有语言上的问题，但因为太过于基础，所以无法引起共鸣。第三个层次是引人入胜的传播，无论语言或是叙事手法都能吸引人、打动人，能够引起共鸣。第四个层次则是用创造性的手法讲故事，将信息传递与读者互动结合起来。在国际传播的求同过程中，我们达到第三个层次是比较好的国际传播。第三、第四个层次的传播能够真正起到对外提升中国形象的目标。因此，在海外传播实践中依据传播规律，通过情感、关系的共鸣、共振，在求同基础上坚持做好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工作尤为重要。从实践角度，我们要努力对外讲好四类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和中华文化的故事。
周敏：随着人工智能、5G、大数据技术日新月异地演进与发展，媒介化进程正在影响并参与到国际传播中的各个环节。国际传播中媒介与社会、与普通的个体受众的关系更为密切，而媒介化也在塑造着传播中公众个体的感知和对于国际社会乃至整个外部环境的认知。在这一背景下，只有基于公众情感、价值认同基础，将传播客体视为生动形象、有血有肉的人，才能真正产生理想的传播效果。中国国际传播实践要做到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的“五力”，应该在精准性与在地性上下足功夫，内容接地气，把握国际公众的情感，通过具有共鸣性的中国故事的挖掘，真正引发国际公众认知、态度、乃至行为的变化。这应成为国际传播的努力方向。网络用语“YYDS”意为“永远的神”，但在国际传播中我们应少做、慎做、甚至不能做“永远的神”。如果我们把国际传播内容变成没有根基的“神话”，或者无视传播对象是有血有肉的客体，就无法真正做到全面、真实和立体。国际传播需要在媒介化的背景下，理解传播环境、理解传播链条中的各个环节，才能不断从钻研技术到摸清规律，从摸清规律到提升艺术。
二、话语融通：把内容作为媒介化的载体实现话语融通，构建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
张毓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回到中国”，即在国际传播中不能缺失中国的价值基础和认知特性。如何在国际话语体系当中讲述我们的理论、道路和实践，从根本上来说是知识生产的问题。
传播的内容是基于主体性认知的话语和叙事实践的结果，是群体意识的外化和外在体现。在经验功能主义视角下，传播曾经被当作是一个客体反映的问题，传播的主体信息被或多或少忽略。在传播实践当中，国际传播也被当做一个功利性的工具，因此，国际传播长久以来遇到的问题之一就是重传播实践研究、轻主体性话语研究，重外在评价的研究、轻自身话语和叙事逻辑研究。我们应该回到中国、理解中国、说清中国，也就是回到中国经验，回到中国文化，回到中国精神的本身。“回到中国”的重要支撑性基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的一个新时代，新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原来比较模糊的中国，尤其在我们自己心中比较模糊的中国现在越来越清晰，从旗帜到道路，从全球战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从人民的思想意识到生活实践，国家生活都在复杂深刻的变化中变得更加具象和明确。
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需要被系统地总结提炼。这不单是凝聚自我认同的需求，还是凝聚全球认同的需求，所以所有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都要能够做到融通中外。“融通”作为国际传播的实践手段，“中外”作为实践主体。“融”是基于本土经验和问题意识，融合自身与全球优秀的知识成果展开研究，形成话语和叙事。“通”则是要求话语与叙事符合国内国际的双重认同逻辑。所有的话语和叙事要在中国故事这一话语和叙事的载体中更加充分和更加鲜明地传达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总体上要做到“融”为“通”之前提，“通”为“融”之目标。相应出现另外几个问题：国际传播叙事的中国叙事从何说起？涵盖哪些内容？要以何种姿态、何种国民心态展开这种研究和叙事？
姜飞：我们生存在一个媒介化的环境里，现在媒介已经完全介入我们的生活。正如美国南加州安娜伯格传播学院院长威尔森所说的“C@C”，其中第一个“C”是交流(Communication)，第二个“C”是中心(Center)。“CommunicationatCenter”，意味着现在媒介或者传播不单单融入了我们的生活，而且已经成为我们的中心。在20世纪以来的三次国际传播浪潮中，中国也在不断提高自身传播能力建设与国际影响力。尤其在近10年，中国跻身国际传播场最前沿，在组织、人际、国家、媒介四个方向全面发力，升级全球传播能力，开创全媒化和全民化新格局。
讲好中国故事，更深刻地体现出来的是文化哲学的冲突。其实，每个中国故事的讲述都离不开文化哲学的内蕴。一个新闻故事或者发展故事的讲述，如果没有较高层面的立意，不具有一定抽象的思考和长远的眼光，尤其是将眼光投放到历史和文化哲学的层面上，故事就容易层面平庸、特色尴尬，没有影响力。因此，讲故事的群体要从媒体扩展到学术研究，从信息生产领域演化到知识生产领域。这就需要鼓励学术“走出去”。学者的交流，是一种知识生产，在某种程度上相比于媒体的信息交流，具有稳定性、长远性和价值观的内涵。鼓励学术、学者“走出去”，不仅可以丰富和提高学术水平，还可以在中观和知识层面影响国际同行，进而产生中心扩散效应，最大限度地提升和巩固国际传播效果。
周敏：未来的国际传播中，传播内容不仅意味着咨询、知识和信息，而是作为社会媒介化的载体实现国际公众的情感、关系联结，进而实现传播价值。国际传播中媒体在讲好我国战略部署、社会进步、创新发展等宏观命题的同时，更应该以开放的姿态通过传播内容整合社会资源，成为传播功能的创造者和传播价值的激活者，通过微观视角挖掘普通公众的生动故事，在引发国际公众情感共鸣的基础上进行话语融通，逐渐将弱关系转化为强关系，将真实、全面、立体、有人文关怀的形象传播给世界，形成理解、认同前提下的国际传播新格局。
三、角色调试：国际传播需通过资源的启动和激活，实现传播者姿态的转变与调试
喻国明：媒介化进程中，媒介不仅扮演着信息传递工具的角色，而是成为个体认识社会环境、参与社会实践、建构社会关系的桥梁和平台窗口。国际传播是影响力渐次发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需要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要循序渐进地解决“看得到”的问题，也就是传播触达的问题；第二，要解决“看得下去”的问题，也就是要找到传播文本当中的“引爆点”，让用户接收到传播内容，而且还愿意往下看，让用户产生文化共振、心理共振和情感共振；第三，要解决“看得懂”的问题，这其实是要解决“文化折扣”现象，因为参照系、认识角度、语言表达不同，传播者需要在“编码”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区的用户在“解码”过程当中可能遇到的差异，用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制作传播文本；最后，是要解决“看得有用”的问题，要让国际传播在观念上产生一种向心力、凝聚力。
传播中的国际传播角色不再仅仅是过去的媒介内容生产者和信息内容的传递工具，而是开始成为社会政治要素、经济要素、文化要素的激活者、连接者和整合者，成为社会架构和运行的组织者、设计者和推动者。国际传播中，传播者并非在这种价值认同效果的产生中起到主要的作用，而是发挥穿针引线的连接者、贯联者和启动者的角色。在真正的社会认同、社会行为启动过程当中，更大程度上需要的是一些实际的行动，解决一个问题要比说一万一千遍的道理更有效。俄罗斯有一句谚语是“天上的仙鹤不如手中的麻雀”，法国有一个格言叫做“一个实际的行动胜过一沓纲领”。这就告诉我们，有的时候行胜于言。作为传播者一定不要妄自尊大。我们要起到连接者的角色来进行这样一种情况的连接，实现各种各样资源的启动和激活，然后来进行相应的协同和协调，这样才真正能达到目的。
张毓强：国际传播需要国民心态和传播心态的把握和调试，它既不是妄自尊大也不是妄自菲薄，两者都可能导致实践中的失调。前者是盲目把中华文明视作普适文明，认为中国模式不仅适应中国国情，而且可以升华为足以和西方抗衡的另一类现代心态。这类心态容易导致民族主义的情绪，传播姿态不讲逻辑、不讲道理，不顾能效。后者是延续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主体性，民族独立性、整体性、先进性、优越性受到打击之后导致的落后、自卑和怀疑的心理状态，容易导致失去自信。所以在传播姿态上要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进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其中“信”是“爱”的基础，“爱”是“信”的升华，“敬”是在两者基础上的延伸和叠加。
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其中，“中国叙事体系”是对原来“中国话语体系”的提升，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中国话语”是对国家和民族主体性的、概念性的描述，是基于特定知识逻辑展开的对于特定对象的界定，话语的合法性需要在日常国家治理和日常生活中经过较长时间和强大的检验之后被认知和接受。“中国叙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从知识生产层面，将国家发展的现实特征、问题说清楚。背后的辩证关系即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
四、构建矩阵：通过各类媒介构建海外网络矩阵，凝聚整合国际形象传播合力
徐和建：从北京国际形象建设实践来看，城市对海外沟通、塑造形象要做到“四个做强”“四个做足”“六个新思考”：坚持做强主流传播、主场传播、主力传播、主心传播，坚持把事实传播做足、把议题引领做优、把精神力量做强、把创新传播做活，打造好“六新”即内容供给侧改革国际传播新常态、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国际传播新模式、融媒体新媒体趋势下国际传播新业态、社交媒体国际传播新赛道、国际传播内容渠道建设新基础、适应新形势国际传播需要新人才队伍，多点发力讲好最新最美最好北京故事，形成合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
陈冬艳：重庆国际传播中心在国际传播中的探索主要包括五个方面。首先是建立iChonging海外网络传播矩阵，使之成为重庆对海外传播的主平台。对外宣传片的制作，可以鼓励外国专家参与。例如重庆国际传播中心“用外语讲好重庆故事”，从选题、脚本、素材选择和配音，以外方编辑为主，中方配合进行基础信息的核查，传播效果良好；第二是加强国际媒体的联络，包括对接央媒和国际媒体在重庆的采访，同时给外媒主动“喂料”；第三是拓展国际合作传播，联合国际主流媒体举办国际财经论坛，主动设置议题，影响国际企业家圈层，同时利用外媒平台实现合作传播；第四是推广重庆国际形象，在市委宣传部领导下举办请进来走出去的活动；最后是为重庆的市级部门及区县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提供平台、技术和内容的支撑。
钟莉：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三星堆国际传播实践以“专业打底、面向大众”为宗旨，设计统一的视觉识别系统，明确定位，塑造鲜明形象；以英美国家为主要传播区域，明确受众，找准用户群体，通过脸书、推特、优兔、红迪网(Reddit)等国际平台进行传播；积极尝试视频化，进行内外联动，强化运营；创新体制机制，实现三位一体合作共建。通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提供第一手的素材和资源，相关专家对所有内容的准确性进行把关，保证专业性，并联合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专业的内容生产团队，利用其丰富的融合创新经验，进行内容策划和生产，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同时利用数据运营思维，监控平台热点、用户反馈，对内容生产策划进行不断迭代，合作共建形成传播合力。
五、讲好故事：积极主动策划传播议题，以央企形象展示国家形象
吕大鹏：借力国际成熟的媒体、平台、记者和大V，唱好自己的“大戏”，目前仍然是事半功倍做好国际传播的捷径。中国石化在国际传播中坚持阵地“走出去”、朋友“请进来”，自信打开大门，常请外媒来访；构建社交媒体矩阵，主动夯实外宣阵地；外事外宣，以外媒报道量为海外传播考核标准之一。与此同时，央企需升级企业文化，达则兼济天下。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在全球范围内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报国为民，造福人类”应该成为中国企业的文化方向。
田菊芳：企业在开展国际传播工作中要结合海外经营实际、国际涉企舆论热点，主动策划传播议题，注重展示企业合规经营、绿色发展、互利共赢的理念，讲述企业员工与当地民众友好交往、民心相通的故事，传播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履责实践，通过一个个小切口、有温度、接地气的故事，展现重责任、讲品质、有情怀的国际化公司品牌形象。要注重发挥传播合力，努力构建上下贯通、左右联通、内外打通的国际传播工作格局，首先要建好用好自有国际传播平台，实现总部统筹协调、集团上下联动、系统同向发力；其次要加强与中央外宣媒体、属地媒体等媒体合作，增强国际传播工作合力；再次要善于借助外脑外力，充分发挥智库、大V、意见领袖的影响力作用；最后要用好各类外交外事活动中的交流发言、品牌展示等机会，拓展国际传播渠道，打造立体传播矩阵。
耿兴强：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注重讲好“三个故事”，通过有步骤、分层次的国际传播，向世界展现负责任、守信用、有担当的央企形象。一是聚焦国际合作，讲好分享技术、助力发展的中国故事。中国电力建设集团举行了六次“公众开放日”活动，邀请媒体记者、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学校师生到电站现场考察，了解电站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二是呼应民众关切，讲好履行责任、心系民生的中国故事。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注意呼应项目所在国当地民众关切，注重宣传“建设一座电站，带动一方经济，结交一方朋友，造福一片社区，改善一方环境”的理念，宣传加强本土化管理，造福当地社会民生的故事；三是注重情感表达，讲好交流文化、播种友谊的中国故事。企业注重传播员工扎根当地、把他乡当故乡、与当地人交朋友、促进文化融合的故事。目前公司外籍员工有八万人，企业以此为媒，把外籍员工培养成为文化交流、信息沟通的使者。
六、内外协同：服务国家战略集体出海，塑造国际舆论场的影响力和全球学术声誉
陈垦：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做好对外传播、服务国家战略层面，高校应发挥“搭桥”“握手”“交心”的独特作用。清华大学注重构建上下贯通、左右协同、内外统筹、网上网下联动的大外宣工作格局，全面推动落实学校首个《全球传播工作行动计划》，努力形成若干富有吸引力的“清华主题”，打造一系列具有高传播度的优质原创内容，培育一批具有高识别度的“清华KOL(关键意见领袖)”，着力提升学校在国际舆论场的影响力和全球学术声誉。在实践方面，学校积极推动国际合作与人文交流，发起成立世界慕课联盟、亚洲大学联盟、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中英高等教育人文联盟等组织，在国际关切的重大议题上发出清华声音，贡献清华力量；充分发挥高层次专家学者作用，利用国际论坛、学术会议等渠道传播科研成果和清华思想，积极参加重要国际评估和认证，把学科优势、人才优势、资源优势有效转化为全球传播优势。建立国内外整合协调的公共关系和传播战略，全面提升学校全球声誉和影响力。
罗玲：在传播话语的构建上，高校的国际传播要“做减法”，面向更广大的受众，进行细颗粒度式的造词、造句、造概念，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通过构造符合时代语境的中国传播术语，借由语言传递精神内核；在传播立场的呈现上，高校的国际传播应平衡中国特色与全球共同性，与世界“平视”，朴素而真诚地讲述中国故事，消除误解，同时熟悉国际话语体系，争取国际社会话语权；在传播效应的考量上，要从受众立场出发，开拓非线性传播路径，不是“你”说，是听“大家”说，增强亲和力，进行“好感传播”，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与人格魅力。北京大学秉持“常为新、敢为先”的精神内核，打造“新?先”的元传播理念，拓展传播的外延和内涵，实现从“信息搬运”到“意义塑造”的转变，打造集媒介传播和品牌塑造为一体的全球传播综合体，构建“大传播”的新时代传播范式。北京大学国际传播以“声”的英文单词“Voices”为发展理念综述意象，“众发声”“发众声”，以单词中每个字母聚焦不同传播维度——“视觉”(Visual)、“外联”(Outreach)、“形象”(Image)、“协作”(Cooperate)、“回应”(Echoing)、“塑造”(Shape)，以面向“Z世代”的“智媒赋能”“融媒共生”为策略，全面提升主动表达的传播效率与声量，立体塑造全球品牌形象，强化中国高校在国际传播场域中的在场自觉，肩负起国际传播对外发声及形象展示的使命任务，推动新时代对外宣传的创新发展。
李厚锐：高校应围绕中心工作、基于自身特点，从话语体系构建、传播效能提升、文化交流促进等维度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赋能。上海交通大学积极组织新媒体国际论坛、国际青年学者论坛、全球电影产业链发展论坛、上海外宣媒体沙龙等活动，发挥高层次专家及智库优势，坚持理论引领，利用学科优势，助力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建设；通过国际主流媒体、中央外宣媒体的渠道发声亮相，加强各类海外交流平台建设，在探索全媒体推广、增强原创内容生产、加强可视化呈现的同时，针对不同媒体的特点开展差异化的传播，展示真实生动、丰富多彩的中国高校形象。依托“书法小联合国”联合国国际学校、“中华文化走出去”项目、高校博物馆珍品故事海外展等活动，以及全球华语大学生短诗大赛、“我眼中的中国”——在华留学生短视频大赛等赛事，将优秀的中华文化带到海外，积极推广中国国家形象、中国城市形象、中国高校形象。
周敏：“5.31”讲话深刻强调了当前我国对外传播任务之重、国家形象建设之切。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媒介化社会的逻辑转变，学界和业界必须将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作为未来中国形象建立的“垒土”，通过凝聚各方国际传播主体讲好中国故事，提升话语地位，形成国际传播新格局。本次论坛汇聚来自高校专家、媒体机构、跨国企业等多元主体在学术研究和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智慧，为当下国际传播提供来自理论和实践全维度的传播建议和规律。当下我国国际传播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此，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媒介化逻辑和新的社会规则，转变与调试传播者姿态，构建海外网络矩阵，通过具有共鸣性的中国故事的挖掘影响公众，把内容作为媒介化的载体实现话语融通，顺应服务国家战略，集体出海，由此才能更好地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9AXW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周敏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郅慧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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