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曾想逃离北京……
2017/3/24 码字工匠老詹
1982年春，我从复旦毕业，分来北京。
年已32岁，却是孤身一人，妻儿还在四川，远隔千山万水。
刚到报社，在国内政治部当编辑，住虎坊桥集体宿舍。
宿舍位于六楼，三室一厅，住8个大学生。每天清晨起床，乘坐公交，来到西四皇城根九号院，与国家农委政研室同楼办公。匆匆吃过早饭，立刻接着上班。
工作紧张忙碌，这在预料之中，没料到的是，先得到总编室夜班实习，从校对干起。
校对也没什么干不了的，简单，琐碎，重复，有责任心就成。
然而，身体出毛病了!
过去从没上过夜班，猛然间黑白颠倒，从下午4点，真干到半夜两三点甚至四五点，有时还得通宵。
回到宿舍，本该洗洗睡了，然而睡不着!一是生物钟没调过来，二是非常想家!越想越清醒，越想越清醒，直到东方发白，天空大亮!
就这么着，竟得了神经衰弱，虽属轻微，但也到了医院，看了医生，拿了药。
晚上想些什么呢？
想老婆孩子。
想起77年，恢复高考，本就身体瘦弱的妻，又得了急性肾炎，却咬牙支持丈夫去考大学!虽说带薪学习，两人工资，加起来也只74元。
妻省吃俭用，每月寄我40元，自己拉扯孩子，只留下34元!
唉当时不知咋想的!咋就这么自私这么不懂事呢!怎么就没有想想，34元妻和儿子怎么过？自己拿着40元竟浑然不觉，心安理得!
现在想想，真太混账，太不懂事!
又回想起，刚结婚时，妻在郊区公社当广播员，离城15里。15里地，本不算远，我竟然自愿“两地分居”——星期六下了班，这才赶到公社。周一天蒙蒙亮，又匆匆赶回县城!
咋没想到买辆自行车，每天骑到公社，天天与妻在一起呢？
是思想单纯，觉悟高，还是工作狂？
其实啥都不是，是不懂事，真不懂事!
还记得，儿子出生后，妻回到公社，既当广播员，又要管伙食，还带着哇哇学语不会走路的儿子，那得有多难哪!
周六，到了公社，妻早把一切收拾停当，不用我操任何心，只晓得逗逗儿子，一家人坐一起，吃顿晚餐，虽是粗茶淡饭，倒也其乐融融!
当时就没有想到，帮妻到井里去提一桶水，或者，去村中买一把菜!也没想到，从县城给她娘俩带点什么吃的、穿的、用的!
就这么粗粗拉拉，懵懵懂懂，大老爷们!
终于大学毕业了，然而也没深想，怎么早日团聚，结束两地分居，怎么一家人尽快在一起？却只想着自己前程，毅然舍弃四川，前来首都北京，不就图个什么劳什子名和利，要干出一番所谓事业，扬名立万，光宗耀祖么？
想到这些，非常非常后悔，心中翻江倒海，五味杂陈!
唉，说啥都没用了，只有反思，只剩后悔，只有唉声叹气!
开始动摇，是不是不该来北京，是不是应该回四川，一家人早日团聚？
80年代初，北京没有雾霾，没有高房价，也没有交通拥堵，但是，金沙江边小县城一文化馆美工，乍入京城，还是有诸多不适应。
首先工作不适应。上夜班上得昏天黑地，整天晕晕乎乎，干什么都提不起劲。
其次生活不适应。宿舍没有食堂，还得自己开伙，每天回来，又得买菜又得煮饭又得洗碗……烦琐，而且无趣。单位伙食也一般般，中午稍微好些，晚上没几个人在食堂用餐，全是剩菜剩饭，又凉又难吃。
三是人际关系不适应。上班各自为阵，彼此界线分明。下班各自回家，老死不相往来。集体宿舍住了8人，同一大楼，全是报社职工，虽然上班时打过招呼，但下班以后，没一人到房间来，更别提嘘寒问暖，表示关心了!
大城市就是这样吗？北京就是这样吗？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吗？这辈子就是这样吗？
开始反思，到北京来到底图个啥？这辈子就在这样的地方呆下去吗？
很是动摇，也很纠结，唉，好不容易才读了大学，好不容易才分来北京，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去？就这么老婆孩子热炕头，安安心心过一辈子？
又有些心有不甘。
天亮了，睡不着。起来，找出日记本，撕下一张，中间划一直线，左边，记下留京的种种好处，一、二、三、四。右边，记下离开的各种有利，A、B、C、D……
几乎每天都在纠结，都在考虑，一页纸两边，记了一条，又记一条!
想起哈姆雷特那著名的一问：
To be or not to be,that's a question.
逃离还是留下，这是个问题。
纠结半年之后，终于鼓起勇气，找到报社分管人事的领导，一位胖胖的、和蔼的、颇有领导风范的女副社长时原。
时原给我倒杯水，叫我坐下，看着我，说，小詹哪，你想回四川？真想好了吗？你在这里，不干得满好吗？
确实，当时，虽然不适应夜班，不适应大城市生活，但工作还是拼命干，认真干，半点不含糊!不但写出了有份量的通讯、消息，而且还抽空在副刊发表了几篇有特点的散文杂文，自己主持的专版，也有声有色，颇受好评。
社长，我……我是真的想回四川!我和爱人两地分居已经多年，她身体又不大好，还拖着个孩子……
你这些情况，我们都清楚。时原说，这样吧，你先好好干着，安心干着。我们再想想办法，两地分居呢，解决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年轻人，眼光看远一点，也别太着急好吗。
话说到这份上，我无言以对，退了出来。
第二年，1983年秋，人事处通知，爱人杨乔勋从四川调北京，到经济日报工作。儿子詹越，随调入京。
事后我才得知，为了将我留下，时原亲自到人事部做工作，先先后后，跑了好几趟。这位部长夫人，据说还动用了先生的力量。
每每想到这些，心里十分感慨。
那年，1982年，我曾想逃离北京。
(1984年夏，一家人与母亲在中山公园合影)
码字师点评：看完这篇文章，不由心生感慨!没想到一向乐观上进顺风顺水的老詹，当年竟然还有这么一出，也曾有过打退堂鼓逃离北京的念头!可见任何成功人士，不能只看到其光鲜奋斗的一面，也有其灰暗颓唐的一面。从老詹回忆中还可看出，刚结婚时，二十来岁的老詹(应叫小詹吧)也并不成熟，甚至不大懂事，还有些自私，大大咧咧，对妻子并不关心。即使读大学以后，也没有细想想妻子在后方是如何含辛茹苦，如何艰难度日!好在妻子杨乔贤惠明理，目光长远，并未与之计较，这也才有了今日之夫妻恩爱，白头偕老。可见年轻人往往有不理智不成熟之处，只要本质尚好，假以时日，事情常常会有向着良好方向转化的可能。正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也。这大概也是此文对年轻人的另一番借鉴意义吧。
码字师：马自私 2017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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