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授白彤东：中美教师待遇之比较
2017/4/13 中国好学者
学者简介：白彤东白彤东，教授，博导，1970年生于北京。
代表作：《旧邦新命——古今中西参照下的古典儒家政治哲学》。
中美教师待遇之比较文 | 白彤东来源：中国社会学摘要
包括研究经费，尽量要“藏富于民”、藏富于大学老师。我在美国，从来不申请国家经费，因为我的工资足够我进行各种科研相关活动。而中国，国富民穷在教育上的表现，是国家控制了太多资源，这些资源由各级官僚、联同各级学阀，进行寻租。有限的教育经费养了很多给学者添麻烦的官员，发到学校、学者手上也是很多麻烦。
辞去美国的教职加入复旦已经四年，从大陆高校最成功的通识教育到现在的两级管理改革，我亲身感受了复旦大学在中国教育改革上的种种大胆和正确的尝试。但是，我想大家是想听听批评与建设性的意见。因此，下面我会结合我自己做美国的学习与教学经验，谈一些我们可能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在美国，我在哲学系，我们系和英语系(两个系共近40名教师)各自只有一名系主任，两个系共用一名秘书，一切井井有条。回到中国，看到我们学院乃至学校有庞大的行政班子，以为自己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务，但是发现自己不但要做很多在美国由行政人员做的事情，还要被行政管治着做很多美国大学里从来不用做的事情，举例如下。
1、在美国，我有与教学相关的复印需要，由几个系共用的服务中心解决，就在我们办公室所在的楼里。我们只需要把要复印的课程大纲、阅读材料留在那里，到时候去取就可以了。我第一次在复旦想给学生复印阅读材料，被告知去复印店里自己掏钱去弄。
2、在美国，每个老师的办公室里都配备了电脑和电话，办公相关的用品可以去系里秘书那里免费领取(不用填任何表格)，办公室也有专人打扫。回到国内，才知道这些东西都要用自己申请经费去买、报销。开始我与一名同事共用办公室，终于有一天才发现是这位同事倒的我们共用的垃圾桶，分外惭愧。
3、在美国，每隔3年有一学期带薪的学术假。回到中国，发现从来没有人休学术假。后来被告知假是有的，但是所带的薪是工资表上的工资部分。但是，中国大学教师每月固定收入的绝大部分是各级政府和学校的补贴，以及绩效考核。所以，中国“带薪”的学术假，实际上近乎无薪的学术假。除非傍上大款，谁敢休呢？学校如果真的想让老师有时间研究，能否保证休学术假期间，各项主要补贴照发不误呢？
4、在美国，老师要教新课，跟系主任说一声就可以了。在中国，开新课要填各种申请表，由教务处审核通过。并且很多不在所谓培养计划里的课程，很难申请下来。美国也有培养计划，但是它更多是模块性的。比如哲学专业必须在古典哲学模块里选一门课，但是对老师开的具体课程并不限制，这门课算哪个模块由院系自定。美国大学的教务处是服务机构，只负责备案。但在中国，教务处成了审核与管治机构。可是，我们想想，教务处的审核人员大多没有当过老师，更不是相关专业的专家，为什么由他们决定院系老师(他们才是专家)的课程是否可以开设呢？我们的二级管理改革，在这一点上，要把培养计划以及课程制定的权利真的下放到院系，让教务处成为真正的服务部门。
5、在美国，虽然有年度教师这样的荣誉，但是它是学生自己组织授予的。在中国，我们有各种精品课程的评比，是填各种报表，由不知道哪里的专家评审的。我们还有各种课程建设。这些建设所给予的经费支持，是要报销的。关于报销的血泪，我想大家都是有切身体会的。这样的结果呢，就是让老师忙于申报精品课程，没有时间去精品其课程；忙于报销建设费，而不去建设课程。我们能不能少评比和“建设”课程，把腾出来的人力放在服务教师上，把腾出来的钱，直接以现金形式，发给老师，尤其是人文类的老师，因为我们教课的“设备”就是我们读书思考的大脑，我们需要的是多一点读书的时间，少担心些柴米油盐？
6、最后，就是科研经费。回国半年，有朋友问我做了什么学术工作，我说我填了很多表。当然，这么说很是不识抬举。在中国大学，能申请到种种经费，是被重视的象征。但是，从填表以及准备很多折腾人的材料，到中期考核，乃至结项，占据了很多真的科研的时间。有时候去文科科研处，看着他们办公室里堆积如山的材料，对那里的老师也很同情，也明白了我们这么多行政人员在忙什么。拿到经费以后，还要有报销的种种血泪。比如，用自己的经费出国开会，还要用公务护照，事先层层申请，才能最终报销。我办了一个英语授课的、针对外国学生的中国哲学硕士项目，得到了经费支持，但其中没有现金额度，而我需要的恰恰是付给外校老师、助管、助教现金，这又逼着我们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
凡此种种，其中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从国家各级部委到大学，管治(包括评比与“建设”)占据了主导。我不是说管治不对，而是说管治应该让专家来做，即去行政化。但这不是说让教授进入行政系统，成了新的官僚。这里是说，比如在对教学与研究上，教师本人和各院系是专家所在，所以应该把管治权尽量给他们。
这包括研究经费，尽量要“藏富于民”、藏富于大学老师。我在美国，从来不申请国家经费，因为我的工资足够我进行各种科研相关活动。而中国，国富民穷在教育上的表现，是国家控制了太多资源，这些资源由各级官僚、联同各级学阀，进行寻租。有限的教育经费养了很多给学者添麻烦的官员，发到学校、学者手上也是很多麻烦。当然，这种情况，我们一个大学没办法改什么，为了保证能占据有限的资源，我们也不得不参加各项评比。但是，复旦大学加强二级管理，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我希望，这种加强，是实质的加强。比如，国家对学校影响不大的经费、评比，我们能不能尽量少参加？校内的各种官方评比、建设可否少一些？尤其是人文学科(理科与社会科学可能确实需要很多设备和经验研究经费)，能不能尽量将支持的经费以现金的形式发给院系和老师，让他们自行支配(我们从非官方渠道获得的光华人文基金，就是直接支持青年教师的)？我们的经费管理，能不能尽量听取院系意见，尽量简化，尽量在可能的条件下增大现金额度，而不是在国家不合理的规定上还要层层加码？
自杀性地抱怨了很多，不是说复旦相对全国其他高校做得多不好。恰恰相反，我认为复旦很多事情做得多比其他高校更好一些。学哲学的，喜欢干的事情是想像一个理想世界应该是怎么样的。当然，我这里的理想世界不太遥远，美国做到了。我们要超英赶美，能不能在这些地方真正地赶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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