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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4 中国好学者
学者简介：柯华庆柯华庆，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导，法理学研究所所长。
已经出版《实效主义》《第三次变革》《论共同自由》和《论立宪党导制》等著作。实效主义法学与改革哲学和立宪党导制提出者，共同自由价值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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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直说了：中国政体到底有没有合法性？文 | 柯华庆
来源：中华好学者网摘要
在现实政治运行中，党导民主制有沦为党主制甚至专制的危险，这也是酿成文革等灾难的主要原因。因此，为了避免这样的后果，党导民主制必须立宪和践行法治。
政权只有为全社会的利益而非为统治者的私利而运作时才有合法性。政体是否是优良政体不在于统治者的人数，而在于统治者是为了自身利益行事还是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政治学上的善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对此都有经典论述。柏拉图认为，城邦最高的美德是正义。亚里士多德将“为共同体利益行事”作为判断优良政体的标准。孟德斯鸠亦强调优良政体须由“爱法律和爱祖国”的美德支撑。现代性与德性政治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决定了现代民主制度的设计。现代性分为两波：第一波现代性和第二波现代性。由马基雅维利开始，包括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等人在内的第一波现代性是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指导思想的主要来源。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建立在第一波现代性之上。
与之相对，始于卢梭对现代性的批判，经由黑格尔到马克思的第二波现代性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第二波现代性是试图建立形式性和实质性相结合的现代性，它是在充分吸收第一波现代性思想、意识到第一波现代性中出现的问题的基础上，超越了第一波现代性的。
再进一步说，古典政治哲学使政治服从于德性，追求人的灵魂之完善。但从马基亚维里开始的第一波现代政治哲学则将德性服从于人类现实政治需要的手段。由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以第一波现代性建立的美国政治制度被很多国家所效仿，洛克的契约论和分权理论成为了主流的意识形态，以至于人们将普选和三权分立式的党争民主制当做现代性政治制度的典范，甚至视为唯一选择。但因为不同个人的能力不同，在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只能建立在众意的基础上，众意的相互冲突使这种制度欠缺了古典政治学倡导的德性。由卢梭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就建构了以社会自由和共同自由为价值，超越古典政治哲学的现代德性政治思想谱系。
卢梭是第一位对现代性提出批判的哲学家，也是近代第一个将政治问题还原为道德问题的政治学家。卢梭在自由和平等的道德基础上以公意原则建构了道德共同体。黑格尔在反思法国大革命和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提出将个人原则和社会原则相结合、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结合的道德政治共同体--国家。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经过家庭和市民社会之否定之否定得到的，国家是绝对理念的体现，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国家成了价值之源，成了个人与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基础。
马克思延续卢梭和黑格尔开启的道德政治，对现代政治提出了最高的道德要求：共产主义的理想政治。马克思的贡献在于将“道德政治”中抽象的权利问题具体化为穷人的财产权利问题。共产主义的本意就是一个财产权概念，是“普遍的私有财产”。对比黑格尔把普遍性赋予国家，马克思将普遍性赋予给了无产阶级，当无产阶级变成了有产阶级，那么全人类就都是有产阶级了。马克思反对剥削与压迫，主张“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由此到达道德政治的最彻底、最高也是最后的阶段，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共产主义社会，财产权和自由都是具有普遍性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的批判是彻底的，对“道德政治”的建构是最高的，其最终目标是使人类摆脱物化逻辑的奴役，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实现全人类的共同自由。当然，在革命成功进入建设阶段后，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未能及时转变执政思维，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将有产与无产的对立推向极致，乃至于以政治包括肉体消灭的方式消除阶级，制造了历史上的人道灾难，不仅授人以柄，而且违背了它所追求的政治德性，那是后话，也是以后绝对要避免的问题。
党争民主制的德性缺陷
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制民主普遍是党争民主制，而且常常是两党竞争民主制。党争民主制将政治的逻辑建立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上。将政治人变为经济人是第一波现代性的产物，政治人应该是具有为公共利益服务美德的人，而经济人仅仅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人。
党争民主制建立在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党派迎合个体的欲求，是个体利益的汇聚，不同党派迎合不同群体的利益。我们想当然以为不同党派提供的是同类公共产品，实际上不同党派提供的是符合不同类群体的产品，他们之间的竞争并不能提供物美价廉的同类公共产品。党派的竞争性依赖于社会群体的分布。所卖众意产品的相关性与不同众意的相近性有关，如果不同众意的相近性比较强，那么所卖众意产品的竞争性和公益性就越强，如果不同众意产品的相异性越强，那么所卖众意产品的竞争性和公益性就越弱。如果社会群体是中间大两头小的共识社会，那么党派竞争就像一个卖苹果的和一个卖梨子的竞争，喜欢苹果的会买苹果，喜欢梨子的会买梨子，由于苹果与梨子是替代品，党争民主制是以买苹果的人多还是买梨子的人多来决定卖苹果与卖梨子的胜负。如果社会群体是两头大中间小的分裂社会，党派之间的竞争就像卖鸡蛋的人和卖苹果的人之间竞争，我们知道这两者的替代性很弱，几乎没有竞争性和公益性。
党争民主制的迷惑性在于，人们以为通过竞选产生的政府权力来自于全体老百姓，政府对全体老百姓负责。如果老百姓的利益是一元的，那么通过政党竞争所选出的政党执政就具有合法性，因为该党所代表的是老百姓的利益，也就是公共利益。然而，现实中的老百姓是利益多元的，党争民主所选出的政党权力仅仅来自于部分老百姓，政府只能对部分老百姓负责，不管这部分是大多数人还是少数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标准，党争民主制是平民制而非真正民主制。党争民主制是私利政治、经济政治，党争民主制从根本上违背政权合法性原则--公共利益原则。
党争民主制和三权分立制通过限制和削弱政府权力来实现消极自由价值。党争民主制通过党派之间的竞争、监督和拆台来限制党派的权力，从而限制政治权力，而三权分立制通过权力的相互制衡来限制政府的权力，这样的后果是为资本权力张目，是谓“山中无老虎，猴子做霸王”。党争民主制之所以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马马虎虎运行是因为中产阶级占主体，应用到多民族的大国中只会导致社会动荡和国家分裂。
党导民主制的德性本质
党导民主制建立在一个代表公意的德性政党领导基础上，是一种现代德性民主政治。卢梭和黑格尔都试图建立一种结合私利和正义的道德政治理论，然而无论是卢梭的公意还是黑格尔的国家都不可能真正地实现普遍性，因为现实中并不存在一个全体国民都具有美德的国家。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是社会中所有人都拥有美德、都能实现自由的，是全世界的、道德的、真正普遍性的。然而在现实社会中，物质财富相对于人们的需要来说总是不足的，人们的道德境界也千差万别。我们不想也不可能回到古典政治哲学所建立的道德政治生活。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能否在现代性基础上建立道德政治？也就是说，能否在现实的民主国家建立道德政治？答案是肯定的，一种积极的尝试是党导民主制，即由一个经过严格筛选的、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政党领导国家。因为国民是不可选择的，所以国家只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体，不可能是完全普遍性伦理的实现。普遍性可以存在于政党，因为党员是可以筛选的，通过一个经过筛选的、有德性的政党引导人民可以重建现代性之后的道德政治。
所以党导民主是引导式、融合式和金字塔式民主。党导民主制对领导党既有能力上的要求也有德性上的要求。党员都是各行各业的先进分子，既具有代表性，又有德性上的进步性，所以党可以引导人民。民主制是解决共同体在一起生活所产生的问题的决策机制，应该是建立相互理解、凝聚共识、增进共同体意识和维护社会团结的机制。党导民主制承认现代社会的多元性，但它并不是去强化这种多元性，而是使多元性利益融合为国家的整体利益。所以党导民主是融合式、金字塔式民主。首先，党导民主制是一种由轴心与外围构成的民主体制。党导民主制的轴心是共产党，外围是民主党派和其他团体。其次，党导民主制是一种层级式的民主体制。无论是党的权力机关还是人民权力机关都是从最基层的单位选出代表组成上一级机关，再从这个更高一级的机关选出代表到再高一级的机关，依次递进到最高权力机关。而且这种层级民主是双向的：自下往上和自上往下，是一种协商民主。党导民主制可能是公利政治、德性政治，具有合法性。
党导民主制要求一个代表公共利益的强有力领导党遏制资本权力的任意扩张，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通过政党集权和政府分权，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增强社会凝聚力，既保护消极自由权利也保护积极自由权利，从而实现共同自由价值。因为要实现共同自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一定是有为政府，有为政府对自发市场经济进行调节，平衡强者与弱者的利益。
党导民主制的专制陷阱与宪政逻辑
当然，在现实政治运行中，党导民主制有沦为党主制甚至专制的危险，这也是酿成文革等灾难的主要原因。因此，为了避免这样的后果，党导民主制必须立宪和践行法治。立宪党导民主制的基础是将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一党领导体制正当化，并通过在宪法中明确规范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方式将党的领导和人民主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同时将部分权力授予中国共产党在党章和党内法规中自行决定，从而形成宪法与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治模式。二元宪治体制是一种双层的法治结构，法治的统一性要求党导法规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统一起来。党内法规和党导法规的法律地位由宪法所赋予从而保障其正当性。立宪党导民主制中“立宪”的根本意义在于使得宪法成为真正意义的法律，具有强制的约束力和可诉性，问题的关键变成了如何严格按照法治标准落实党内规治和党导规治。
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是共产党的领导权和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必然是党导民主制，社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是依法治国。因此，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三要素。立宪党导民主制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在一起。柏拉图断言现实中的最好政体是法治的君主制，但在现代民主社会，现实中的最好政体将是立宪党导民主制。敬请关注“中华好学者”!专心聆听来自学术界一流学者的声音6万关注者的不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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