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重思何为“中国文化”
2015/6/15 中国好学者

    

     葛兆光:重思何为“中国文化”

     编前按: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话题的不断升温,中国文化资源再掀热议。究竟何为中国文化,她有哪些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独特元素?2015年5月17日,“望道讲读会”系列学术讲座“文化中国: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第二场讲演在上海市社联举行,本期嘉宾为复旦文史研究院院长、著名历史学家葛兆光教授。在题为《重思何为“中国文化”》的演讲中,葛先生用非常具体生动的例证和思考,与在场听众探讨了他所理解的“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既让我们认清当前面临的发展困境,同时进一步理解文化面向传统,而文明面向未来。

     什么算“中国文化”

     “重思中国文化”,我有两个基本想法。第一,过去我们讲中国文化,笼统之论太多,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希望讨论得比较具体一些,也就是讨论什么算“中国文化”;第二,最近几年,中国崛起,很多人开始对中国文化有一种盲目的自信。我想跟大家表达一个基本观点,即文化没有高低,在当今世界上,不应该接受种族和文化上的歧视。

     那么,何为中国有、其他国家没有,中国比较明显、而其他国家不很明显的“中国文化”?要强调的一点是,我陈述的很大程度是汉族的文化。

     汉字思维带来汉文化圈的特点

     汉字与表音文字不同,很多字是象形的,还有很多字是会意的,会意不够用,更加上声音以标志不同意思。但汉字的基础还是“形”,很多汉字的意思可以从字形或结构中猜测到,而且很多意义也是从象形字中孳生出来的。当我们用这些字来表达的时候,就会形成汉字思维。王士元做过汉语阅读和英文阅读的对比,认为汉语阅读更快,但由于一目十行,会带来望文生义。我刚刚到大学教书的时候也做过一个实验,把李贺和李商隐常用的28个字分别给学生看,很多学生会立即表达出其中透露的感觉。因为汉字不是孤立的,它是象形的,容易联想到文字的感觉。汉字的阅读书写和用汉字思维,带来了汉文化圈的特点,包括超出中国文化圈的汉字文化圈。

     以家和放大的家族文化为基础

     徐烺光先生谈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及其重要性时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差异就是西方文化强调个人的自我依赖,而中国文化强调群体的互相依赖。整个中国的文化结构是以家和放大的家族文化为基础的。以父长为主轴,区分出与主轴关系的远近,继而区分出五服和九族。而在整个家庭关系中,中国区别于西方的两个原则,首先是内外有别,其次长幼有序。由于有内外、长幼,当放大以后,就有“国家”这一社会结构。中国古代国就是放大的家,所以君主可以叫君父,县官可以叫父母官。儒家也得以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和国家结构里面产生出来。

     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

     宋孝宗、明永乐皇帝、清雍正皇帝均讲过“儒教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在皇权绝对权威下,中国没有形成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宗教,这是区别于欧洲的主要特点。从东晋慧远和尚“沙门不敬王者”的议论,一直到七世纪末的唐代,这一传统的形成经历了近三百年。有绝对性和神圣性的宗教就会有排他性。而在中国,基本上所有的宗教都在皇帝的控制之下,宗教始终不能与政治相抗衡,宗教徒必须礼拜父母与君主,必须接受传统的“孝”与“忠”,接受古代中国的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政治高于一切,也因此带来宗教之间没有高低、观念上没有绝对、不存在超越世俗政权的要求,这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特点,也形成了中国人宗教性和神圣性不强的民族性。

     从观念、知识到技术的阴阳五行

     阴阳既可以被比拟成日月、天地,也可以象征君臣、上下,什么都可以贯通,从阴阳中进一步引申出来的冷暖、湿燥、尊卑、贵贱,也暗示了一系列的调节技术。五行金木水火土在古代中国是宇宙中最基本的五种元素,在宇宙、社会、人身中有种种匹配的事物和现象,甚至对应人的五种品德“仁义礼智信”。衍生而来相生相克,形成贯穿宇宙万事万物的一套学说。五色、五声、五味、五方、五脏、五祈等,用五行都可以归纳整理,否则社会就会混乱,宇宙就会无序。能够解释一切的时候,人心就安。

     有很强的天下观念、朝贡体制

     如果夜观天象,会发现天往左转,但有一个地方是不动的,那就是北极。正是因为这样,古代人认为北极是天之中点(古代认为地之中在洛阳)。于是,天如盖,地如棋盘,形成天圆地方、我在中央的观念。今天在自然科学体系中,这些观念已变得不可信。但在古代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往往相信概念说,想象中国在中央。这个观念给中国古人带来相当知识,并发展到政治领域,即朝贡体制、册封制度。我们的文明比周边文明高,这在很长时间是中国人自己想象的天下,一直到晚明,随着西方文明的进入才发生改变。

     五方杂糅:变迁的文化传统

     然而我们的文化始终处在变迁中。历史上汉族中国虽然有秦汉、宋、明三次汉文化凝结,但也经过中古、蒙元、满清三次异文化的叠加冲击。以宗教为例,来自印度与西域的佛教、本土崛起的道教、来自中亚甚至更远地区的三夷教(火祆教、景教、摩尼教),无论在西域、敦煌还是长安,它们互相冲突也互相融合,而在蒙元和明清时代,更有佛教密教、西洋天主教基督教的进入。中国是一个五方杂糅的“中国”。各种种族互相融合,各种物品流传引入。而晚清以来西方世界带来的冲击,则使中国文化传统发生了更为深远的改变。

     主流的汉族中国文化很强,原因很多:首先,圣贤和经典学说很早确立,并且一直和政治彼此融洽,流传至今;其次,借助考试制度,读书人得以进入上层,所以大家都会维护它;最后,我们的官学和私学,像私塾、乡校很强大,政治制度也始终支持它,所以精英文化经过制度化、常识化与风俗化,从上层渗透下来。古代中国文化传统绵延不断,并且始终和王朝、政治、贵族、身份、文化、教养相连。

     但这种延续性也给我们带来麻烦。一方面汉族中国的空间相对稳定,汉族人口非常多,所以至今我们仍然在传统、历史和文化的延长线上。另一方面,大清帝国以来我们又是一个五族共和的多民族国家,文化复杂多样。于是,近代中国文化出现了转型和认同的双重困难。本来中国的变化都在传统以内,但现在要在传统之外变。一旦用护照,一旦传统天下帝国不得不变成现代国家,中国人的心理压力就会越来越大,产生焦虑。这其中深层的文化危机是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的。

     之前所说的中国文化特点,现在都在发生着变化。经过白话文改革、简体字普及等汉字书写和阅读习惯的改变,汉字思维系统也随之发生了很深的变化。而谈到的宗教、信仰、家国,则无不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民主思想的普及、城市和科技的不断进步而遭遇瓦解,传统社会的结构和伦理基础已然消逝;天下变成万国,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世界认识和朝贡体制,已经不复有效了。

     文化面向传统,文明面向未来

     近代中国文化出现了转型和认同的双重困难。从“国家”观念来说,一方面我们接受了西方现代以“民族”为“国家”基础的论述,认为建设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就是像西方一样追寻“文明”;但一方面又在感情上倾向于中国历史上以“文化”为“国家”基础的现实,觉得必须捍卫汉唐以来,特别是清代以来“光被四表”的大国。

     从“现代”观念来说,一方面把西方现代国家的法律、民主、科学看成是导致“富强”的必然的和理想的途径,觉得中国也应该从此走向未来;一方面又把西方列强所为看成是弱肉强食的野蛮行径,是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觉得中国应当另辟蹊径走出一个新的时代。

     从“文化”观念来说,一方面中国倾向于把自己作为东方文化之大成,与西方相提并论,所以“中西”、“东西”的说法成为习惯;一方面它又必须证明自己是东方优秀文化的代表,不仅要与西方文化抗争,而且要与日本竞争。

     我们应该寻找文明与文化、普遍与特殊、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的和谐之道。我认为“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而“文明”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的普遍行为和成就,换句话说,就是文化使各个民族不一样,文明使各个民族越来越接近。

     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的观点认为,所谓的东方文化,是西方人塑造出来的,一个想象的异域风情。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认为,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会和伊斯兰文化联合起来,产生和西方文化相抗衡的力量。余英时在《内在超越之路》中,则强调文化是可以超越经济和政治的,中国文化由于功利、物质的沁入,不能超拔,因此当务之急应是重新认识中国文化。林毓生先生也主张中国的文化需要创造性转化。这个资源宝库藏品丰富,选择什么来用,一定是根据现在的情况,重新解释意味着现代转化,但这个过程绝不是让我们觉得谁的文化更高明。

     文化是一种不必特意传授,由于耳濡目染就会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而文明常被看成是一种需要学习才能获得的东西,因而它总是和“有教养”、“有规则”、“有知识”等词语相连。各个民族的文化往往是固守的,它表现出一种对异质文明的抗拒,而文明常常是始终在前进的,表现着殖民和扩张的倾向。文化与传统有关,它是特殊的,而文明与未来有关,它是普遍的。把文化和文明略加区分,我们就不需要对全球化、普遍化、同质化、现代化那么紧张,一定要较长论短的话,我们更需要比较的是文明的高低。只有思考如何保持我们的文化,坦率和诚实地承认我们的文化困境,才能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的文化绵延发展,而文明与文化也可以在全球与地方的结构中和谐发展。

     (来源: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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