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副院长聂辉华怼鼎鼎大名的郑永年:先生站着说话不腰疼
2017/4/8 中国好学者

    

    学者简介:聂辉华

     聂辉华,1978年出生,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人,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是契约与组织理论(契约理论、企业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

     作为《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学家茶座》等著名刊物的专栏作者,他的经济评论和经济散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多次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网络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新京报等国内外重要媒体的采访。

    人大副院长聂辉华怼鼎鼎大名的郑永年:先生站着说话不腰疼文 | 聂辉华摘要

     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先生批评中国知识界热衷于炒概念,对政策研究并无贡献。中国的政策制定不当或者执行不力,应该怪知识界吗?郑永年犯了三个错误:高看了知识界,逻辑错误和避重就轻。有些事情,何必非要抖出来?

     这两天,微信朋友圈广泛流传着郑永年先生的一篇文章《新加坡任职学者批中国学界知识短缺:都在炒概念》。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是海内外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因此他的批评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郑永年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学界的有效知识供给不足,都在忙于论证政策和炒概念。“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做法,既过瘾,又粗暴。因为广大看客们满足了亲临刑场观看犯人枪毙的快感,而且是向来高高在上的知识界被整体枪毙,自然让他们感到无比过瘾。因为文章从整体上否定了中国知识界对政策研究的价值,让那些真正做了贡献的有名英雄和无名英雄都被迫陪葬,这种以偏概全的批评显然过于粗暴。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和一个智库研究者,我难以认同郑永年的批评。中国的政策研究有没有用,什么时候有用,这不是“皇帝身上的新衣”吗?有些事情,非要我们说出来么?

     说就说吧。先从郑永年的批评内容说起。郑永年以当下最流行的“供给侧改革”已经成为无所不包的“杂货铺”为切入点,首先说明中国经济学界存在严重的有效知识供应不足。其它批评案例包括:经济学界没有能力解释中国经验,经济学界没有提出应对国企改革、医疗体制改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方案,没有指出2008年政府通过刺激房地产市场来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不良后果。进一步,郑永年认为有效知识供应不足也存在于政治学、社会学等几乎所有学科。他特别举例说,“三个代表”理论在实践上不能到位,就因为缺乏足够的政策研究。“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未能有效实施,也是因为中国学界没有提供有效的知识支撑。十八大之后,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知识短缺的现象更为严重,例如“一带一路”战略被严重泛化和庸俗化。

     坦率地说,郑永年先生在这篇文章里可能犯了三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他也许一厢情愿地高看了中国知识界。了解中国政府决策的人都知道,在威权体制下,一项政策能否出台和贯彻,几乎完全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最高层的决心;第二,时代的需求。我认为其它因素几乎可以忽略。不必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也不必说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设立,更不必说“一国两制”的实行,有哪一项政策非要知识界的理论支持不可?有哪一项政策需要扎实的学术研究?当年计划生育政策搞了三十年,跟知识界没有半点关系;去年最高层放开二胎政策,恐怕知识界也不能簮越其功。总体上看,知识界对中国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有锦上添花的功能,却不是必要条件。“三个代表”理论未能推进人大代表和选民的关系转型,居然是因为知识界没有提出合适的理论支持?这简直是这篇文章最大的笑点。据说,当年“三个代表”理论提出之后,一位副部级高干曾撰文质疑,从此被冷落一边。副部级干部尚且如此,吾等普罗大众焉敢“妄议中央”?知识分子有家国情怀固然是好事,但搞清楚自己几斤几两更为重要。“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是中国文人一厢情愿的革命浪漫主义梦想,现实情况是,知识分子只是附着在皮上的毛。去过菜市场的人都知道,猪肉好不好吃,跟猪毛是不是对称还真没有一毛钱关系。

     第二个错误是逻辑错误。我觉得,著名学者说话一定要慎重,不要轻易打倒一大片,哪怕你真的拿了一把进口的AK47。你没听见不代表别人没说,别人没说不代表别人没做。就拿郑永年举的几个例子为例吧。国企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房地产刺激,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多少种方案?发表了多少批评意见?智库研究者往海里递了多少折子?我想肯定很多,但其中有多少被高层采纳?采纳之后又有多少被有关部门执行?这后面两个问题完全超出了知识界的能力,它们取决于最高层的决心。特别是当年四万亿刺激计划以及相关的土地财政和国进民退问题,引发了多少学者的批评,难道郑永年先生不看中文报纸和学术杂志吗?我觉得没必要浪费文字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第三个错误是避重就轻。在中国大陆生活的农民和小学生都知道,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随便议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从它产生那天开始就深深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而一旦关乎政治,敏感问题就接踵而至。纯经济问题或许可以公开辩论,诸如房地产政策、社保政策和二胎政策。但“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学术界可能就此公开辩论和批评吗?按学术界的规则,谁最先提出某个概念,谁就拥有定义和解释它的权力和义务。那么问题来了,是谁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和“供给侧改革”?让学者来解释这些概念的真实含义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是什么,这不是缘木求鱼么?何况,事实上中国经济学界仍然有很多优秀的学者撰文,阐述供给侧改革与美国供给学派和里根经济学的关系,我认为大家已经尽责了。中国的知识界处于什么样舆论环境,尤其是这几年的舆论环境,郑永年先生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又不是不知道。如果真不知道,随便找个媒体人问问就知道了。但是他却把板子打到知识界身上,我以为这很不厚道。这如果不是指桑骂槐,就是避重就轻。

     倒数第二点,你问我中国知识界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责任?我说当然有。中国知识界整体上研究水平不高,特别是社会科学界,而且缺乏有效的专业分工。笼统地说中国知识界应该反思,应该努力,应该进取,这肯定没有问题。但是,具体到某个问题或某个人,我认为任何批评都要慎重。我认为,任何责任都是有条件的。拿了国家俸禄,有条件表达意见却没有表达,而是一味唱赞歌,这是失职;拿了国家俸禄,没有条件表达意见,但也没唱赞歌,这是本分;拿了国家俸禄,努力表达意见,但最终上面没有听进去,这是尽责;没拿国家俸禄,但努力表达意见,不管上面是否听进去,这都是良心。

     最后说一点。你们这些海外华人有一个好,就是一旦评论中国问题,从来没有心理负担,不必承担“与权力姌和”或者“为中国的落后辩护”的骂名,因此永远拥有政治正确的姿态。这就好比一个风度翩翩的白衣秀士,看到一个农民落水了,然后指责他:你游泳的姿势真难看!然而,在经济学看来,任何问题都只能追求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也许会多一份理解。郑永年先生如真有意推进中国知识界水平提高,何不辞职回国效力?北京欢迎你!

     最后的最后,有人可能会问,究竟题目应该叫“坐着说话不腰疼”还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从网上查了一下,发现此中颇有深意,特分飨给诸君。

     这是一个关于秦孝公和商鞅的故事。孝公宠臣景监将商鞅(卫鞅)引荐给秦孝公,孝公在朝殿与商鞅纵论天下治国经纶,景监作陪。当时孝公端坐,商鞅、景监长坐(即把膝盖跪于地双足垫于臀下),自晨昏畅谈至日暮,商鞅说到激扬处忘形于礼,起身立于殿中侃侃而谈,浑然不觉。景监长跪一日,身心俱疲,见君臣并无结束之意,遂频频向商鞅暗使眼色,意即打住。但商鞅并不理会,直至二更才由孝公打断,赏赐御膳而去。席间商鞅问景监为何频使眼色?景监道:我跪得浑身都麻木了,酸软如泥,你这个站着说话的人哪里能够理解我这个跪着听话的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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