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沉沦？中产阶层的焦虑与疲惫
2017/4/7 中国好学者
学者简介：王浩斌王浩斌，1972年出生，福建宁德人。南京大学哲学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学报》编辑，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沉沦：中产阶层的焦虑与疲惫文 | 王浩斌来源：节选自《中国体验》；南都观察摘要
由于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并不稳定，既有可能向上流动而成为政治经济精英，也可能向下跌落流入社会底层；与此同时，由于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不稳定，并且呈现阶梯式的分布，因此在政治上难以抱成团。换言之，中产阶层的阶层认同感不强，在政治方面缺乏本阶层的自我意识，因此只能在消费当中寻求自我认同。
与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在城市中无法立足、找不到存在感所不同的是，中产阶层则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习得并拥有一技之长，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从而可以成功地把自己的灵魂安顿在城市之中。与打工者们不知道自己未来的路往哪里走所不同的是，中产阶层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努力的方向——卖力地向上攀升。
与此相应的一种恐惧感便是，害怕在向上攀升的途中跌落下来。德国在“一战”后，由于战败导致国内经济破产，中产阶级大量坠入社会下层，从而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正是由于这种害怕向下跌落的恐惧感，使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变得激进起来，于是投向了法西斯主义的怀抱。在现有的社会体制机制下，人们向上攀升的途径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种机制是国家权力与政府力量，正如周晓虹所指出的，“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或地方政府力量通过直接和强有力的干预，在塑造和重塑阶级结构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另一种机制是市场力量，这是全世界的市场化国家所普遍通行的机制。与此相应的是，中国的中产阶层形成有两个机制，一是靠体制，我们可以把它叫作政治资本或组织资本；二是靠市场，市场经济中的管理者、技术人员等由于拥有一定的人力资本，可以通过人力市场的交换机制而获得经济利益。中国的中产阶层正是在国家与市场这两种力量的共同塑造下被生产出来的。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获得经济资本的私营企业主成功地完成了向上流动，而被剥夺了组织-政治资本的国企工人则落入社会底层。中产阶层则处于这两者之间，其社会构成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拥有少量经济资本而成为体制外的小老板，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部分人称为“小资产阶级”；另一部分人则是拥有一定的组织-政治资源而成为体制内的新中产阶层。
体制外的私营企业主与体制内的中产阶层并存，使得中国中产阶层的肖像显得模糊不清，周晓虹称之为“杂领”。无论是体制外的私营企业主，还是体制内的中产阶层，其社会地位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对于向上流动的渴望与向下沉沦的恐惧感始终困扰着他们，焦虑不安、身心俱疲是这个阶层所特有的心理状态，而消费则是他们调节心情、安抚自己情绪的主要方式。
改革开放前，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工作稳定、收入较高，是中间阶层的主体。在改制过程中，这个原先的中间阶层出现分化，即分成改制中的得利者与失利者。前者完成资本积累，成为新兴的私营企业主阶层；而后者——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工人则跌入社会的底层，成为失业、下岗的主要群体。
与这些“失落”的原中间阶层相对照，那些没有进行改制的机关、企事业等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一般办事人员，得以维持了原先的地位，成为社会中间阶层的主体，体制资源成为他们中产阶层地位的主要保障，有学者称之为“新中产阶层”。对于这些依靠体制资本或组织资本而获得中产阶层地位的人来说，现行的体制是保障他们社会地位的关键。
因此，体制改不改，即所谓的改制问题，就成为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改制与不改制的区别在于，是不是可以留在体制内。不改制的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大型国企，其职员可以留在体制内，可以分享到体制化生存所带来的利益，因而得以维持原有的社会地位。
不过，在改革的大背景下，即使目前是留在体制内，但体制内部的改革也不可避免，最为典型的是以激励为名所进行的工资体制改革。工资体制改革对体制内的利益进行重新分配，因此也就在体制内形成了不同的阶层。许多待遇好的单位所进行的工资体制改革，大多是拉大了收入差距。
虽然收入差距的拉大没有到形成阶层界线的程度，但已可以看出比较明显的等级差别来。自1992年开始，计划体制时代的等级工资制转变为岗位技能工资制后，有没有“官位”这一资源在工资分配中的意义越来越大。这实际上是拉大了工人和干部之间的等级差别。
因此，即使是在理论上可以把留在体制内的那一部分群体理解成为中产阶层，但这个中产阶层也是分裂的——至少是分成干部与工人、“当官的”和“干活的”这两个群体，甚至还可以分成更多的层级。因此，即使是留在体制之内的中产阶层，其肖像也是模糊不清的。
这种模糊不清的肖像，折射出他们社会地位的不稳定，中国改革何去何从，牵动着体制内每一个中产阶层成员的神经。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靴子没有落地之前，他们焦虑不安，因为改革直接牵涉到他们是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沉沦。然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又不是中产阶层自己所能决定的事情，因此，他们只能消极地等待着，“熬”是他们心理的最佳写照，“熬资历”“熬级别”甚至“熬房子”(熬到级别够了等单位分福利房)成为他们人生最主要的目标。
正如20世纪80年代从国家机关下海经商、现已成为京城大房地产商的冯仑所说的，“如果我当时因为熬房子，在机关里熬，一熬房子二熬级别，我也会成为一个房奴，那个房奴变成了单位的奴隶，双重奴隶”。体制内的中产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尽量地在现有的体制中向上攀爬，这样在将来的体制改革中就可以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可以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收益，将来即使面临“改制”，也可以将体制中的政治利益转换成市场中的经济利益，由此完成一个从官员到老板的“华丽的转身”。
为了向上攀爬并成为体制内部的精英，中产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因此备感压抑。这种压抑状况必然影响到他们的政治情绪，使大部分人对政治理想主义失去信心，对现实政治持冷漠态度。
中产阶层的政治冷漠，一方面表现为不太愿意参加单位组织的政治活动，消极应付各种政治学习。另一方面，中产阶层转而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甚至用到使用歪门邪道来提高自己的收入上，由此导致的“贪污腐败”现象较为严重，而他们对此却见怪不怪。不过，这并不是说中产阶层没有政治觉悟和政治参与热情，而是他们的政治热情被埋藏在心底，因为他们以某种方式拒绝参与政治的态度本身就很政治化。
此外，仍然存在一部分具有强烈政治热情的中产阶层，他们愿意以公开身份来批评甚至反抗体制，其中激进者甚至以“持不同政见”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阶层意识，相对而言，这些人在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之中比较多见。
在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生产国际化的背景下，产业结构呈现国际性的布局，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体系，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世界城市”，如东京、纽约、伦敦等；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传统制造业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并使得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沿海城市兴起。
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从而成为中国三大经济圈的龙头。与中国沿海核心城市群承接产业转移相一致的是，这些城市接纳了大量新增就业的劳动力。正如周晓虹所说的，“全球化直接造成了全球产业结构及相应的职业结构的变动”，“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势必形成全球性的劳动力市场，进而影响到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劳动力的收入分配”，“在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同样因为全球化，却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层群体，印度理工学院和北京中关村造就的IT行业人才，以及在中国大城市随处可见的外资企业代理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些东部发达城市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抓紧进行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转型，试图升级到利润率更高的行业中——因为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就意味着更高的利润。正如周晓虹所指出的，“‘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增长，就是东亚地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结果”。
产业结构的高级同时也意味着该行业从业者的高收入，因此，与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的这些产业高速发展相一致的是，产生了大量从事新兴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新中产阶层，其特点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与全球经济紧密关联，可以称之为全球中产阶级。
然而，由于这些行业直接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所以竞争激烈，加之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这些都使得中国的全球中产阶级并不稳定，比如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跨国公司的裁员便会首先拿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开刀，因此他们不得不卖力工作，并尽可能地向上攀援，因为越向上攀援，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就越小。
有学者认为，中产阶级“在剧烈的社会变革面前，他们总是小心谨慎，但中产阶级总是经常成为社会变迁中的易感人群。在他们的上面有养尊处优的社会上层……而在他们的下面，是……为生计所苦的社会底层”，“因此，不论从哪一个方面看，中产阶级都是社会阶梯上最积极也最卖力的攀援者”。
由于中产阶层需要积极、卖力地向上攀援——他们都有自己的中国梦：成功梦，同时他们也具备向上攀援的文化资本，但与此同时他们的身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网络上，对于这部分人群及其心理，有一个比较形象化的术语——屌丝。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屌丝来说，北京梦就是，我来到这里历经千辛万苦，就是为了留下来继续千辛万苦。”
“历经千辛万苦”可以说是他们在追求成功梦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写照，这种辛苦与压力也造成了许多城市白领们的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许多人因此产生了“不想上班”的想法和“上班恐惧症”(每一个大的节假日如春节或国庆过后，许多第一天来上班都会产生一种不适应的感觉，这种感觉其实是一种“上班恐惧症”)。在中央电视台的《中国好歌曲》明星选拔比赛节目上，一个重庆小伙自己原创词曲并演唱了一首名为《老子明天不上班》的歌曲，十分形象地反映了上班的中产阶层一族所承受的压力与无聊，也唱出了许多都市白领的心声，因此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便一夜蹿红。
当心灵处于压力和烦躁之中时，消费和旅游便成为他们宣泄心理压力的重要方式，周晓虹认为，“消费已经成为中产阶层群体寻求自我认同的一种主要方式”。这实际是中产阶层的阶层肖像模糊、缺乏阶层意识和自我认同的一种表现。
由于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并不稳定，既有可能向上流动而成为政治经济精英，也可能向下跌落流入社会底层；与此同时，由于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不稳定，并且呈现阶梯式的分布，因此在政治上难以抱成团。换言之，中产阶层的阶层认同感不强，在政治方面缺乏本阶层的自我意识，因此只能在消费当中寻求自我认同。
通过对国际大牌的消费来彰显自己的阶层品位，成为中产阶层认同的主要方式。在各大城市的高档商场和国际大牌的折扣店中，人头攒动、川流不息的情形是中产阶层消费状态的典型写照。比如每年12月圣诞节前后，香港维多利亚湾附近的国际大品牌专卖店都会有些购物折扣，许多人会在店前排上几个小时，排成一条长龙，就是为了获得一个进店购物的机会。
总之，先富起来的一群人与经济社会变革中向下沉沦的社会底层民众，构成了中国社会阶级与阶层矛盾的主要方面。先富起来的一群人的迅速暴富和可疑的发家史，与底层民众向上流动机会的缺失，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了“仇富”的氛围，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由此生成，国家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维稳”成本。
由于改革和社会转型不是已经完成而是处于进行时，改革的进程必然引起处于政治经济精英与底层民众之间的中产阶层社会地位的变化，这容易导致他们处于焦虑不安、身心俱疲的状态之中，加剧了社会的不安和动荡情绪，这或许就是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心态的反映。这种社会心态，反映了社会脆弱以及社会整合的必要性。
为了在社会转型期有效地重建整合机制、消除社会的不安情绪，一方面，国家需要大力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转型，争取占领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有利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分配体系中获得更多的资源，为提高本国劳动者的收入提供物质条件，以此来稳定和培养中产阶层。同时，需要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转型升级，才能确保这些已经融入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的中产阶级的地位和利益，从而稳定中国的社会结构。
另一方面，还要通过稳健的政治体制改革，打破利益集团对社会发展成果的掠夺和垄断，拆散腐败官员与不法商人的政商勾结联盟，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给予下层社会民众尤其是处于社会下层的精英分子一个上升的空间，消除民众的不平等感和被剥夺感，实现非平均主义的公平，走出阶级对立的泥潭。
更为重要的是，要防止在阶级分化的基础上出现阶级意识的对立，从而破坏国家统一和谐与民族团结的精神基础。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超级大国，正如杨学军所指出的，“要实现现代化，只能在超级大国的位置与能力上完成”，而“要成超级大国，能否达成共识是道坎”。
面对利益共同体的分化与多元化，今天的中国仍然需要在毛泽东庄严宣布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和“中华民族的崛起”这个历史与现实的共识之中改革和创新政治经济体制，以达成共识、凝聚社会各阶层意志、重新塑造国家意识与民族精神，这或许就是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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