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诊治“冷漠症”,我与罗国杰教授观点大不相同!
2018/5/5 5:53:10 码字工匠老詹

     老詹小注:如何诊治市场经济下的“冷漠症”?著名伦理学家、人大教授罗国杰认为,“价值导向应该是一元化的。大力提倡正确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引导人们不是‘一切向钱看’而是有更高的追求目标。”此一观点,赞同者甚多,甚至已成时下一种主流观点,但是恕我直言,对于此一说法,老詹不敢苟同我以为,恰恰相反,应在全民中加强价值导向二元化的辩证思维教育。只有在不同领域采用不同标准,日常生活中一些聚论纷纭“说不清楚”的现象,才能真正厘清;而人们在不同场合的价值取向,也才能够找到正确依据。也正因此,我以为,老詹25年前写的这篇《我们正变得越来越冷漠吗?》,至今仍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因为,仍有不少人混淆了不同领域的不同价值取向,一忽儿左,一忽儿右,弄得人们是非莫辨,不知如何是好。

     我们正变得愈来愈冷漠吗?

     詹国枢

    

     “市场经济愈发达,人际关系愈冷漠。”你同意这说法吗?

     回答之前,请先看看上月发生在泉城济南的一件新闻:

     清晨,经九路小学4年级学生王甜上学途中,与迎面而来的公共汽车相撞,小王甜猝不及防,倒在血泊中。

     济南军区空军司令部中校任参谋见状,扔下自行车,抱起血肉模糊的小王甜,向围观群众呼救:谁给找辆车,快把孩子送医院!

     ──上百围观者,竟无一人上前相助。

     任参谋放下孩子,转而向附近停车的司机求援。

     ──“我们还有事。”一小车司机回答。

     ─一辆“黄河”大卡车,加大油门开走了。

     ─一辆“东风”货车迎面而来,沉着地绕开任参谋,绝尘而去……

     不知各位看了新闻,心里是何感想?我是颇有些不能平静的。因为,在我们周围,类似新闻已非一起两起:

     ──冰城哈尔滨,有人同持刀歹徒搏斗,鲜血直流时,围观者纷纷后退,竟无一人上前相助。

     ──黄埔江畔,有人失足落水高呼救命时,岸上竟有人询问“给多少钱?”不讲好价钱,便不肯下水。

     ──湖北孝感,一位受丈夫虐待的妇女登上平台欲跳楼自杀,楼下数百人围观,甚至有人高喊“快呀”,直至悲惨一幕,当场发生……

     我将这一则则新闻剪下来,放在资料夹里。

     压在我心头的,是一个沉甸甸的疑问:

     难道物质生活一天天向上跃升,人们的精神世界就会一天天向下出逃溜吗

     难道我们正变得愈来愈冷漠吗?

     要肯定地作出以上结论,显然太过武断。不但人们感情上接受不了,而且从事实看,也缺乏科学调查数据。

     但是,此类新闻一次又一次发生,至少说明,在部分民众中道德水准确已呈下降趋势,他们与周围人的关系,确实已经变得愈来愈冷漠。

     这是为什么?

     人们一般把根源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著名伦理学家、人大教授罗国杰认为,发展商品经济,既有积极效应,也有消极效应。“它讲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物质刺激,极易诱发人的自私自利、金钱至上的观念。”

     怎么办?如何克服消极效应呢?

     罗教授认为,“价值导向应该是一元化的。”“金钱并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有很多东西比金钱更有价值……当前,在价值导向上,大力提倡正确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引导人们不是‘一切向钱看’而是有更高的追求目标,已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载《中国青年报》1993年6月8日)。

     罗教授的分析,听来不无道理。我们一些思想教育工作者,想必也持类似观点。

     但是,此一观点,笔者很难苟同!只要仔细琢磨琢磨,疑问就会冒出来:既然讲“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标准难免导致“一切向钱看”并产生道德水平下降的副作用,那么,反过来,不讲以上标准而只讲“无私奉献、助人为乐”等“一元化”的道德标准,并以此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效果又如何呢?会不会导致“左”的思潮泛滥,动辄就要让人们无私奉献,从而有违发展商品经济的初衷,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呢?

     要知道,文革及文革前的中国,我们曾经过分夸大道德及精神的作用,那可是吃过大亏的!

     怎么办呢?难道真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吗?

     笔者认为,只要我们跳出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单一思维,转而确立“价值导向二元化”的辩证思维,则以上难题,不难破解。

     何谓“价值导向二元化”?简单说来,即是在不同领域,提倡不同的价值导向:

     ──在物质交往及经济生活领域,仍坚持以“按劳分配、等价交换”为价值追求及行为标准。这里讲的是“金钱”,追求的是经济效益。

     ──在非物质交往及精神道德领域,则应以“无私奉献、助人为乐”为价值追求及行为标准。这里讲的是“情谊”,追求的是精神完美。

     不同领域,采用不同标准,那么,日常生活中一些聚论纷纭“说不清楚”的现象,便不难判别是非并从理论上加以阐释了。

     譬如,几年前曾见诸报端并引起争议的一个故事:某旅客下车出站,行李实在沉重,希望旁边打空手的小伙子帮忙。小伙子说:“行啊,到门口,五毛钱!”

     小伙子做得对不对呢?(答案是:一、如果小伙子是同行者,则求其相助,属旅客间“非经济交往”范畴,此时当以“助人为乐”为价值追求,开口要钱,从道德角度看,并不可取;二、但是,如果小伙子是车站搬运工,则求其相助,属人与人间“经济交往”范畴,此时当以“等价交换”为标准,小伙子开口要钱,无可厚非)。

     又如,某青年工人周六下午加班劳动,结束后即伸手要加班费,这钱究竟该不该要?(答案是:一、如果车间班组因工作需要而额外加班,理应按“等价交换”原则发给加班费,不发不妥;二、倘若是组织开展“星期六义务劳动”思想教育活动,则当以“陶冶情操”为宗旨,要钱不妥。)

     类似例子,还可举出很多。

     按此标准,是非曲直立断。

     话题回到前文提及的几则“见义不为”“人情冷漠”新闻。毛病究竟出在哪里呢?很显然,出在一些人进入市场经济后,在树立“等价交换”的商品观念的同时,忘记了在非经济交往领域,尚有另外的价值追求和标准,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模糊了两种领域的界限,因而在行动上出现了错位

     解决的办法,当然不是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如罗教授所言),重新树立一个道德标准去“统帅一切”,而是通过各种媒体和工具,引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区别不同领域,并以不同的价值追求去规范自己的行为

     倘如此,我想,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人们道德水准的提高,并不矛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绝不会愈来愈冷漠。

     (原载1993年7月7日《经济日报》“詹国枢每月新闻分析”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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