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民族前途取决于今之青壮年
2017/1/17 中国好学者

    

    学者简介:资中筠资中筠,1930年生于天津。1951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

     现为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中美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中方主任,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理事,太平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等。

     学术专长为国际政治研究和美国研究。著有《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资中筠集》、《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主编并合著有《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等。

    民族前途取决于今之青壮年文 | 资中筠来源:公众号“资中筠”摘要

     就在这心中五味杂陈之际,传来一向乐观的智慧老人周有光先生仙逝的消息。应腾讯网之采访,发表了几句话,大意就是寄希望于后人,正表达此刻的心情。现在再重新发表两篇与周有光先生有关的旧文,以寄托对周老的悼念。

     周有光文集代序

     周有光老先生一生的经历差不多浓缩了中国的二十世纪近代史。我们这个民族多灾多难,整个二十世纪内忧外患不断。前半是外患为主,而后半主要是内忧。一波又一波的折腾,对民族精华的摧残甚于任何一个朝代。有人比喻历次运动就像撇奶油一样,一次运动撇掉一层,最后几乎剩下清汤。周老先生是没有被撇掉的幸存者。能幸存到今天,是他的幸运,更是我们民族之幸。

     由于医学的进步,现代人的寿命比以前长了,百岁以上的老人也越来越多。但同样是“人瑞”,不一定都有周老这样的大智慧和贡献。另一方面,中国百年来有大智慧、大作为的精英也不少,我的师长辈就可以数出来一些,但是多数都不幸备受摧残,壮志未酬而英年夭折。此时我随便举出一位来,例如叶企孙先生,他是非常了不起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是非常优秀的教育家,1949年以后一段短暂的时期曾任清华教务长,但是不久就不断挨整,直到文革中沦落街头,形同乞丐。这样悲惨的例子数不胜数。如果这一批民族精华都能在正常的环境中得到正常的发挥,他们也许活不过百岁,但是一定能各自放出不同色彩的光芒,与周老先生相辉映,相承接。而周老能有今天,也有幸运的成分,正如他自己说的,他如果没有被调到北京来做文字改革工作,继续留在复旦教经济学,绝对逃不过“反右”,那就不定被发配到哪里,受到怎样的摧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填沟壑了。

     周有光先生在中国语文现代化方面的研究成果,我是外行,没有多少发言权。周老在这方面的成就、贡献和影响当然非常了不起。不过他晚年对文化学、对人类文明的探索更显示了他的大智慧。不久前出版的《周有光文集》从第9集到15集都是与这方面关的。这一点与他的长寿也有关系。有一些成就可以靠天赋,例如音乐、绘画、诗歌等文学艺术可以青少年就有大成就,但是对人生的彻悟,特别是不仅限于个人而是对人类发展规律的探索达到大彻大悟,非有渊博的知识和很深的阅历不可。不是单凭书本知识,在书斋里能悟出来的。所以周老说他的生命从80岁开始,这不仅是幽默,还是有一定深意的。

     单是年龄和阅历也还不一定能达到这样的智慧和觉悟。这需要几个条件:

     1.从少年时期的教养和熏陶形成一定的底色——对真理的追求;对知识探索的兴趣;超越一己私利的对大社会的关怀;在道德上的正义感。有了这一底色,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可以走错路,但一旦发现错了,决不自欺,不为世俗的种种所羁绊,就能够唯真理是从。

     2.博大精深的知识。在高层次上各种专业知识是可以融会贯通的。周老博古通今,思接千载,放眼全球,但都是有扎实的事实为依据,他原是学经济学的,更重视数据,所以他的结论都不是空疏之论。这点很重要,事实+逻辑=常识,常识的积累逐步接近真理。如果对什么都蜻蜓点水,随便发议论,大体是大而无当的空疏之论。深钻一门或多门专业,那么条条大路都可以通向人类发展的规律。这是我体会的周老的做学问和追求真理之道。

     3.更重要是完全超越世俗的是非名利,宠辱不惊。很多人自称淡泊名利,其实不一定都能做到。也有人,不是为个人,但还是摆脱不了中国人仰望明君的惯性思维,往往会为某位权贵人物的几句话影响自己的忧喜、判断力,或升起幻想。我想周老已经彻底摆脱这一切,所以总能对自己的看法充满自信,面对种种荒谬之事,乃至涉及自己的无理和不公,都能付之一笑。人类发展的规律是他的信仰,他坚信凡脱离轨道的早晚要回到轨道上来。

     作为超过百岁的老人,周老最鲜明的也是最可贵的特点是一直关注世界的最新发展,站在时代的前沿。他的名言之一是要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这同当前有些人处处强调中国特色成鲜明对比。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在地球村的形势下,人类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远远超过各民族狭隘的利益。强调“中国特色”往往是为一些负面现象辩护,掩盖落后。我还有一个观点和周老不谋而合,那就是反对把所谓“东方文化”同西方文化对立起来。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东方文化”。流行的以儒家为核心的“东方文化”的说法实际上是“汉族中心论”,连少数民族都代表不了。印度文化和汉文化是一回事吗?古来新疆对中原而言是西域,文化更接近中亚还是中国内地?所以自以为是“东方文化”代表,排斥所谓“西化”是站不住脚的,只能固步自封。

     当前我国在思想上两大危险,一个是狭隘的国家主义(我现在不用民族主义,因为我们是多民族国家,含义容易混淆),一个是民粹主义。这两个正是当年希特勒法西斯统治的两大思想基础。“纳粹”一词就是德文“国家社会主义”的缩写。我说的在我国最近的表现就是借钓鱼岛为题的打砸抢事件。这种情绪被煽动和利用,可以起很大破坏作用,名为爱国,实际祸国殃民。所以周老提倡的地球人、世界公民、从世界看中国,不仅仅是哲理性的,在当下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的社会现在又处于转折点,在长年谎言蒙蔽下,启蒙工作还是任重道远,特别需要像周老这样的智慧之光驱赶蒙昧的黑暗。即将出版的《周有光:我的人生》从《周有光全集》15卷中精选周有光先生与人生、信仰与研究有关的故事,汇集成一本浓缩了他的人生经历的作品,读者可以从吉光片羽体察和了解作者不寻常而积极有为的一生;了解他贯穿与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知识和智慧,理解他如何超越人生的狭窄和局限,将人类美好的目标变成每日努力的工作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本书中所选择周有光先生的作品,往往从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开始,但都包含着丰富的对生活细节独特的观察体悟角度,别致的人生情趣,和豁达而开阔的人生视野。在幽默机智、简洁明了、清新宜人的文字中,透露出他对生活和学术研究方面独立、严肃和认真的思考和参悟能力,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

     我希望这本书为更多人喜爱,并不断从中得到启示和激励。

     (2013年7月)

     2015年6月,《周有光百年文萃》

     版之际座谈上讲话


     首先我要声明,我不敢谬托知己,因为我跟周老认识很晚,是在他一百零六岁的时候。我很荣幸,由于他看了我的书,想见我,通过他的公子“召见”我,然后我就登门拜谒。非常遗憾,现在周晓平先生反而先走了,我想对周老的打击应该是非常大的。晓平先生是一位非常儒雅、温和的谦谦君子,他年逾古稀还为他的父亲奔忙,做了很多工作。他竟先去了,令人痛惜。

     出于对周老先生的敬仰,我到这里来谈谈我的感想。

     刚才张森根先生(《周有光文集》编委会委员)很详细讲了他对周老著作的一些看法,张先生和叶芳女士这几年对整理和编辑周老的著作贡献了很大的力量。周老他们两位知道周老的价值,无私地贡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所以现在我们才能有这么多周有光的著作,今天才能够在这儿谈论他的思想。我觉得他们是功不可殁的,特别是在现在这样一个文化环境里。

     现在概括几点我的想法:

     周有光先生一生是大半部中国近代史

     像周先生这样活了一百多岁当然是非常难得的,他的一生是中华民族的大半部近代史。假如我们的近代史从1840年算起的话(这个算法近代史学家有许多不同意见),不管怎么样,周先生一生等于是2/3的近当代史。而且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经过了很多坎坷很多动荡,他是一个活在这个时代的典型的知识分子,与我们民族共同经历了各种沉浮和苦难。从他的文章,从他的百年口述里我们也看得到。而且他的职业跨度很大,很少人有这种情况。看他的作品或看他的经历,就等于是看一部中国近代史,内容非常丰富。但是这个近代史不是官史,是通过一滴水看大海,通过一个人的经历看整个民族的浮沉,这是非常宝贵的。

     正如张先生讲的,周老的叙述是非常易懂的。现在有些文章不说人话,或是用中文写类似外国话的话,这种文风很多,而周先生恰好相反。什么叫深入浅出?他这个才是真正用最浅显的大白话来说深刻的哲理思想。所以我们看他的书很容易看,看了以后可以回味无穷。

     提倡从世界看中国

     周老提出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这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21世纪了,原来我们也提到20世纪是一个大踏步现代化的世纪,我们常常说要赶上世界的潮流,中国人已经赶了一百年了,或者不止一百年了,赶来赶去,好像天天都在说要赶上世界的潮流。为什么就常常赶不上?就是受到非常狭隘的眼光的束缚。

     由于中国在进入近代的时候,是列强的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于是中国人就老有一种受害者的感觉,天生,或者是潜意识里,或许是宣传的结果,总之有一种狭隘的受害感。有一种集体记忆叫做“五千年的辉煌、一百多少年的屈辱”。概括起来这么一个感觉,于是对世界的看法就像通过哈哈镜来看,不是真正的平视,要么就是仰视,要么就是仇视,要么就是鄙视,就是不能平视,不能客观、平平静静地看待这个世界。所以周老先生提出从世界看中国,换句话说,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一想到一个事情,就应该把中国这件事情摆在整个世界范围里,看它占什么样的地位,起什么样的作用。

     我想起我在清华上学的时候,上雷海宗先生的《西洋通史》课——实际上就是欧洲史,从古希腊、罗马开始,然后整个欧洲的变化。雷海宗先生每讲到一个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公元前多少年古希腊发生了什么事,他就在黑板上写:XXXBC鲁X公X年(按《春秋》的年代:例如鲁庄公、鲁哀公,等等)。现在他讲的很多课的内容我已经忘了,但是我学会了这样一种习惯,就是把中国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串起来看,每当说到中国的事情的时候就想到当时世界其他地方处于什么状况。比如说满清入关是1644年,我会想到那时候英国正好发生光荣革命,这一段时间就是克伦威尔时期。这样一对照,你就知道当时中国是什么状况,欧洲发展到了什么地步,这样,我们的心胸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21世纪的中国人,特别是你们在座的年轻人,应该有一个世界的胸怀,从世界看中国就是这个意思。要是老是从中国看世界,动不动就强调中国特色,说你们发生的事情跟我们没关系,因为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我们的特色就是这样的,用不着跟你相比较;如果老是这样的话,就只能固步自封,坐井观天,抱残守缺。

     我们已经吃亏了这么长时间了,经过了周有光先生所讲到的大事小情,他讲了很多,看起来很好玩,用很幽默的笔法讲的,其实是很残酷的历史,很悲惨的事情,而且也很不幸。我们民族经历了那么那么多,有的是外患,但大多数是内忧,我觉得我们的内忧是多于外患的,大多数是自找的。所以老人从整个经历所悟出来的道理,最后总结出来,要从世界看中国,这点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今天,新的一轮非常狭隘的国家主义,一种狭隘的、排外的、跟现在世界潮流格格不入的一种情绪和风气正在我们国家兴起,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这是很值得忧虑的。

     外部世界正发生着深刻变化,我们不能浑然不觉

     现在外部世界不仅仅是欧美发达国家,还包括正在发展中的、我们看起来以为人家很落后的那些国家,实际上正在悄悄地发生很深刻的变化,而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还自以为很先进、很了不起。实际上我们真的去看一看外部社会,不要一天到晚老盯着什么外交,几个领导人互相之间的拜访、会晤,除了这些之外,每一个国家的内部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举一个例子,比如欧盟,我们现在看的宣传都是欧盟遇到了困难,欧元区怎么怎么样了,希腊到底退出还是不退出,等等问题,但是欧盟的形成,从50年代到现在,半个世纪一步一步走过来,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深刻的发展,这个发展是什么?一句话来说就是化干戈为玉帛,就是从此以后欧盟国家之间不会再打仗了,两次最残酷的世界大战是从欧洲开始的,而且核心是法国和德国。欧盟的开始是法德两国化解世仇,找出了一个共赢的办法就是煤钢联营,说从此我们共同开发,不要再夺了。一些很有胸襟的政治家提出这样一个方案,一点一点从“小欧洲”六国慢慢发展,他们每一步都克服了很多障碍,看起来好像是成功不了,最后又成功了。这样子一步一步过来,现在又碰到困难了,但是我们不要只看到这个困难,要看到这样一个伟大的创举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至于他们还会遇到种种困难,是难免的,即使导致欧盟解体了,也是一次伟大的尝试,至少作为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中心,欧洲国家之间不再打仗了。

     还有就是他们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本身,资本所产生的伟大生产力,走到这一步以后下一步怎么办,他们自己也正在进行很深刻的改革,这一点我们也没有注意到。所以外部世界发生着很深刻的变化,我们如果不去注意,整天在一个非常狭隘的小事情上说来说去,并且把它无限地放大,我们自己要吃大亏的。

     所以周先生"从世界看中国"这句貌似很简单的话,里面其实有很深远的意义。

     中华民族的前途还取决于年轻人

     我觉得周老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比我乐观得多,我跟他谈话如坐春风,他就以他的乐观精神感染了我。他经常说"不要紧的,不要紧的,这个世界总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这个"好的方向"当然我看不到,他就更看不到了。他说没关系的,人也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走错了路,走了岔道以后终究是要回来的。我说回来太晚了的话,代价就太高了,中华民族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由于走了很多弯路的缘故,所以希望以后少走一些弯路。如果一个人的胸怀像周老这样"从世界看中国",站在地球之上,放眼一看的话,这个世界总是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但是我自己还是不能释怀,中华民族是不是还要经历一次劫难,还是说可以顺利地跟世界接轨,随着世界发展的潮流共同发展?这也还取决于现在的年轻人,你们这一代人有什么样的胸怀,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我想我们不应该辜负周老的期望。他的乐观主义我觉得是以不打仗为条件的。人类现在再经不起大战了。假如再发生一次第三次世界大战,我说的是大战,大国之间的战争,小打小闹的不算,武器发达到这个程度,不仅仅是原子弹,如果真的打一仗的话,人类不知道要倒退多少,甚至不知是否还存在。所以这种轻易说战争,就像打游戏机似的“打仗”,说说可以,但是认起来真是不能想像的。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最后,张先生刚才提到这本书里《窗外的大树风光》,我也特别注意到了这篇文章,我觉得写得太好了,是一篇极品的散文,表现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开阔的胸襟,而且有深邃的哲理,从文字到意境,都美到极致。文章最后还流露一点无奈——最后这棵树被砍掉了,作者觉得遗憾得不得了,但是它还是被砍掉了,这也是一个老人的无奈。

     平常常说人“老糊涂”。我们常常会说,某人如果早一点在什么什么时候去世的话,他就是一个正面人物了,可惜他活得太长了,越活到后来错误越大。当然,一个普通老百姓犯什么错误危害不大,要是位高权重之人,祸害面就广了。但是周老恰好相反,属于越活越明白的人。所以年龄只是一个符号,有的人越老越糊涂,有的人越老越智慧,并发出智慧之光照耀我们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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