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学者：林毅夫
2015/1/1 中国好学者
林毅夫1979年只身从台湾来到大陆，进入北大学习，后获得舒尔茨教授赏识，被推荐去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林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践》聚焦当时国内的热点问题，被舒尔茨教授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1987年，林学成归国其研究视野从农村问题逐步扩展到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的领域。林发现如果生搬硬套主流经济学观点，不但不能促进中国的理论创新，而且由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得出的结论对中国问题的解释往往显得苍白无力，甚至牵强附会。
林毅夫对经济学的思考，是从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的。通过对中国经济现象深入的观察与分析，以及各种不同性质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比较，林发现“导致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及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选择政府主导的资源计划配置体制、并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绩效低下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在资本稀缺的要素禀赋结构下，实行了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在此战略下，有限发展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中缺乏自生能力，因而，为了推行这个战略，政府职能实行扭曲的各种价格信号、资源配置计划、剥夺企业自主权甚至实行国有化的’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从发展战略与要素禀赋的矛盾出发，详细剖析了中国传统经济体制中“三位一体”模式形成的内在机理，指出一个国家所选择的发展战略是否与该国要素禀赋的特性相一致是决定这个国家经济体制模式以及经济绩效的关键。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基本差别是要素禀赋之间的差别，一国最具竞争力的产业、技术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要使得该国经济产出成本降低，该国的产业、技术结构必须与相应的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一个经济体中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总体水平的升级，从根本上说，依赖于该经济体中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因此，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定位于尽可能快的提高本国的要素禀赋而非产业结构本身。发展中国家想要稳定高速提升自生经济，就必须放弃激进赶超战略，而采取平稳过渡的双轨制的渐进性改革策略。只有彻底放弃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策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中国的渐进性改革才能沿着自身的逻辑，在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部门所主导的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任务。
林毅夫的研究不但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策略选择提出了独到的看法，还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出了重要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为世界经济理论学科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自生能力是林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1999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政策性负担、责任归属和预算软约束》(合作作者谭国富)一文中被正式定义。自生能力这一概念的出现源于林对发展中经济体实际情况的观察和思考，自生能力概念的引入使的林的理论体系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放弃了以发达国家经验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企业都有自生能力”这个隐含假设。通过引入自生能作为微观分析的基础，林不仅对经济发展中的要素禀赋和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还进一步研究了发展战略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发展战略对金融结构的影响、发展战略与对外经济开放的内在联系等问题，从而初步建立了一个涉及经济发展方方面面的理论框架。
2007年—2008年的马歇尔讲座中，林毅夫根据自己对中国发展改革以及众多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经济发展成功与失败的原因的认识与理解，完整的提出了一套新的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理论体系。林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产业、技术、软性基础设施和硬性基础设施的不断创新和结构变迁。该理论体系揭示了“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企业自生能力、制度结构、发展绩效”的内在逻辑联系。在这一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林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第三波理论思潮的框架。“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回到亚当斯密。但并不意味着回到《国富论》中的观点，而是按照斯密主张的“对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现代经济。 新结构经济学的要点是：第一，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即，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对丰富程度)在每一特定时间和地点是给定的，要素禀赋内生的决定了该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和最优产业、技术结构。第二，每个特定的产业结构都有与其相适应的基础设施(硬性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电信系统等其他公共设施；软性基础设施，如制度、规则、社会资本、价值体系、经济安排等)来尽可能地降低交易费用。第三，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要求产业升级、产业多样化和相应的基础设施一并改进。由于经济结构的内生性，发展中的经济体进行基础设施升级时，不能一味照搬发达经济体中的产业和基础设施。第四，在每个给定的发展水平上，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根本机制。第五，产业升级和多样化是一个创新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先驱企业的经验会给其他企业创造公共知识。同时，基础设施的升级不能由单个企业进行，而需政府推动。因此，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除了市场机制以外，政府还必须在基础设施的完善上发挥作用，以促进产业升级。新结构经济学带来的启发是丰富的，它不但能解释经济绩效和发展策略选择的问题，还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公平与效率、城乡差距、金融抑制、产能过剩等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其他重要问题。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提出，与林毅夫一以贯之的经济学方法论是分不开的。他坚持经济学研究的“本体”，即以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为出发点来研究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其产业、技术、制度结构的不同以及变迁的原因。林同时强调经济学者的“常无”心态，他经常引用《老子》中的“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来告诫学生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对现有的理论要保持“常无”的心态。每种理论都是用来解释现象的一套简单逻辑体系。一个理论能否用来解释某种社会现象，取决于这个理论成立的限制条件和相关选择的机会成本与要解释的现象所在的社会是否一致。任何理论都是“盲人摸象”，经济学家摸到的事实不一定是事实的全貌，保持“常无”的心态就是在不疑处有疑。我们在解释和观察某一经济现象时，不应从现有理论出发，而应去直接了解现象、分析现象，发现现象背后的决策者所要达到的目标，所面临的约束，所拥有的可能选择，以此来揭示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好的经济学家要在把握“本体”的基础上保持一个“常无”的心态，并且要有能力构建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模型，并最终以计量的方法来检验模型与经验事实之间是否符合。
“淮南为橘，淮北为枳”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经验中提炼出的理论不一定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面对不同的理论，要首先根据理论的逻辑做出一些推论，再依次检验这些主要和次要的推论与经验事实是否相符，也应找到可能的竞争性假说，并进一步搜集资料进行检验。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我们对主流理论的接受不应是无条件的，只有从我国实际问题出发、能够真正解释我国现象的理论，我们才能接受。中国的发展经验给国内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可研究的事实和问题，这是学者从事理论创新的大好时机，经济学者有责任分析中国问题背后的因果关系，提出新的理论创建。林毅夫自信地讲到“中国学者只要掌握好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立足于我国本土问题的研究，我国经济学者就可以对我国现代化以及世界经济学科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将会迎来世界级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伟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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