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陈来、苏力：“文化自觉”不是要助长文化自大狂
2015/6/19 中国好学者
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首届中国文化论坛的缘起、目的与问题
甘阳、陈来、朱苏力
本文为《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编者导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8月第一版， 2015年6月第二版)。
受中国文化论坛理事会的委托，我们负责筹办主持了2005年6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的“首届中国文化论坛：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 会议。值此会议论文结集出版之际，我们愿在此简略说明一下中国文化论坛理事会决定召开这次会议的基本出发点，以及这次会议讨论中提出的一些主要问题。
中国文化论坛理事会的成员主要来自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各自从事的具体研究相当不同，但在有关教育，大学和中国的文化发展问题上，我们大体上有一些初步共识。第一，我们都高度认同前辈学者费孝通和杨振宁等先生在世纪之交提出的“文化自觉“问题。按我们的理解，所谓“文化自觉”至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今天的中国人需要了解，中国经济的崛起并非仅仅只有经济史的意义，而是具有世界文明史的意义。现在全世界都把中国的崛起看成是21世纪的最大事件，认为中国的发展可能会决定性地影响和改变整个世界格局。对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这种地位，中国人必须要有自觉的意识，要自觉地从世界文明史的高度来看中国和世界，要自觉地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来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世界。但第二，更重要的是，提出“文化自觉”是要指出，我们国家目前的文化状况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很不相称，我们的文化基础非常薄弱，我们的文化底气严重不足，我们的文化历史视野更是相当狭隘。因此，提出“文化自觉”不是要助长文化自大狂，而恰恰是要反对文化自大狂，反对文化浮躁气，反对文化作秀风。我们所说的“文化自觉”提倡的是从非常具体的事情着手，作耐心扎实的文化奠基工作，要特别反对吹牛皮，说大话，搞花拳绣腿。
其次，中国文化论坛理事会的成员在教育和大学改革的问题上的基本共识是主张采取稳健和务实的态度。我们都知道，有关中国教育和中国大学的问题近年来一直是整个社会的关注焦点之一。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大学要改革的呼吁，而事实上中国的大学也都一直在不断出台各种改革方案。但我们以为，教育的问题并没有捷径可走，教育的提高不可能采取搞样板工程的方式追求速成的效果。任何改革都有其代价，都有机会成本的问题，同时，改革的实际结果往往难以预测。因此在教育和大学改革的问题上，比较稳健务实的道路是”逐步调整，小步改革，通过改革调整的实际成果为进一步的改革创造空间，最终形成适应中国社会需要的比较完备的制度”。我们因此并不是以大学改革者的身份自居来召开香山会议，而是以教师和学者的身份来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按照我们的看法，今天我们大学存在的许多问题，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彻底解决。任何急于求成的改革，往往都事与愿违，不但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摧毁原有的基础。教育和大学的完善需要时间，需要经验的积累，尤其是，一所好的大学首先取决于能否养成一个好的传统，而传统的形成本身就需要时间。
从以上这种稳健务实的共识出发，我们在筹备这次会议时特别强调希望与会者更多从积极性、建设性的角度着眼来讨论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问题。我们每个人近年都参加过不止一次讨论大学问题的会议，根据我们的经验，在今天中国的环境下讨论大学问题，往往很容易流为牢骚会和诉苦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今天的大学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我们同时认为，如果我们的大学讨论仅仅满足于抨击一些人所共知的大学弊端，仅仅只是惯性地重复一些永远正确的表态性批评，那么我们不仅无法提高讨论的水平和质量，而且很可能会在批评的同时陷入某种非常简单化的思维。这种简单化的思维会以为只要某个问题解决了，大学的一切问题都会解决，或只要某个问题不能解决，大学的任何努力都是无效的。我们不能认同这种看法，因为这种把问题简单化的倾向，实际只能导致我们无法真正深入大学人文教育的内在问题。我们认为，大学的人文教育有其自身的问题和内在困难，这些问题和困难并不是其他的体制改革可以代替的。例如，即使大学的行政体制和人事聘任体制都理顺了，也并不表示大学的人文教育就会自然而然地走上轨道。我们因此希望这次会议能深入讨论大学人文教育的具体问题和内在困难。
Clark Kerr
这里我们必须正视美国大学教育理论家Clark Kerr早已指出的现代大学本身的基本问题，即现代大学不象传统的书院那样是一个单一的共同体，而是由诸多相互矛盾的亚共同体所组成。用Kerr的话讲，一个现代大学包括“本科生的共同体，研究生的共同体，人文学者的共同体，社会科学家的共同体，自然科学家的共同体；职业学院的共同体，所有非学术人员的共同体，以及大学行政干部的共同体”。――所有这些不同的共同体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张力和冲突。“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的复杂性实际就在于，它几乎涉及上述所有不同共同体之间的矛盾。讨论“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的问题，实际涉及如何调和或理顺大学内部这些不同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如何使大学内部的不同共同体之间能够取得一个比较均衡的发展。我们在这次会议上曾提出，发展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可能会面临七个复杂关系或矛盾：第一，大学人文教育需要考虑大学与中学教育的关系；第二，大学人文教育必须首先澄清和理顺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关系，特别需要明确“本科教育”有其独立的培养目的和目标；第三，大学人文教育必须理顺人文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特别需要认真考虑法学院和商学院这些职业学院在大学中的定位问题；第四，大学人文教育需要重新考虑文-理关系；第五，大学人文教育进入课程设置，将会凸显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矛盾；第六，大学人文教育的展开一定会重新提出百年来的老问题即“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第七，大学人文教育必须处理好人文教育课程设计上的纲与目之关系。所有这些问题都非常具体而且比较复杂，而且大多涉及大学内外各种不同共同体的矛盾。因此，今天讨论大学问题，不宜采取把一切都一锅煮的态度，而需要首先明确我们所要讨论的大学问题究竟涉及大学内部哪些亚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和张力。
从香山会议的讨论情况来看，澄清和理顺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关系是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关系。这里涉及的实质问题是大学中的“本科生”究竟在大学中处于什么地位，以及我国大学目前本科教育的目的和目标到底是什么，这可能是我国大学人文教育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因为所谓“大学的人文教育"，主要指的是大学本科阶段的通识教育，具体而言可以说“大学的人文教育”主要落实为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阶段的通识教育安排，因此如果大学本科第一年开始就着重专业教育，那么“大学的人文教育”事实上就难以落实。近年来虽然很多高校都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本科教育要走向“淡化专业，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高年级实行宽口径专业发展”的转型目标，但从目前实际效果来看，“淡化专业”实际上很难作到。这里的原因在于，目前很多大学都把本科教育的目的看成就是培养研究生的生源。这种指导思想是值得重新加以检讨的。严格地说，这种指导思想是难以成立的。首先是报考研究生的学生比例问题，目前我国大学本科生考取研究生的比例是有限的，如果把本科培养目标看成是培养未来的研究生，就没有顾及大多数今后不读研究生的本科生的培养。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指导思想实际仍然是以往强烈的“专业主义”教育思想和传统的延续，没有真正把大学本科教育阶段视为具有独立的目的和目标，而是对本科教育的目的和目标含混不清。实际结果是把以往的“专业主义”转移了一个层次，大学扩招后，大学本科变得相当于过去的高中，而研究生则变得相当于过去的大学本科，因此一切仍然强调的是专业教育，这就不大可能建立真正的大学本科通识教育制度和传统。目前中国的大学本科生已经超过两千万，如何改善大学的本科通识教育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提出“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可以说首先就是强调大学本科通识教育的重要性，需要进一步明确中国大学本科阶段相对独立的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这是目前中国大学人文教育面临的最基本和最突出的问题，另一个突出问题则是如何处理人文通识课程设计上的纲与目之关系。大学人文教育的真正落实必然体现在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设计上。目前各个大学于此都做出了不同方式的探索：北京大学在数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与心理学、历史学、语言文学与艺术5个领域开设系列精品课程，作为全校学生的素质教育通选课，同时以专业课程为中心向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扩展，以构建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清华大学重点突出文化素质教育精品课程的建设；武汉大学挑选出51门通识教育指导选修课，每门2学分，还有约200门通识教育任选课，每门2-3学分，并规定学生在本科期间必须修满不少于12学分的通识课程；山东大学依托文史见长的学科优势，以公共必修课的形式，在全校非文史类本科生中同时开设“中华民族精神概论”和“中国传统文学修养”两门课程，以之作为大学人文教育的一个切入点。所有这些尝试无疑都促成了我国大学本科教育体制的转型。
陈吉宁与甘阳为清华大学通识教育实验区新雅书院揭牌
但进一步的问题在于，人文素质教育课现在仍然游离于本科主要课程体系之外，使人文素质教育难以深入有效地开展。同时，各校往往把精力都放在大量增加通选课的数目上，导致学生选课上的迷茫困惑并常常做出避重就轻的选择，使得人文素质教育流于表面。从目前来看，我国大学对“通识教育”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误解，亦即不是把通识教育课程看成是本科的主要课程和基础学术训练，而是把它看成仅仅是在主课以外“扩大”一点学生的兴趣和知识面。因此在设计通识教育课程时，不是有效利用目前学分有限的“文化素质课”(“通选课”)学分机制来着重建设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而是片面追求不断扩大通选课的范围和数量，似乎通识教育目标就是“什么都知道一点”，因此可供选择的通选课门类越全、课程数量越多，那么通识教育就搞得越好，这些课因此大多没有任何严格的要求和训练，往往成为学生混学分的课，或最多增加点课外兴趣的课。目前的实际结果往往是，由于通选课只是本科生主要课程以外的附加课，因此在教学体系中多被看成是额外的、次要的、可有可无的、最多是锦上添花的课(理工科院系尤其如此)。通选课的数量越多，学生就越不当回事，因为反正不是主课，而且一般都很容易混学分，而各院系对这些通选课同样不重视，学校本身也不重视。如果继续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发展通识教育，我国大学发展通识教育的努力就很可能会流于形式而最后流产。在这次会议上许多学者因此提出，本科教育和大学人文教育应该改变“概论、原理加通史”的模式，使之转变为研读古今中西原著经典的方式。为了改变时下我国大学人文教育不重视原著经典的现状，应拿出10-12个必修学分，精心设计中国大学人文教育最基本的必修课，以经典(包括人文经典和现代社会科学经典)阅读为中心，建设大学本科人文教育的主干课程，作为全校本科生必修的“共同核心课程”。这些意见和建议无疑有利于开阔探索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的思路。
最后，香山会议特别提出，人文教育不是指风花雪月的小资教育，中国历来的人文教育总是有它的公共关怀。可以认为，中国传统的人文教育的最高境界，基本上体现为人人皆知的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第一句讲个人的身心修养问题，第二句讲的是公共关怀问题。这两个方面会有张力，但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要追求的是实现个人修养与公共关怀的统一。这次“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会议特别安排了大学生的“社会服务”作为专题讨论，引起全体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年轻的一代大学生如果对生养、培育自己的这片土地一无所知，如果对其所蕴涵的深厚文化，厮守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以至心理上产生疏离感、陌生感，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机。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育课题，也是人文教育的大课题。在当前贫富两极分化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贫困学生本身的焦虑，如何塑造大学生的社会服务意识，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有不少大学生参加了“新乡村建设”活动，这实际正构成大学人文教育中“社会服务”的重要内容：大学生以自愿形式回乡、下乡，进行农村调查，去体验那块热土、那份亲情，使学生回到或进入农村、基层，为乡村农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了解中国的国情，增强大学与国家、社会的共同责任意识，应该是大学人文教育题中应有之义。
对我国大学近年来在人文通识教育方面的各种尝试，我们主张首先需要有同情的了解，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而不宜求全责备。我国大学从以往单纯强调专业教育转向注重本科通识教育，这是个非常困难的过程。许多尝试或许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些尝试都为探索我国大学本科教育的转型积累了经验教训。任何建立现代大学的人文教育制度或更广义的“通识教育”制度的努力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长期的讨论和辩论，更需要大学内外各方面的努力和妥协。我们注意到，近年在中国讨论大学问题时，人们往往喜欢以所谓美国大学模式来说事，而不少大学的主事者也往往喜欢宣称他们采用的是最新的美国模式或最新的哈佛方案，等等。但我们想强调，美国大学一些比较好的制度都不是天然形成的，都是经过漫长而不懈的努力才逐步建立起来一种传统。因此重要的不是某个具体方案如何先进如何现代，而是在于传统的养成与制度性的累积效果。如果一个大学没有一个比较良好的传统，那么不断的改革很可能只是不断的折腾。我们确实需要认真研究美国大学的经验，尤其是，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和教育大众化的时代如何确保大学本科的人文教育传统和质量，美国大学确实提供了很多可以参考的经验。但我们首先可以注意的是美国教师和学者对于大学本科教育的高度重视，以及他们常常不惜反反覆覆讨论现代大学通识教育问题的认真精神。例如我们知道，哈佛大学1945年的著名报告《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俗称“哈佛红皮书”)，曾对二战以后的美国大学本科通识教育产生过非常广泛的影响，但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报告的形成过程经过长达两年半的反复讨论。所谓将近两年半的讨论，并不是每年开一次会，也不是每半年开一次会，而是每周至少一次，每次会议常常八小时的讨论。我们这次的会议是连续三天每天八小时的会议，已经非常密集。但我们认为，这次的会议仅仅只是讨论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的一个开端。要形成相对完善的中国大学的现代人文教育制度和传统，很可能需要我们至少二十年以上的不懈努力。尤其在高度市场化和商业化的今天，在我国大学急剧扩招而加速教育大众化的今天，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事实上举步维艰。同时，在一个全球英语化的教育和学术国际环境下，中国作为一个非英语国家和非西方文明，其人文处境更是极为复杂和困难。我们相信，这次香山会议初步提出了一些真切的问题，但我们更期望，这次会议能够形成一个讨论的传统，从而为今后长期讨论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提供一个基础。
这次会议除正式提交论文的学者以外，前后参加讨论的教师和专家学者达二百多人，北京几所大学的本科生也在会议上提出了他们对大学人文教育的看法和期待。目前这个文集不仅收入了修改后的会议论文，而且也收入了会议现场的所有讨论发言，对此我们要特别感谢李彦华，渠敬东，赵晓力，他们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细心整理审订了所有发言记录，保证了文集以现在这样完整的形式出版。周凯璇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保证了首届中国文化论坛的顺利召开，中国文化论坛理事会理事长董秀玉以及理事会全体成员都为香山会议的召开作了大量工作，我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06年6月
香山会议一周年
(来源：“雅理读书”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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