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习俗与权力交织中的“过大年”
2017/2/3 中国好学者

    

    学者简介:田飞龙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习俗与权力交织中的“过大年”文 | 田飞龙来源:《探索与争鸣》摘要

     就春节作为一种民间文化机制而言,红包雨社交却具有逐步低俗化和消解实体社会资本的负面效果。一群成年人因各种线上线下的社会关系而组成微信群,但大多数人长期“潜水”,少数人异常活跃,而一旦逢年过节,“红包”、“手气”以及各种诸如“发红包的最帅”、“发红包的是个大美女”之类的空洞接龙辞令简直成了微信社区的一场“文化灾难”。

     春节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是辞旧迎新的一系列文化机制与活动方式的总和。过春节不同于过任何一个其他节日,在中文世界中被称为“过年”,而“年”既是自然生命的共同周期和计量单位,也是经济生活与人生规划的清零机制与核算单位,故又有“年关”之谓。不过,现今物质越来越丰富,交通越来越便利,但似乎人们普遍感受到年味越来越差,春节陷入了“年味递减律”之中。与农业社会及村社共同体生活密切配合的过年传统正在习俗与权力的交织中发生重要的变迁。在杂烩式春晚和秒光型红包雨的氛围中,我们似乎在远离那样一种纯朴敦厚之乡土中国脉络中的“过大年”。

     春节相关习俗带有传统社会的核心特征,而这些特征曾经无可置疑,如今众说纷纭,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平等价值观与生命伦理的渗透与确立。在我的观察体验之中,有两个典型事例可以说明:回家问题和放炮问题。

     第一个是“回谁家过年”。这在传统社会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甚至根本不是问题,因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泼出去的水”、三从四德等美德意识形态是主导性的,其背后存在着父系男权社会逻辑与家族共同体观念。在男权家族脉络中,嫁进来的女性有着特定的伦理文化身份与义务负担,通常不会从“平等”甚至女权角度想问题,起争执。但随着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入,男女平权在20世纪激进革命中已然获得历史地位,在21世纪的公平教育和自由职业作用下更是发生了重要变化:回谁家过年的传统规矩似乎已经式微,平等原则下的具体决策取向成了双方软硬实力的场景化与个性化博弈,不可一概而论。这里涉及面子、尊严、地位与家事主权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并将长期煎熬和困扰当代人的过年安排。伤了和气甚至冲突离异的事例并不少见。从“回家悖论”中我们看到了传统之家的观念危机,看到了平等主义价值观对过年传统之价值前提的严重挑战与解构。首先感受到这一观念危机的正是城市知识分子与中产精英家庭,他们当然可以有各种妥协变通机制,但绝非可普遍化的一般解决方案,其中包含的价值冲突与家观念危机只是被搁置了,而不是被解决了。“回家悖论”也是转型中国的一个缩影,20世纪开启的社会平等化议程与传统社会价值观的长期冲突与整合远未完结,时有阵痛。

     第二个是“要健康,还是要放炮”。过年燃放烟花爆竹,这是我们儿时最快乐的一件事情。但如今在城市生活的“雾霾”压力下,不仅政府严加管控,精英知识分子与普通市民对于“放炮”带来的重雾霾也是深恶痛绝,比如北京城内环居民对于郊县居民彻夜“放炮”带来霾值飙升就表达了两点强烈意见:其一,政府管制不力,要问责;其二,乡下人不够文明,居然为了“年味”不顾“雾霾”带来的死亡压力。在文化权利与健康权利发生冲突时,人们正在逐步改变既往生活观念与方式。生死问题优先于文化享受问题,这个朴素而自然的道理在霍布斯那里讲得特别明白:规避暴死的自我保存是第一自然法。施米特延续其道,反复论证“存在优先于规范”。是的,存在优先于规范,在雾霾带来的生存性问题面前,是否放炮这样的传统文化规范就自然需要让位了。记得北京市刚刚出台“禁燃令”时,还有不少法学家与民俗学家加以严格批评,但在如今一二线城市“一片霾”的生存性压力下,批评声音明显减弱,支持规制和批评“陋俗”及伤害他人行为模式的声音倒是日益强烈起来。不过,今年过年期间我有个特别的体会:雾霾固然有工业布局和政府管制的多方面原因,但主要还是一种综合性的城市病,是城市人口与人类活动过密化的结果,是城市的“肺癌”,比如年前一两天北京城市的汽车和人口因“回家过年”大为减少时,蓝天蓝得让人陶醉,但除夕夜集中“放炮”又将平均雾霾值拉升到了250左右,且有“农村包围城市”之趋势。

     塑造和修正过年传统的不仅仅是习俗与城市生活的长期拉锯磨合,还包括非常关键的权力性因素。这里的权力采广义的理解,大体区分为政治性权力和技术性权力,前者属于国家公权力的有机构成,后者属于弥漫在社会空间的社会性权力。在权力层面,我们同样可以举出两个典型事例。

     其一是“春晚政治化”。春晚是一种公共政治现象,也是一种宣传文艺现象,起源于改革开放之初的权力重构氛围之中。人们常常怀念1980年代的春晚,那时尽管物质技术不发达,舞美技艺很普通,但从演员的精神气质与节目的时代性与表现力来看,确实曾经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现在的春晚则日益乏味,最绚丽的技术系统与最正统的意识形态实现了高峰对接,呈现出一种“华丽丽的空洞”。每年春晚都会成为最大的“吐槽点”,成为官方主旋律与民间审美自由的一场“文化战争”(culturewar)。春晚在艺术传统上延续了所谓的民主化、大众化和代表性逻辑,但却以有选择的主旋律价值观加以统合,这与艺术规律、真正的文化民主及多元化价值观之间就出现了重要的规范性张力。演变至今,春晚作为中国春节的一种“新传统”也在遭受挑战,因为这种宣传文艺形式与日益多元化社会的自由审美之间存在难以统合的沟壑。当然,有人批评“春晚政治化”,但文艺教化在延安文艺路线传统下历来是政治权力的重要构成。我的理解是:作为中国公共政治文化的一个新传统,春晚延续既往套路继续存在有其合理性,但其对艺术规律和民间自由审美的尊重和反映存在不充分性,对时代精神的捕捉以及文艺公共监督功能的发挥存在严重欠缺。这些张力根源于宣传的政治性与文艺的自由本质之间的冲突。因此,重要的是允许有多元化的文化公共产品,即不仅有春晚的继续存在及其改进,还有其他竞争性文化产品的合法供给,这才能真正回应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另外,提些技术性修正建议:一方面,春晚要压缩总时长,4个小时太长,不适应互联网时代的艺术传播规律;另一方面,在保留宏达叙事与主旋律大场面美学的同时,适当增加微观面、社会面和现代共同文化价值观的“细节性”和小叙事节目。

     其二是“红包雨社交”。过年是亲戚朋友间相互问候、祝福与沟通彼此信息的关键时刻,是释放人际资本及活化社会团结因素的文化契机,但各种微信群内的“红包雨社交”似乎占据了此时此刻人们的主要注意力,成为人际互动的主要模式。微信成了中国人的脸书和推特,互联网的两个世界似乎并未影响中国互联网经济和社交模式的快速发展成熟,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体量巨大、人口众多以及与外部经济体普遍的实用主义经济关联,这使得中国经济的自主性和内部发育空间大大超过其他经济体。然而,就春节作为一种民间文化机制而言,红包雨社交却具有逐步低俗化和消解实体社会资本的负面效果。一群成年人因各种线上线下的社会关系而组成微信群,但大多数人长期“潜水”,少数人异常活跃,而一旦逢年过节,“红包”、“手气”以及各种诸如“发红包的最帅”、“发红包的是个大美女”之类的空洞接龙辞令简直成了微信社区的一场“文化灾难”。研发和管理“微信社交”机制的是主体具有一种不同于公权力的社会权力,其巨大的用户群就是这一权力作用的“臣民”。无需回避,我本人也深陷于各种微信群的“红包雨社交”之中,在群体游戏中无法独善其身但又深感问题严重。太过便捷的网络金融创新,竟然结构性改变了人际交往方式。这是网络结社与互动的初期乱象,也是实体社会交往局限和管制压力下的一种情绪释放,但其对人际自然社会关系的改变及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一句“技术无罪”似乎很难豁免一切责任,因为“技术”诱导和放纵了人的欲望。

     当然,交织在习俗与权力中的“过大年”所呈现的政治化和娱乐化恰恰可能本身自成一种平衡机制,即你有你的主旋律和大场面,我有我的频道切换和红包雨。同时,我们也应该更精准和更宽容地看待类似回家悖论、放炮难题、春晚政治和红包雨社交现象,它们是始自近代的中国文化与政治大转型的成果和余绪。在回应和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中,对传统习俗的“温情敬意”与“同情理解”,对既有权力习惯和文艺方式的批评和期待,对平等伦理、商谈伦理和技术两面性的遵从和限定,以及对当代人之时间观、政治观、审美观与价值冲突过程的耐心和愿景,应成为我们建设一种切合时代与人心实际之公共文化与公共生活传统的平衡意识。敬请关注“中华好学者”!专心聆听来自学术界一流学者的声音6万关注者的不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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