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为什么离开中央编译局回北大？
2015/10/30 中国好学者
俞可平。 赵昀 澎湃资料
澎湃新闻记者 卢雁 苏展
在10月28日召开的中国深化改革理论研讨会上，已担任14年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在会议现场宣布，经多次申请，他已获批辞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一职，将调任北京大学，担任新组建的北大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并同时担任北大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一职。
俞可平曾在北京大学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于当代中国政治学主要奠基人赵宝煦。
据2008年出版的《交锋三十年》一书中介绍，1959年7月，俞可平出生于浙江绍兴，在农村度过童年和少年。1978年，俞可平考取了绍兴师专政史系。毕业后，他又考取了厦门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攻读政治哲学。1985年，俞可平考取北京大学政治系博士生，导师赵宝煦是当代中国政治学主要奠基人。俞可平的博士论文是《当代中国政治的系统分析》。
10月28日会后，俞可平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畅谈重返母校北大后的学术安排与计划。
俞可平说，他有一种推动学术进步的强烈责任感，要“为我们的祖国，为我们的民族的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中国现在特别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要有自己的原创性思想理论。”俞可平对澎湃新闻说。
澎湃新闻：您请辞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争取多少年了？
俞可平：起码有三四年了。我一直希望能够辞去行政职务，回到大学做一个纯粹的教授。
我自己是北京大学培养的，是建国后政治学最早的两个博士之一。从那以后，我始终有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减弱——就是要推动中国的政治进步和政治学研究。
这里的责任分两种：一种是对现实政治进步的责任，一种是对学术研究的责任。我在中央编译局，因为这是一个中央机关，所以更多的可能是想为推动现实政治的进步做一些自己的努力。
澎湃新闻：在中央编译局，您做了哪些努力？
俞可平：我参与了很多中央的重大决策调研和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我发起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已有15年了，为推动中国政府创新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做了不少努力。
另外，我还发起了中国社会创新奖，推动中国的民间组织和社会组织创新，鼓励它们为社会进步做贡献。
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学术这一块，所以我在北大一直兼任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也兼任着很多大学的教授职位，保持着国内大家认可的学术地位。
在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两个领域，我的学术影响力一直位列前茅。前天我看到上海交大发布的一个成果，说过去10多年中，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我的文章的引用率也高居第一。我很高兴我一直没有离开学术界。
澎湃新闻：您为什么选择回到北大？
俞可平：我回到北大，最主要的是三个原因：
第一，我有一种推动学术进步的强烈责任感。我觉得我们中国现在特别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要有自己的原创性思想理论。我们现在强调智库，但智库的基础是思想，“think tank”就是思想库。可是现在我们原创性的思想，特别是政治学的原创性思想太少，我们不要说在世界上有影响，在国内能够产生影响力的理论有多少？所以我想为我们的祖国，为我们的民族的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二，我有强烈的学术兴趣。我不会跳舞不会唱歌，从不去卡拉OK。这并不是说我没有兴趣，我有兴趣，兴趣就在学术。我每天睡6个小时不到，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读书，做学问。我很高兴中央领导同意我回北大，这表示他们尊重我的兴趣，毕竟大学有更广阔的学术空间。
第三个原因，中央强调干部能上能下。我做了14年的副局长了，我做副局长的时候多年轻。我自己研究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了解一般一个干部在一个岗位上不得超过8年，我已经超过6年了，我应当带头能上能下。中央现在不是强调能上能下吗？我啥都不要，就想做个教授。
澎湃新闻：于幼军(曾担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最近也赴中山大学任教了。
俞可平：我们是好朋友，有许多共同点。但这次与他不一样，他是退休，我是调动，我还有四年退休。我是真正地辞去所有行政职务。
澎湃新闻：之前您做过一些争取，各方面都有挽留？
俞可平：我四五年前就下决心回学校做教授，但2010年中央编译局新局长刚来，我不能马上走，应当配合他的工作。后来，中央派来一个新的中央编译局局长，我也不能马上走，我对中央编译局有感情更有责任。
澎湃新闻：您自己怎么评价自己在中央编译局的工作？
俞可平：我是一个乐观派，我们编译局内的同事对我都非常好，每次民主测评，都给很高的评价，对此我非常高兴和满足，也非常感谢我的这些同事们。
我认为，中央领导对我的关心爱护，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做学术研究，对此，我特别感谢。
澎湃新闻：回到学术界，您不是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写更多的文章了？
俞可平：我回北大，将把研究重心从现实政治转向政治学基础理论和中国政治史。
俞可平曾说过的那些掷地有声的话↓↓↓
俞可平教授2012年11月接受东方早报专访曾畅谈自己关于收入分配改革、官员腐败治理、社会制度改革、政府公信力建设等问题的看法，以下摘选一二，看看俞可平曾说过这些掷地有声的话：
1、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不公的重要根源
收入分配太重要了。没有共同富裕，就没有社会主义。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大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必须坚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碰到许多挑战，每次我碰到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或者对改革有研究的国内学者，我都会问他们：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自己内心是清楚的，如果要列出三个最主要的挑战，社会的不公正是其一，而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不公的重要根源。
公正是一种基本政治价值，社会公正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具体地说，公正指不同性别、阶层、种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公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上的平等。在当代，作为善治要素的公正特别要求有效消除和降低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两极分化，维护妇女儿童、少数族群、穷人等弱势人群的基本权利。
当下的社会不公正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有钱人的孩子从上幼儿园到将来念大学，都可以享受优质的教育。再比如，有钱人可以享受高质量的体检，但穷人平时小病不舍得去看，结果酿成大病。又比如，有钱人住高档小区，拥有24小时监控、保安巡逻，穷人的住宅区，小偷小摸不断……我列举这些现象的目的，是指这些在老百姓心中就是社会的不公平，而且都跟收入分配有关。
我们做过不少调研，不公平是目前造成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任或者说信任度、满意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按照常理，应当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老百姓对政府有更高的满意度。这些年来，政府着力于改善民生，其实就是在帮助那些最穷的人，事实上他们的生活条件也在改善。但是我们会发现，很多老百姓并没有因为其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变得对政府更满意，相反，在某些方面，甚至是更不满意。
袁隆平得到丰厚的奖金为何没人说不公平？甚至还有人觉得他应该得到更多，为什么？因为那是对他所做贡献的应有奖励。但刘志军相关案件就涉及资金20多个亿，还有买官卖官……这种不公平不公正，是影响老百姓对政府公信力的最主要因素，又恰恰是国家长治久安受到威胁的一个深层原因。社会的不公平体现在许多方面，但其中最深刻的不公平，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物质基础和物质利益毕竟是决定性的。
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又有其历史阶段性。改革初期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有其历史合理性，因为当时要打破 “一大二公”的绝对平均主义分配制度，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事实证明，这个政策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须及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将社会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中共十六大后，中央提出建立在“以人为本”和均衡发展基础上的“科学发展观”，屡次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认为“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这是极为正确的战略决策，但我们还缺乏足够有效的制度和机制。如果这种状况不加改变，贫富差距还会日益加大。
2、评价幸福要“人民说了算”，不能“被幸福”
有一次我到一个副省级城市去调研，一位领导对我表达了强烈的疑惑：“我们的不少干部从早上鸡叫一直干到晚上鬼叫，老百姓为什么还不满意？”这个问题确实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政府的公信力是执政合法性的基础。现在有一些地方和部门陷入了“塔西佗陷阱”(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说：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得罪人民)，就是你做得再好，老百姓也不满。官员本应有好坏之分，而且我相信多数官员总是好的。可许多老百姓一提起“官”，就认定是“坏的”。比如对一些自杀的官员，按照中国传统，人死后也就不再争论善恶了，但现在老百姓看到有官员自杀，就认定其一定有问题，甚至幸灾乐祸，认为死得好。这种官民的对立是很少见的。
官民互不信任会直接影响国家的治理。官民互不信任，就难有政通人和的局面。记得我许多年前访问土耳其的一个重要城市时，第一次对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感到了失望。那一年，我在这个城市的街上走，看到街头都是坦克和荷枪实弹的军警，但照样一直有人来强拉我去买东西，你不想进去也得进去，然后强行要你买，实际上就是明着抢钱。我最后才明白这个国家的街头为何会有五步一岗的军警。我研究古往今来的政治制度，当时就有一种感觉：一个国家的治理状况到这个程度，这个国家的政府应该向老百姓检讨。这样的治理我们叫它“失效的治理”。我们党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对此必须有高度的警醒。
我认为，评价幸福，要始终坚持“人民说了算”，不能“被幸福”。“幸福”的基本前提有两个:一是健康，二是安全。如果这两个前提不成立，再有钱再有权也不会幸福。试想，健康没有了，人会生不如死；安全没有了，会整天提心吊胆。然而，健康主要靠自己，安全则要靠国家。
3、最危险的不是“贪钱腐败”，而是“特权腐败”
经常会听到人们问这样的问题：贪官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因为我们的官员待遇已经够好了。拥有权力的贪官通常也有很好的住房，有稳定收入，有公车，有很好的医疗待遇。
人们确实不太明白，许多身居要职的官员为何还如此贪婪？我从来不认为，我们中国人天性好贪。今年新加坡新任驻华大使与我座谈，他说新加坡没有一个部长有公车。不但如此，部长们也通常不开豪车上班，家里再有钱也不敢开豪车。理由有两个：一是不助长奢侈风，二是环保的考虑。大家都是华人，新加坡能做到，我们当然应该能做到。
我们做过一些调查：贪官要这么多钱干什么？我们发现，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留给孩子，如把子女送到国外；二是给情人、二奶；第三种情况是抠门的“葛朗台”，就是喜欢钱，看到存款的数字涨了就开心，不过这是极少数。
我认为现在最危险的还不仅仅是贪钱的腐败，我更担心的是官员的特权。因为一旦承认特权，就意味着它是合法的，由特权导致的腐败是不被追究责任的，特权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比如，官员在住房、医疗、退休方面的过分福利，单位集体公款支付的礼券礼品，数额巨大的“三公”消费，干部转任国企高管后的巨额收入，等等。
我认为特权是威胁老百姓对政府信任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些年政府对这方面限制得越来越严格，比如北京对特权车的整治等等，在某些方面，我们看到情况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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