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大学校长不是阿猫阿狗谁都能当的！
2016/12/17 中国好学者
学者简介：陈平原陈平原，汉族，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
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讲座教授、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
大学校长不是阿猫阿狗谁都能当的!文 | 陈平原摘要
你问我大学校长好不好当？回答是：既好当，又不好当。改革开放20多年，多少企业破产，多少高官落马，没见过国立大学办不下去的，更未闻大学校长因工作失误而引咎辞职。可见，只要不贪污，不受贿，政治上不站错队，这是个“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职业。可耳边又不断传来大学校长们的抱怨：责任重大，杂事繁多，即便有三头六臂，也无法应会各种突发事件；再加上经费严重短缺，时时捉襟见肘，根本无法大展宏图。要我说，二者均属实，只是都没说到点子上。关键在于：当大学校长太容易，当好大学校长则又太难。
大学校长不好当
你问我大学校长好不好当？回答是：既好当，又不好当。改革开放20多年，多少企业破产，多少高官落马，没见过国立大学办不下去的，更未闻大学校长因工作失误而引咎辞职。可见，只要不贪污，不受贿，政治上不站错队，这是个“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职业。可耳边又不断传来大学校长们的抱怨：责任重大，杂事繁多，即便有三头六臂，也无法应会各种突发事件；再加上经费严重短缺，时时捉襟见肘，根本无法大展宏图。要我说，二者均属实，只是都没说到点子上。关键在于：当大学校长太容易，当好大学校长则又太难。
大学校长之有无作为，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遴选机制(政府主管部门任命)、权力分配(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责任评估(上级领导说了算)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大学校长的工作作风与努力方向。除此之外，还必须考虑校长的个人修养与工作能力。总不能把所有的麻烦与纠葛，一股脑全都推给了“制度缺陷”；大学校长之能否胜任，本身的素质也是个值得认真探究的问题。
放眼古今中外，著名大学校长的地位及名望相当崇高。因其兼及学术与政治、威权与清流、理想与现实，若长袖善舞，很容易赢得整个社会的尊敬。也正因如此，人们完全有理由对其提出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而不仅仅是具备清廉、勤勉等私德。在我看来，大学校长不同于行政官员，不同于专门学者，不同于诗人，也不同于公司老板，需要同时拥有学问家的眼光、教育家的襟怀以及管理者的魄力。
有理念，能坚持
虽有备受非议的级别认定，大学校长明显不同于行政官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自家工作的性质、功能及发展方向，必须有极为清醒的认识。换句话说，好的大学校长，不仅能妥善处理日常事务，还必须具有教育家的素质与潜能，其所思所言所作所为，甚至会影响一时代的教育风尚。我不止一次说过，蔡元培一生波澜壮阔，其最大功绩不在政治，也不在学术，而在教育。北大十年，其胆识与才华得到了充分发挥；尤其是大学理念，至今仍被许多后辈极力推崇。蔡先生的大学理想及实践，最具创意的是如下三点：第一，“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第二，“学”与“术”分途发展；第三，以“美育”养成人格。所谓“大学精神”，并非只有蔡元培一家；同样主张教育救国，创办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发展出一种迥异于北大、清华的“实业兴学”路线。而南开之“私立”，不只体现在经济上的自筹资金，更落实为文化精神上的“特立”与“自立”。有明确的大学理念，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能干什么，这样的校长，既可以像张伯苓那样，为坚守理念奋斗终生；也可以像蔡元培那样，因理念不合挂冠而去。当今中国，大学校长中，或许不乏有明确的办学理念者，只是难得有理念而又能持之以恒付诸实践。“理念”高低是一回事，能否真正“落实”，并不完全取决于校长的个人意志，任期过短，随时升迁，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制度性因素。
有专业，能超越
毫无疑问，大学校长的工作有其特殊性，并不是阿猫阿狗谁都能做。大学校长不该是纯粹的行政官员，而应是著名学者，这点学界内外均无争议。问题在于，对于“学者”，这点学界内外均无争议。问题在于，对于“学者”之是否“著名”，言人人殊。目前教育主管部门的意见，倾向于将“院士”作为主要目标。这样一来，出现了一个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观——目前中国，绝大部门综合大学的校长均为理工科教授。理由很简单：人文及社会科学不设院士。这个偏差实在太明显了，相信有关部门正在考虑解决的办法。我想质疑的是：选择大学校长，是否真的需要某特定领域的“顶尖学者”。现代学术的发展日趋专门化，因此专家易得，通才难求。总揽大学全局的校长，需要的恰好是“通才”则非“专家”。看看蔡校长兴致盎然地谈论文学、史学、哲学、美术、音乐、政治、伦理、教育等，而且全都具备“高等常识”，你不能不佩服。这样的大学校长，方才配谈“兼容并包”。学识渊博而且兴趣广泛，才能有学术上的前瞻性与判断力，所谓“识鉴”，所谓“气度”，均以此为基础。
有名望，能感召
只要当上大学校长，必定成为社会名流；校长名望之高低，与其供职的大学的地位成正比。这两点观察，我相信世人大都同意。当了校长必定有名，这不等于选择校长时，不必考虑其已有的社会威望。就好像走在大街上，让你眼前一亮的，可以是橱窗设计，也可以是橱窗里陈列的商品。我所说的“名望”，是指离开漂亮的橱窗，照相还能吸引公众目光。假如不是大学校长，是否还会被社会长久记记与尊重，这是关键所在。之所以如此唯“名”是图，是因为，在大学校园这样“读书人成堆”的地方，“名望”远比“权势”更起作用。大学是个很奇怪的组织，平日里，各自埋头苦干，相安无事，校长是谁似乎无关紧要；可一到关键时刻，种种力量需要集合，种种矛盾需要化解。这时候，对于校长的个人威望来说是个严重考验。这一点，阅读现代中国大学史，你会有极深的感受。通常所说的某某校长能否“镇得住”，不是指权势或手段，而是指在学界以及社会上的威望。这个“威望”，不只影响校园里的安定团结，更牵涉社会捐款，还有能否参与政府决策等。也正因此，明知“忠诚度”以及“管理能力”对于大学来说十分重要，我还是更多地关注校长的社会名望及感召力。
有个性，能独立
有些原则性的追求，无论如何必须坚持。像蔡元培那样，“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这是底线，不能动，其他的可以根据时局略为变通。坚持这一点，需要理想，更需要良知与勇气。因此，好的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有个性、能独立的知识分子，其职责不仅仅是管好大学校园，别让其“出乱子”，更需要关心社会公正与人类进步，危机时刻能挺身而出。我曾经提到，与职业教育家蒋梦麟不同，马寅初的行政管理能力并不强，主要是以知识者的良知与勇气感召后来者。在半个世纪前那场贻害无穷的大批判中，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单枪匹马出来应战，坚持其控制人口增长的正确主张。对当代中国的人口危机稍有了解者，大概都会惊叹马校长的先见之明。“错批一人，误增三亿”，论者多从此角度表彰其贡献；而我更看重其“明知寡不敌众”，也要出来应战的勇气。你可以说，马寅初这样的个案太特殊了，可遇而不可求；但大学作为人类精神的堡垒，肩负引领社会风气的责任，作为校长，必须具有某种精神力量，这样的要求，在我看来，并不过分。
延伸阅读：
陈平原：办一所好大学不易，但整垮一所好大学却不难
从大学史到大学评论
我的专业是文学研究。从1994年写作第一篇有关大学的文章开始，到现在已经20年了。在这20年间，我先后出版了《老北大的故事》、《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与《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四本专门讨论大学问题的著作，以及两本自选集——大陆出版的《中国大学十讲》与香港出版的《历史、传说与精神——中国大学百年》。这些书基本上都是大学史研究，偶尔也会涉及当下中国大学问题。
但我最近在香港三联与北京三联先后出版的《大学小言——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则有些不同。这本书直接面对当下的中国高等教育问题，属于“大学评论”。具体来说，有三个特点：第一，不是洋洋洒洒的高头讲章，而是报刊文章的结集。第二，在以往的著作中，我也会旁征博引，但谈的是美国、德国或日本的高等教育，而在这本书中，除去北大，我只谈了香港的大学——尤其是香港中文大学。第三，有感于近年“大学精神”谈得多了，很容易悬空，不着地，让人无所适从；本书希望借助细节来透视制度，通过制度来体现精神。换句话说，是大处着眼，小处入手。
为什么是香港？20年前，我们谈到香港这“弹丸之地”的文化与教育，都很不以为然。可20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承认：对中国内地的高等教育而言，香港的大学已经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当然，也提供了借鉴。那里的大学，也许不像各种排行榜显示的那么耀眼，但却值得我们重视。
从1998年28名内地学生入读香港中文大学开始，到去年香港各大学在内地招收本科生1590名。今年，这一数字将超过2000。这无疑大大改变香港的高等教育结构。如果我们站在内地的立场来看，香港的大学师资不错，教育体制也可圈可点，但生源却不太理想。因为香港人口700多万，除去中学毕业后直接申请到海外读书的，剩下的高质量的中学生其实不是很多。而香港的好大学却不少，三所研究型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不用说，即便另外五所属于教学型的公立大学也都很不错。此外，还有若干所私立大学。
这么多大学来“瓜分”这些学生，导致生源成了很突出的问题。内地学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陆续进入香港的大学。中央政府给予香港的高等教育的最大帮助，是在政策上允许他们零批次录取。这样一来，香港的大学生源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明显感受到近些年来学生的水平在不断提高。在香港各大学中，大约有10%的本科生来自内地；而在研究生中，这一比例更是超过70%。换句话说，今天讨论香港的大学问题，必须把如此庞大的内地生源包括在内。同样，谈大陆的高等教育，香港的大学也已成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这些年来，香港各大学的校长雄心勃勃，且业绩很可观。此前，通常认为只有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可参与国际竞争，但现在其他大学的排名也都在迅速上升。今年6月13日《文汇报》发了一篇报道，题为《缺乏特色让上海的大学落后于香港》，文中依据新公布的《2013年QS亚洲大学排名(QSAsianUniversityRankings)》，指出上海的大学普遍落后于香港。比如，香港科技大学是第1名、香港大学是第2名、香港中文大学是第5名、香港城市大学是第12名，而上海最好的大学——复旦大学则是第23名。此外，香港理工大学高于上海交通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高于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落后于岭南大学，等等。上海的这四所名校——复旦、交大、同济、华东师大可都是985大学呀。也就是说，香港的公立大学排名基本上都比内地的985大学要靠前。我在香港教书，深知这样的排名是有问题的。说香港理工大学的整体学术水平高于上海交通大学，打死我也不相信。
那么，明知不太可信，上海——或者中国内地的大学为何还会如此焦虑？这与香港的大学进入内地以后产生的鲶鱼效应有关。以前，对于大陆学生来说，北大、清华毫无疑问是第一选择；但现在不是了，还有香港的大学值得考虑。我在《大学小言》中写过一则《排名的困惑》，其中引了一段轶事，说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原北大校长丁石孙访问香港，有记者问他北大和中大哪一个更优秀，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我们北大。”
丁校长的态度，代表了我们20年前的思路：香港中文大学怎么能跟北大相提并论呢？但20年后的今天，再看各种排名，我们发现香港中文大学确实不可小觑，其国际排名与北大不相上下，明显超过了很多内地名校。当然，这其中有排名本身的问题，不过却也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香港的大学在最近20年间大踏步发展。我的判断是：在1997年回归以后，香港民众的自信心在下降，但香港各大学的自信心却在倍增。今天，应当祝贺香港有那么多的大学的亚洲排名越来越靠前，可我想反过来追问的是：我们内地的大学呢？
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
我第一次到香港中文大学是在1991年。当时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那里从事了三个月的研究。因为那时的香港还没有回归，所以我们各有各的自尊，也各有各的骄傲。此后，我与香港中文大学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在1997香港回归前后，我看见他们的挣扎，也了解他们的努力。从2008年开始，我成了北京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的双聘教授，合作更多，观察自然也就更为细致。两相比照，我发现：香港的大学越来越自信，内地的大学却越来越不自信。
自信与不自信，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大学办得好还是不好，而是意味着内地的大学现在换了一个跑道，即所谓“参与国际竞争”。此前，内地与香港的高等教育，可以说是各走各的路，各有各的骄傲。在内地，我们很容易判断哪些大学办得好，好在什么地方。但今天，我们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游戏场。对于内地大学而言，这套游戏规则是全新的，显得不太适应。
讨论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1998年——我相信日后教育史家会记得这个年份。那一年发生两件事情，对于此后内地高等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一是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纪念大会上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个我们今天都熟悉的名词——985大学。
一开始国家确定重点支持北大、清华，后来扩展到复旦、南大、浙大、中国科技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哈工大。虽然日后列入985工程的大学扩展到39所，但核心部分还是2+7。此前，教育部已经发布过211计划，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的100所大学。所有这些——“2+7”、“985”、“211”，对内地大学发展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二是经历1998年的经济危机，作为对策之一，中国政府决定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从次年起大规模扩招。所以，近15年的内地高等教育，基本是在两条很不一样的道路上奔跑，一是追赶世界一流，一是拼命扩招。
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得到了国家及民间很多的支持，是这一系列工程的受益者。但与此同时，让我感觉不安的是，那些被排斥在985、211之外的大学的处境却越来越艰难。现在内地的高等教育，就像金字塔一样，备受关注的是处在顶端的大学，而很少有人认真讨论那些处于中间或者底层的大学。
这些年，我有意识地走访了很多非211大学，包括开封的河南大学、太原的山西大学、保定的河北大学、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福州的福建师范大学，等等。在我看来，这些也都是好大学，有的甚至已经有110年的历史。但遗憾的是，在现行的制度设计中，这些非理工科的或者不以理工科见长的综合性大学与师范类大学，一下子就被打垮了。校长很难找到较为充裕的经费，学校的发展通常遇到瓶颈。
所以，我特别感叹，办一所好大学很不容易，但整垮一所好大学却不是很难。20年来，非211大学与211大学的差距越来越大。当我们观赏北大、清华高歌猛进的时候，必须回过头来考虑这些非211大学的艰难。
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沿袭的正是“举国办奥运”的思路。换句话说，既然暂时没办法让全民都热爱体育且身体康健，那就先把一小部分人集中起来加强训练，目标是奥运会金牌。但不能忽视的是，就像中国足球一样，底层的水平上不来，顶端肯定也会出问题。如果没有很好的教育规划，单靠几所名牌大学，内地的高等教育恐怕是无力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的。
除去制度设计的问题，大学排名也是影响当下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天，你见到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或书记，几乎都会跟你说他们学校的排名问题。即便不是全球排名，至少也是全国排名。我经常特别惊讶地听到一些数字，后来逐渐明白，每所大学都是选择某一年某一排行榜甚至某一单项中自己的最佳位置进行宣传。校长书记们也许并不真的这么想，但现实的压力使得他们只能这么说。记得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教授曾宣布港中文不参与排名后，马上就在排行榜中跌了下来。校友们纷纷关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母校排名为什么跌得这么快？校长没办法，只好重新回到这套游戏规则中来。这就是上文说的，我们开始在转轨，都在努力适应一套新的游戏规则；相对而言，香港的大学基本适应，内地的大学却身心俱疲。
十几年前，我说过一句话，此后被广为征引。那是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一文中，我提出：“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但现在的中国高等教育，却正是走在这么一条无关“本土情怀”的“标准化”的道路上。
改革太急与期待太高的中国大学
单就国际排名而言，香港的大学无疑比内地更占优势，因为他们的整个高等教育制度都是拷贝欧美大学，大多数教授也都在欧美大学接受教育。而今天中国大学响彻云霄的“国际化”口号，说白了就是以欧美大学为标准。所以，香港各大学的国际排名比内地高，并不意味着其实际水平如此美妙。内地的大学现在都面临着转换跑道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与国际接轨”。我常追问：究竟是哪个“轨”？又应当如何“接”？国外的好大学并非都是同一模式，每个在海外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都有自己心目中“理想大学”的范型。有人认为是德国的，有人认为是英国的，有人认为是日本的，更多的人认为是美国的——而美国东部的大学与西部的大学风格不太一样、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发展道路也迥异。在我看来，“接轨说”误尽苍生。今天的中国大学都想接轨，但又都心有余而力不足，总是接得不顺。为什么？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的包袱太沉重；二是我们走的本来就不是这条轨。现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转轨，转得太急了，弄不好是会翻车的。
如此立说，并非否定中国大学必须改革，而是希望官员及公众对于“转轨”的期望不要太高，并不是“一转就灵”的。其实，所有的大学都在转变。比如，今天的欧美大学与二战以前已经有很大不同，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大学自己在“摸着石头过河”。而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是在政府的号令下连续急转弯的。无论是当初的大学升级，还是日后的大学合并、大学扩招，以及近期的改普通教育为职业教育，几乎都是政府一声令下，各大学秣兵厉马、气势恢宏、步调一致地开始转轨。完全由政府决定大学应当往哪个方向转，且有明确的时间表，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言，其实不太有利。
从1998年到现在，中国大学改革的步伐不可谓不大。可办教育的人必须明白，教育是一项长期工程，急不得。当你把手中的石头丢进大海，等到涟漪荡向岸边，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如果你追求“掷地有声”，那只能是在面积很小的水塘，或者一口枯井。古人明白这一点，所以才会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说法。整天强调“世界一流”，不是理想的状态。在我看来，办教育应当拒绝急转弯，拒绝大跃进，不急不慢，不卑不亢，走自己认准的路。这样坚持5年、10年、20年，中国大学才有可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康庄大道”。
到过国外大学的人都知道，校园里很安静。可是回到中国内地，几乎所有大学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校长不断地在制定发展计划，系主任也是踌躇满志，甚至每位教授都热血沸腾。这样的画面令人感动，但我必须说，这样的状态也让人担忧。大学改革，应当稍安勿躁。从15年前的大学扩招到今年的要求600所大学转为职业教育，一路走来基本上都是对于先前政策的调整与否定。这样不断的急转弯，非常伤人。办教育的人要懂得，一个错误的决定，必须用十个很好的主意才能弥补过来。学生不应当成为小白鼠，大学也不应当成为小白鼠。一个重要政策出台，一代学生的命运也就与之直接相关。所以，教育的实验必须小心翼翼，特别忌惮连续急转弯。宁肯胆子小一点，步子慢一点，追求的效果是“移步换形”，而不应该是“日新月异”。
中国大学之所以步履匆匆，源于国人的期望太高。今天讨论教育问题的人，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向外看”，喜欢谈哈佛如何、耶鲁怎样；一是“向后看”，极力表彰民国大学如何优异。这两种思路，各有其道理。作为“借镜”，两者都是很不错的资源。但需要警惕的是，没必要借此对当下中国大学“拍砖”。我在演讲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热心听众提问，开口就是“中国没有大学”。我明白他的立场，但这样的表达是有问题的。中国不仅有大学，还有很不错的大学。中国大学“在路上”，请多一点点掌声，少一点点砖头。
现在有一种流行观点，说民国大学多好多好。可是持论者必须明白，今天的中国大学同样需要一种“了解之同情”。民国大学是一种精英教育，这与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模式很不一样。整个民国年间的社会动荡姑且不论，即便是在局势相对稳定的1930至1937年间，在校大学生也就四万多人。等到抗战胜利，这一数字有所增加，也不过八万多人。而今天则是每年大约2600万人在大学念书，二者很难同日而语。再如，当我们追怀民国大学的独立精神时，既要看到校长与教授争取自由的努力，同时也得承认这与民国年间教育部的管理不细、经费有限直接相关。所以，当下中国大学的困境必须直面，不是召唤“民国大学”的亡灵就能解决的。
大学史的研究也好，大学评论也罢，都应当是一种有情怀的学问，追求的是启示，而非影射。大家应当明白，中国大学不可能迅速地“世界一流”，所以还请大家多一点耐心。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目前这样全民都在关心大学问题。过于受关注，以至于没有办法从容地坐下来，喘一口气、喝一口水，这对大学发展是很不利的。“五四运动”的时候，蔡元培在把被捕的北大学生营救出来后，留下一句“杀君马者道旁儿”，就离开了北京。这是借用汉代应劭《风俗通》的话，意思是说，对于骑快马的人而言，道旁观众越是喝彩，你就越快马加鞭；马被催得越跑越快，最后就气绝身亡了。对待中国大学，同样是这个道理，今天被追问为什么还不“世界一流”，明天又希望你多得诺贝尔奖，很可能导致中国高等教育步伐不稳，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在《大学何为》的序言中，我曾谈到：“并非不晓得报章文体倾向于‘语不惊人死不休’，只因为我更欣赏胡适创办《独立评论》时所说的，作为专家而在公共媒体上发言，要说负责任的话，既不屈从于权威，也不屈从于舆论。大学改革，别人说好说坏，都可以斩钉截铁，我却深知兹事体大，休想快刀斩乱麻，毕其功于一役。历史证明，那样做，不只不现实，而且效果不好。”这本《大学小言》，同样如此。希望我所描述的香港的大学可以成为我们讨论内地大学问题时的一面镜子，但不是“砖头”；让我们理解我们走过来的道路，以及我们能够达成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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