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中国经济界缺的是常识
2017/9/18 中国好学者
学者简介：许小年许小年，1953年出生，经济学家。198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工业经济学硕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加州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金融学、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过渡经济以及中国经济改革。
中国经济界缺的是常识文 | 许小年来源：凤凰网摘要
9月12日下午，首届思想中国论坛暨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多位一流经济学家到场，就当代经济学理论及中国的现实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中欧商学院教授、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学术委员许小年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痛点和难点”分论坛上以其一贯风格再次大胆直言，目前中国经济学界不缺理论也不缺数据，缺的是常识；政策制定部门也不缺建议和模式，缺的也是常识。
以下为发言实录：
我想讲的是在常识的基础上重构宏观经济学，我通过自己的研究和教学感觉到，我们国家目前经济学界不缺理论也不缺数据，缺的是常识，我们政策制定部门也不缺建议和模式，缺的也是常识，那么下面常识是什么？
我想列出几项：第一个常识是中央银行印钞票不能创造价值。他们印钞票仅仅转移价值，仅仅是价值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转移，仅仅是价值在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转移，如果印钞票能解决经济问题，这个世界上根本不会有经济问题，因为印钞票是最简单成本几乎等于0的一项政策措施。
常识二：财政部门不创造价值，财政的收入来自于企业和个人，财税政策仅仅是财富的重新分配，是财富在父辈和子孙之间的重新分配，是财富在国有和民营部门之间的重新分配，这个也是常识。如果财政靠借债增加支出，这就是典型的财富的代际的转移支付，债务的积累，后果我们都知道很有可能导致希腊那样的财务和金融危机，如果财务部门支出的增加是靠税收，那么这更是纯粹的转移支付，而对宏观总需求的数量是没有影响的。
常识三：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不可能比市场高，我这里讲的中央规划包括各式各样的规划，尽管市场不是完美的，尽管市场配置资源不是帕累托最优的，我们知道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也不可能比市场高，如果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比市场高，我们就没有必要在1978年启动经济改革，中央计划之所以配置资源的效率没有市场高，因为政府官员既没有足够的激励，也没有足够的信息能够制定比市场自发配置更加高明的方案，他没有激励，没有信息，我感觉到这也是常识，这个常识30多年前，我们在开始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就一再强调，但是今天这些常识似乎被人们已经忘记了。
随着社会分工和协作的日趋复杂，随着经济规模的越来越大，随着创新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们从理论和实证上都可以证明，基于市场的分散决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基于市场的分散决策在大多数情况下，比中央计划的效果会更好。
常识四：由于货币政策不创造价值，由于财政政策不创造价值，由于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比市场要低，所以经济的增长是不可能依靠宏观政策来实现的，经济增长的定义就是价值的创造，既然政府不能创造价值，那么政府也不可能促进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的源泉只有两个，增加资源投入或者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在增加资源投入方面，麻省理工学院的佐罗(音)教授早就证明单纯依靠资源投入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增长的唯一道路就是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创新又是提高效率最重要的手段。在这方面，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宏观政策充其量只能使GDP接近潜在GDP，而且是以价格信号的扭曲和资源行政配置的低效为代价所实现的短期目标，而对于潜在GDP，要么没有影响，要么更糟，会伤害经济长期的增长潜力。
在这里我想澄清一个概念，我们通常所讲的经济增长，不是统计局那个数字GDP增长，我们讲的经济增长是潜在GDP的增长，这个概念在我们的学校被搞乱了，在社会上在政策制定部门更是含混不清，我们如果能建立起上述几项常识，再回过头来看主流的宏观经济学，发现主流的宏观经济学有意无意在忽视和否定的经济学，用经不起推敲的逻辑代替常识，在政府热心倡导下将人们注意力从最重要的宏观问题，也就是长期增长，转移到经济的短期稳定，将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从企业和个人的创新转移到了政府官员的规划。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变，和主流的宏观经济学有非常大的关系。为了在常识的基础上重构宏观经济学，我们首先要提出正确的问题，一个正确的问题比十个正确的答案重要，将宏观经济研究的重点，从短期波动和反周期政策坚决的转移到经济的长期增长上来。
即便对于短期的经济问题的研究，对于政策研究我们也必须看到主流宏观经济学致命的局限性，主流宏观经济学在没有周期理论情况下，提出了反周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没有政府理论的情况下，提出了政府干预的主张，这些理论上的先天不足，使宏观政策在现实执行中面临着重重的困境。那么为什么讲主流宏观经济学是提出了没有周期理论的反周期政策？是因为在凯恩斯主义的长期影响下，我们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思维，经济碰到过热就紧缩，碰到衰退就刺激，这些经典的政策已经成为人们坚信不疑的金科玉律，甚至是神经质的条件反射，以至于人们不再追问，为什么经济会过热，为什么经济会出现衰退？
因为人们不再过问经济波动的原因，而只是过热的紧缩、衰退刺激，政策的效果就走向了反面，我们先设想一下，如果深入的去问一下，为什么经济会出现波动？如果经济的波动是由于新技术的产生而造成的，有没有必要进行宏观调控都成了很大的问题，例如在19、20世纪之交出现了一项新的技术，那项新的技术带给人类生活生产的冲击丝毫不亚于今天的互联网，那就是铁路，当铁路作为新技术出现时，还引发了一阵投资的高潮，在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进入了繁荣期，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经济过热了，我们要问一下当铁路这项新技术带来的投资高峰使经济过热时，中央银行应该采取什么政策，难道中央银行应该向今天我们所相信的教科书那样的方式来紧缩、提高利率、来收紧银根吗？我们仔细想一下，这样的政策是不是合理？你为什么要在一项新技术的推广普及，而经济繁荣的时候才去紧缩政策呢？你为什么要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来抑制投资呢？你为什么要阻止新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呢？所以我们对于教科书上已经形成的固定的说法和固定思维，从根本上要提出怀疑、提出挑战。
如果当这一项技术，比如说铁路在全国性的铁路网已经铺设基本完毕的情况下，投资下降、经济进入衰退，这个时候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按照我们今天固化的思维，那当然是央行应该减息放出银根刺激投资。但是在新一轮的技术出现之前，投资往哪里去投呢？铁路建设已经基本都完成了，下面新的技术还没有出现，电力电网要几十年以后才出现，这时候中央银行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我们现在不加思索的就说，既然经济进入了衰退就应该放出银根，就应该减息降准，但是由于在两个技术高峰之间缺乏投资机会，央行在这个时候放出银根，只能使资金流入资产市场推动资产泡沫的膨胀，就像今天我们在国内所看到的那样。
所以，在没有周期理论的情况下，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告诉我们的过热就紧缩衰退就刺激，这样的宏观决策不仅无法稳定经济，反而会制造新的经济波动，这就是多余货币所造成的资产泡沫，以及资产泡沫后面所带来的衰退，这样的案例我们在08年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
这是我对于凯恩斯主义的批评，它提出了反周期的政策，但是没有一个周期理论来作为支持，同样在政府的决策上，传统宏观经济学也是提出了没有政府理论的政府干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天生不稳定，因为私人部门中企业家具有非理性的动物精神，这次快速创新和淘汰使他们有时激动不已而过度投资，有时候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经济于是便随着他们的动机上下波动。凯恩斯敏锐并且正确的观察到了预期的增长性，这是他对经济学的一大贡献，我们今天预期挂在嘴上，经济学上有理性经济学派，预期引入经济学分析中是凯恩斯的贡献，遗憾的是凯恩斯给出正确的诊断，但是开出了错误的药方，他的药方是什么？是政府进行干预，起码要过分的矫正民间动物精神的后果，但是他忘记了如果决定投资的企业家有动物精神，那么制定干预政策的官员也有动物精神怎么办，动物精神对冲动物精神是负负得正吗？还是使经济波动比以前更大，所以我们对他的批评，对这一经济理论体系的批评，就归结为他没有政府行为的理论，而简单提出政府干预而校正民间动物精神所造成的经济波动，凯恩斯的理论体系起码是不完整的，如果再严格一点讲，他是内部的不一致，这是学术界的大忌。
也许可以说制定干预政策的官员，虽然也不是完全理性的，但是他们要比民间的动物精神要弱，但是你必须告诉我为什么政府官员就是理性的，为什么民间的企业家就充满了动物精神？我需要理论需要事实证明这一点，你不能假设，你不能假设政府为了稳定经济，而且假设政府能够制定政策稳定经济，他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动机，这个不能接受的，你必须证明，你必须在理论上、在实证上证明。在实证上我们看到的是上一世纪的大跃进，大跃进是什么精神？我们看到2009年的4万亿，4万亿又是什么精神？如果政府官员也有动物精神，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凯恩斯主义的说法，由具有动物精神的政府官员来纠正市场中具有动物精神的企业所造成的错误，这显然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
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体系它的缺陷、它的局限性和内在的自相矛盾，还不限于这几点，在这个体系中，复杂的生产过程被简化为生产乘数，激烈的市场竞争过程被简化为死气沉沉的瓦尔拉斯均衡，在这个体系时间消失了，在经济活动中非常重要的时间因素消失了，在凯恩斯主义的体系中没有时间，所有的活动、政府的干预、经济的活动都是瞬间完成的，时间消失了，创新消失了，制度消失了，常识也消失了，只下一位无所不能的仁慈牧羊人，手抓一把青草，引导着未食而亡的羊群走向美好幸福的未来。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主流的宏观经济学为我们描述的一幅图景。宏观经济学需要重构，我们重构宏观经济学的基础是常识，而不是先入为主的假设，常识来自于对经济活动的观察，来自于对于包括官员在内的经济活动参与者行为的观察，重建的基础不是经济学人人为构造体系，为了人为构造体系的方便而作出的随意，但是往往是自相矛盾的假设。
我们重构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应该是来自于现实经济，来自于参与现实经济活动的各色人等，政府官员、企业家、老百姓、消费者等等，他们行为的观察，这是我们研究的起点。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我们的30多年的经验为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我认为我们应该是在学习和批判国际上现有的经济学的理论上，充分的利用中国经济的实践为我们提供的材料，来重构宏观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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