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生态文明的中国话语及其国际传播意义
2021/12/24 11:39:23 对外传播
讨论人：
郭镇之 清华大学教授
纪 莉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贾鹤鹏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关天如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吴木銮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中国近年来在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方面作出的努力可圈可点，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和国际反馈，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意义的地方性知识和经验。在环境议题上不回避问题、作出更加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努力是该议题国际传播应关注的重点。此外，应加强生态文明议题在国际传播研究和实践中的布局，加快培养相关领域的国际传播人才。
【关键词】生态文明 科学持续发展 现代性 国际传播 中国话语
今年的国际传播领域见证了生态文明发展的两大盛事。一是随着云南大象走出丛林，“可爱中国”的纪实影像受到世界围观。全世界不仅通过大象的影像看到中国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投入与进步，更惊讶于生态保护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二是今年10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发表主旨讲话，强调：“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让我们携起手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次主题为“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大会在昆明召开，世界聚焦中国，看到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从重要参与者到今天作为积极贡献者的身份转变。
站在人类社会永续发展、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之上，国际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应如何回应?又在何种意义上立足中国主张、分享中国经验、展现中国担当，为国际社会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发挥影响?就此问题，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组，以及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组织专家进行了讨论。
“命运与共”的学术与传播想象力
郭镇之：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地球生命共同体”，从聚焦“地球之子”到环视整个环境，人类关于生态文明的视野无疑是在扩大。中国在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方面，文明程度日益提高，近期关于云南象群的事件性报道，世界舆论带给中国的，是难得的正面反馈。这说明，中国在尊重和保护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方面确实在全球范围发挥了正能量。这方面，中国有许许多多饶有趣味的案例，只要认真发掘，并以恰当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适时地传扬出去，定会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同时获得全球广泛认可。
纪莉：首先，“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本身就蕴含了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来源，是带有跨文化特质的发展理念。中国的现代性解释从其文化传统上就有着与自然和谐共进的哲思在其中。其次，它是在经济社会水平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时就关注并实施环境保护实践的发展理念。西方发达国家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甚至将这种环境治理负担转移给他国。而我国提出的生态文明思想与生态保护理念是一种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实现环境保护目标的理念。这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代表着正处在快速上升期的发展中国家在既要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又要维护社会进步的需求、民生的需求的同时，还要为全球实现环境保护承担责任的理念。西方发达国家没有走过这样的道路，但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又必须回到共同应对环境危机的共识上。我认为中国提供的发展中国家的兼顾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智慧与方案，可以引领全球共识。同时我们在国际传播上也要尽力宣讲这样的中国理念，在全球范围内以中国发起的“既发展又保护”的理念再造全球共识。
贾鹤鹏：地球生命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是一个重大进步，或者说是一个重大的概念拓展，它把环境问题变成了一个关乎人类生存和整个地球大家园发展的问题。把环境作为关键指标，意味着中国抱着坦诚的心态，和全人类一道为地球上万物生灵的生存与发展做出贡献，愿意在环境问题上越来越有担当，越来越不回避自己的问题，越来越愿意与国际社会携手共进。从生态文明思想这个角度来看，它体现了中国在国际环境事务中的担当，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现在正处于的发展阶段，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识达成及其传播价值
郭镇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晚于工业发达国家，其实也带来了某种“幸运”。中国可以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以较低代价获得现代化发展成果，这也可以算作一种后发优势吧。由于覆车之鉴赫然在前，中国可以得到警醒，在许多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绕路前行，或者事先制定对策。
在生态保护问题上，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先破坏、后修补、再重建的诸多过程，付出了巨大环境代价。在生物多样性问题上，与工业化、城市化伴随的负面影响延续至今，成为全球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生死问题。对此，西方工业世界是应该首先认真反省的。而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则可以对西式个人自大的狂妄理念起一定的纠偏作用。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消减方面较少历史包袱，可以轻装上阵，以一种积极贡献者的姿态发言或者行动。在自然环境和生态文明领域，我相信中国有更大的发言权和更高的话语权，中国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到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决策中。
纪莉：新时代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与内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新境界，研究者认为它在新时代的经济发展中以如何实现绿色发展的先导性问题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认为是以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模式，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贾鹤鹏：无论是媒体效果也好，还是行为干涉也好，我们的目的都是通过传播营造效果，或者通过传播介入，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或者说让个体的人能克服不实信息的不良影响，走上更健康、更全面、更尽责任的发展道路，我觉得这是国际传播的一个主流。当我们开始探讨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时候，我觉得就不得不去关心个体的人，不得不把我们关心的事业同国际主流关心的事业融合起来，这就意味着多方面的融合。
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范也透露出，社会不能完全以个体人的选择为中心，甚至在很多时候群体利益应该高于个体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做法就是以群体利益为重，这个群体不限于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或是地球生命共同体，这是一种群体高于个体的价值体系，可以说是我们对国际传播研究的一个学术贡献。
关天如：当今环境和生态问题已经上升为全人类共同关切的议题。国家作为行为主体去承担和践行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尤其是开展跨国家、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环境和生态保护，是国家作为一种“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的具体体现。国际社会对于政治和经济大国存在着需要它承担与国力相匹配的“规范性”层
面的国际责任的一种共识和期待，并且这种共识和期待是国际社会和外国民众用以评判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的核心标准之一。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些研究已经表明，民众对别国是否良好履行“规范性层面”的国际义务与责任的评价会直接影响其对该国的态度与情感取向。因此，通过国际传播向国际社会和海外民众有理有据地阐释我国生态文明思想以及我国政府在生态保护建设中的扎实投入，是打造中国作为“规范性大国”形象的有效路径，也是展示中国遵守并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一国际共识的重要手段。
生态文明“在地经验”的中国性与世界性
郭镇之：就生态和环境问题而言，中国现有“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绝非西方话语中的“威权主义”。“威权主义环境治理”是西方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一种“邪恶”想象。在“环境”和“生态”问题上，与其说中国需要改变的是治理模式，不如说中国更需要改善的是治理实践。中国的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还在进步之中，会一步步走向更文明、更民主的途径和方式。
就话语而言，中国领导人近年来提出了许多生动形象、朗朗上口的金句，如“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等等。中国当前保护环境的力度是空前的。
纪莉：西方研究者将当今时代称为人类世(Anthropocene)，即认为我们现代进入的时代里，人类的行为是影响地球最大单一因素。因此，环境议题早就不是存在于海洋、气候等生态圈的问题，而是被看作是移民、贫困等其他核心政治问题的组成部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而且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发展最为强劲、迅猛的国家。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的“探路者”身份必然伴随着我们在政治、社会治理方面的“探路者”行动。因此将治理模式简单划分为市民社会或者威权主义的二元对立模式本来就是在西方学术话语建构下的一种有问题的(problematic)现象。治理模式不是只有一种或者两种，既不是单一维度的，也不是单一类型的。各个国家都会有来自本国情境的治理方案。因此差异性比较的研究思维更显得难能可贵。国际传播要在环境传播的研究过程中建立这样的思维，并提供重要的研究成果。
贾鹤鹏：回顾个人环境和科学报道多年实践，能从中非常明显地看到中国在环境问题上不断进步，所以在治理模式上一定是有自己的成果可言的。我不认为中国的治理模式被人批评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而且我也不认为我们要回避我们自己的经验。总体来讲，我们的经验是自上而下的，同时也是自下而上的、多渠道的。
中国媒体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远远超出普通老百姓。根据我自己的调查研究，在中国有大量的环境争议事件是由媒体报道、地方知识精英引起关注的，这就并不是威权模式的。与威权恰恰相反，中国自上而下的命令和我所认为的是属于自下而上的精英式的对上面命令的修正，实际上是我们环境治理中的智慧和经验。
任何一种治理模式其实都是有好有坏，在国际传播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承认我们的问题，但同时也要强调我们在存在诸多问题的情况下一直在努力解决。我们不能说我们现在做的像西方国家一样好，中国在处理环境问题方面的进步速度是非常快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基于以上情况，我们是有自己的经验，是有能够与国际社会对话的资本的。
所以在国际传播中，最核心的是要承认问题，同时积极传播成功经验，用本土经验、地方性的知识话语来构造一种国际传播的可能性。在环境治理上中国确实有很多地方性的经验。这些经验放在国际上，是值得欣赏的。
吴木銮：中国的环境治理不仅是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也有很多在法律框架内可以达成目标的成功经验，包括个人的、组织的。所谓的中国经验很大程度上是地方经验。中国地理范围宽广，存在东西南北中地域差异，多元化的环境治理经验就可以从中产生。希望国际媒体能对多元化、差异化的地方经验进行报道，比如福建、上海、云南，它们的治理经验千差万别。要做好国际传播，就要多渠道、多主体、多视角。
关天如：中国环境治理模式与中国政治改革模式、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一样，既代表着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也将反哺世界，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态治理提供一种更贴近国情、可操作性更强的替代性选择。然而，后疫情时代加剧了地缘冲突和意识形态对立，并且拜登政府也把气候问题和能源转型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希望重塑美国在全球环境治理和清洁能源发展中的领导地位(例如：建立美国主导的各种俱乐部式清洁能源合作联盟、在清洁能源外交中加强同印度与小岛屿国家的联合，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营，等等)。在此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针对我国的环境问题施行舆论与学术围堵，其本质目的在于切断中国与世界的价值纽带，破坏“中国性”与“世界性”的内在联结。为应对这一挑战，在我国的国际传播实践中，可以统合“以理服人”与“以情动人”，一方面向世界展示能详实反映我国政府近年来在环境与生态治理的投入和成就，另一方面讲述我国普通民众身体力行践行新的生态观念，从理性认知和感情共情两个层面，传播我国的生态文明现状，在环境议题上打造有利于我国的国际舆论场。
“规范性层面”与国际担当：生态文明议题国际传播的着力点
郭镇之：在碳减排的谈判中，西方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一起承担环境破坏的后果和代价，极不公平。对此，中国进行了有力回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是完全正当的。在理直气壮地驳斥“平等”话语、揭露西式伪善的同时，中国也承担了更大的碳减排责任，以大国担当体现了高风亮节，赢得了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认可。
中国在温室气体排放、治理大气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的、主动的，在话语方面占了上风，在发展中国家中获得同情及认可。目前中国应通过积极的行动将话语落实为现实。
纪莉：我们在环境报道中遭遇的各种责难甚至阻碍都再三证明了我们需要建构国际传播理论系统，以在重大国际议题报道上具有理论支撑。国际传播研究领域对已有的研究范式已经进行了反思，正需要探索新的范式。另外，环境传播是当前最为复杂的研究领域，在这方面具有实践层面的开拓性。通过对环境议题国际传播的研究，我们可以集中探讨并主动尝试在具有国际重大影响力的生态事件上“争抢首发权”的能力建设，从而改进旨在提高我国对外传播水平和层次的路径和方法。
目前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非常缺乏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环境传播人才。在重大生态事件报道上，由于相关人才匮乏，我们在世界舞台上往往失声，与中国在环境保护上的巨大投入极不匹配。因此，要做好环境议题的国际传播，最大的难点是理论与实践人才的培养。在世界各个大国都在通过环境话语争夺全球领袖话语权的时代背景下，培养这类人才的需求非常紧迫。
贾鹤鹏：我认为任何国家在任何议题上被指责乃是常事，国际上对中国的批评并不意味是要妖魔化中国。所以不要畏惧国际的指责，应该把国际的指责连同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决心和实践的传播相结合。
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庞大经济体，要做到低排放很难，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中国做出的努力比自己所处发展阶段应该做出的努力更大。近来中国这方面的形象有所好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美国退出国际气候引导的时候，中国在这方面开始不断发挥引导力了。所以我们必须把已经做的超额的工作传播出去。当然，在传播过程中不能自说自话，不能只讲自己做得怎么好，做得怎么样超前，做得怎么样超过自己的发展阶段。要从传播的角度，根据国际主流的议题调整策略。
当美国在“退群”的时候，中国在“建群”。我们的学者较少涉及这方面研究，也缺乏实证的研究方法。事实上中国在国际气候问题上的国际形象确实是一直在不断好转的，中国在环境问题上的国际形象也是在好转的。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既要积极地学习西方的做法，也要把中国的传统智慧和中国的行为习惯更好地带给西方或者带给国际，这也是中国的一大贡献。
关天如：海外民众对中国的整体感知不是单一维度的，包含“功能性层面”“规范性层面”和“美学层面”。其中，“规范性层面”对海外民众对华态度的影响权重最大，而“功能性层面”的影响权重较小。这一发现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国以往对外传播实践中强调国家成就的宏大叙事收效不够好。我国外宣部门成功向世界传达了我国持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持续稳定、人民奋斗圆梦等事实，但外国受众(尤其是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受众)即便承认这些“功能性层面”的成就，也不会因此而显著提升对华好感，其原因就是“功能性层面”的对华认知在整个对华态度的认知体系里占比不大。而占权重最大的“规范性层面”(即，中国是否履行国际责任、遵守国际秩序等)却往往成了部分西方政客和媒体一再抹黑中国的地方，进而不断固化海外民众的对华认知偏见。
尽管近年来我国政府日趋重视环境与生态问题，并且在保护生物多样性、节能减排、消除贫困、国际维和与打击恐怖主义等“规范性层面”的全球性问题中均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这些努力与付出在海外民众心中的知晓度和认可度不高。这反映出当前我国外宣媒体和国际传播实践中对我国作为“规范性大国”这一形象的建构和塑造仍然努力不够。因此，重点传播我国政府及社会各界在全球环境治理与生态多样性保护方面所作出的扎实投入与卓越贡献，是对我国国际传播实践中薄弱环节与突出短板的精准发力，有助于扭转海外民众对我国的认知偏见，提升其对华好感。
“大象迁徙”之于“大像传播”的经验与价值
郭镇之：我认为，最需要和最可能讲好中国故事的，是在非政治领域。“象群迁徙”事件之所以轻易获得成功，是因为它处理的不是一个涉及政治的事件，因而不是一个传播难题。
不是难题，并不意味着不重要。恰恰相反，某些非重大的偶发事件(例如象群的迁徙)会在无意中成为热门话题，起到始料未及的正面宣传效果，树立中国可亲、可爱的民族形象。其他非政治领域(例如中国的社会生态、都市生活、文学艺术、新闻事件、热点人物，等等)内容其实是极为广泛的。我们应对这些事件和案例应保持高度敏感，善于捕捉时机，创新话语，借船出海，借势用力，努力展现中国的积极因素，塑造中国的正面形象。如此，点点滴滴而又持之以恒，就会改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增进友谊。对决中，旁逸斜出、剑走偏锋，往往比正面出击奏效，可以收到四两拨千斤的“巧用力”效果。
中国话语需要不同的声音来表达。例如，代表国家的新闻发言人要有外交风度，最好能礼仪周全，温文尔雅，机智幽默，滴水不漏;网民则可以放肆张扬一些，包括释放某种“战狼”语气。中国也需要公开的讨论，给予讲错话的空间和纠错机会，这才是正常的健康的生态。而只有允许多种生态并存的多样化空间，亦即建立在可信基础上的社会环境，中国才会是全球认同的可敬国度。
纪莉：“大象报道”的成功给中国的国际传播提供了一个启发：环境报道的视觉说服力更强，美好的自然形象抵得上千言万语，触达人心。此次央视的报道就体现了这样的特点，它也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现象级的融媒体传播事件。这次对中国形象塑造有所帮助恰恰是因为报道体现出那种没有刻意设计的真实性。即真实、自然地反映了大象的迁徙，并科学、客观地对现象进行反思，获得了世界的关注与尊重。
贾鹤鹏：央视在此次云南大象报道中的表现可圈可点，在融媒体方面确实做了一些好的报道，但很难说这些报道工作提升了国际形象，只能说象群迁徙为融媒体提供了一个契机和方向。国内报道和国际传播不是截然分开的，那些在国内喜闻乐见的报道，通过好的技术融合手段，通常能在国际上获得较好反响。
吴木銮：云南大象迁徙事件报道在海外反响蛮好。这是通过一个动物的故事来展示中国保护环境的举措。国际传播本质上要找到人类共同的话题，要找到善、美、正面的案例。当然，对于负面情况也无需回避，诚恳处理问题最重要。
关天如：中国现实与外部想象力之间存在较大的认知错位，这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善于宏大叙事的“中国故事”难以激发西方民众的认知和情感共鸣，国际传播过程中文化折扣较为明显，难以对海外受众产生由脑入心的影响;二是部分海外民众对我国新闻媒体怀有偏见，这损害了外宣媒体所传播的内容在海外受众心中的可信度。“大象迁徙”事件中的国际传播巧妙地克服了这两个问题与障碍，让国际传播“软着陆”，提供了一个“由小见大”“以客观展示替代主观说服”“诉诸于画面而非语言”的新视角。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9AXW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纪莉系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毓强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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