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亚青: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
2017/12/5 中国好学者

    

     学者简介

    

     秦亚青,男,汉族,1953年10月出生于山东淄博市,博士学位,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外交学院院长。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

     文 | 秦亚青

     编者按

     本文系秦亚青在2010中国国际问题高端讲坛上的发言。作者把崛起中的中国问题作为一个点拿出来,看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这些年是怎么和这个点相结合的,所以今天的核心就是围绕这个观点来展开。

     陈岳:今天很高兴,中国国际问题高级讲坛2010,现在开幕。我们今天很荣幸地请到了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秦亚青教授给我们做第一讲。我们有一个简短的开幕词,请允许我做一个简短的致词,下面就开始。

     尊敬的亚青院长、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我们刚刚送走2009,进入2010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这里隆重地举办中国国际问题的高级讲坛,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主办方向多年以来一直支持讲坛举办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各位参加讲坛的代表致以诚挚的问候。我们讲坛从2005年开始举办,每次一般有8-10个专题,用4-5天的时间,每次都得到了全国各地的代表、老师、同学们的支持,特别是直接参加讲座的国内的国际问题的著名的专家学者的支持,才使得我们办到今年。从2005年创办,当时创办这样一个讲坛也是我们学院作为中国最早成立的国际政治系之一,一直想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提供一个公共的学术平台,这个讲坛每年的岁末年初举行,大家有很多老师同学来过多次,有时候是12月20日前后,个别情况下是到年初就像现在这样的情况。每年举办一次,也是想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和我们从事国际问题的教研人员,国际专业的学生提供一次学术对话、观点交流的机会。5年来,国内已经有20多位专家学者莅临我们的讲坛,发表演讲,将近1000多位代表来参加讲坛的学习和讨论。目前中国国际问题的高级讲坛已经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每年一次的一个学会品牌的活动,为培养中国国际问题的人才、促进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世界格局和中国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际格局的多极化的趋势更加明朗,中国崛起的进程正在加快,中国发展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今天的中国已经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地参与到了国际事务之中,国际影响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国因素对世界的影响、世界因素对中国的影响都在不断扩大,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联系和互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可以说,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中国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比过去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全面深入地了解世界,也更需要睿智、主动地去运筹对外战略,发挥外交工作对确保和平、发展的一种支持作用。因此,我们今年的讲坛主题就确定为“中国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对外战略”。这样一个主题,确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我们邀请的8位专家学者,在未来的4天内,将会从不同的知识背景和问题领域出发,为我们深刻地解析中国崛起进程中应有的一种对外战略和理论准备。

     最后,让我们预祝中国国际问题讲坛2010,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代表在人大四天的工作学习愉快,谢谢大家!我们就迅速地切入主题,请我们的亚青教授就我们的主题,为了跟我们的主题更加切合,昨天晚上还修改了讲稿,亚青教授每次来都给大家带来了收获,他领军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这一大块的领域里,我们有很多的老师和学生直接受益,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他。

     秦亚青:非常感谢陈岳院长,至少是今天这么忙,还专门赶来,因为马上还要到天津去,我感觉很不好意思。第二,每年都请我来,我从这个讲坛,自己也得到很大的启发和受益。今天我本来是另外一个题目,但是后来考虑到因为方老师给我发去一个我们的整体安排,是我们谈崛起中的中国对外战略,所以我调整了题目,内容有些地方做了一些改动,但是从总体上讲,是想把崛起中的中国问题作为一个点拿出来,看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这些年是怎么和这个点相结合的,所以今天的核心就是围绕这个观点来展开。有一个背景我说一下,上个月在清华开一个会,当时列了一个简单的提纲,在清华讲10-15分钟,后来在社科院又稍微展开了一点,今天我讲,更想结合中国问题这个核心,中国崛起中,中国始终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问题,从这点切入,可能对我们了解中国崛起,中国对外战略可能有一定好处。第二个背景,中国现在的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严重脱节,导致两张皮现象,因为去年我做了三个项目,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研究,样本是1124篇论文,后来我发现不是这么回事,这个问题本身可能是一个小问题,因为中国所有重大的理论争论,都是和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密切相关。所以我就想起来,中国人向来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中国的知识分子更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所以不管做具体政策研究的还是做理论研究的,都是始终把中国问题放在自己的研究大背景之内的,否则这个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做不起来。20世纪,哲学界出现了两大转向,一个是语言学转向,第二个是实践转向,其实实践转向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今天我们不是讲这个,这是一个背景,我先介绍一下。西方人老是把他们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总结起来,以辩论争鸣的形式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大家都知道理论这个东西没有放之四海,总是要在辩论争鸣之中发展的。我以前提出来一个隐含观点,就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和美国问题直接相关的,当然这是有争议的。今天坚持一个观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和中国的重大问题密切相关的,如果这样说的话,我想先提四个最基本的观点:

     1、总结这些文章,从79年开始,一会儿我说一下样本,做到08年为止,其实中国人不喜欢直接针锋相对地辩论,但是实际上是有着三次与国际关系理论相关的辩论。一会儿我分别说一下这三次。

     2、这个理论依据,因为涉及到和理论相关,不是完全的政策辩论,理论依据是什么,就是引进的西方国际关系,我们都知道真正开始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以前很少。

     辩论的重大问题都是中国在开放以后进入国际社会这个过程中,在中国崛起这个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对于学者,对于国家,对于政策制定者,都是如此。有时候政策制定者觉得这些辩论和他们相去比较远,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在座很多都做过研究,从三中全会到现在中央重大会议,全国性的这种最重要的报告中的文本分析就可以看出来,和许许多多的概念、术语,是借鉴来自国外的学界的研究,不过当时很有争论,一会儿我会说几个经历,很有意思。现在大家都把它当成很自然的事情,比如说国家利益,一会儿我们会谈,开始是不能提的,这是禁区,现在包括我们最高领导整天都说国家利益,这些重大问题影响着中国和国际社会关系,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程度也影响到中国国内整体的大的战略问题。最后我觉得辩论的深层动因,大家实实在在为什么有这些辩论,它是中国人从1840年一直在问,“中国是谁”,其实不光中国人在问,世界也在问,就是涉及到身份问题,这个身份不是指我们国内的,而是指中国相对于国际体系的身份,中国到底是谁,现在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结束,还是在问。我们制定政策,抛开理论不管,也是首先要把中国做一个基本的定位。前几天开一个会议,其实我现在参加很多政策咨询性的会议,完全和理论没有关系,但是实际它在浅层的联系是很大的,包括最近关于国内开的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哥本哈根会议之后的咨询会,哥本哈根会议斗争十分激烈,很多矛头是对准中国来的,尤其是欧洲,这也涉及到你中国,如果定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怎么去应对这些问题,所以我想提出四个基本观点,作为今天这次讲的主要内容。下面我们分别来说一下,改革开放到现在30年,我自己回想起来,因为这30年我自己是亲自经历的,改革开放那一年开始上大学,然后再回顾这些论文,其实这些论文看了好几遍,有些论文没有仔细看,只看了摘要,有些看得很仔细,每写一次,还得再回过去看,回过头想想,一个是自己亲身经历,一个是做出来的学术性的东西,这1124篇论文都是和理论相关的,第一个问题,中国是否有国家利益?现在大家说起这个问题觉得不是问题,但当时确实是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

     第二个,中国怎样实现国家利益?这就随着30年发展,最近到了第二阶段才开始问这个问题。

     第三,中国是否可以和平崛起?我们整天在说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第一个问题,我觉得现在是上上下下有一定共识了,但是第二、第三个问题,始终在学界、在政界、在社会各个阶层有很大争论,所以这两个问题所有的回答都是在争论中回答。

     这三个是具体问题,我们碰到的重大问题,我曾经写过一个文章,叫《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生成》,有很多同志后来写他们文章的时候引的时候或者批评的时候,有些误解,这是一个面临的问题,你要解决,那个问题是一个理论化的问题,这是根本上不同的。换句话说,那个就有点像理论化的问题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问题本身还不是,它要理论化以后才能叫那个。这个问题还是从稍微具体一点的层面来讲,问题背后是三个问题,都是中国实际的困惑,就是刚才我说的中国是谁。1840年我们就开始困惑,原来我们的天朝体系,很明确,中国是谁。当时因为东亚的体系就是中国为中心,没有问题,中国就是天朝大国。你旁边的国家或者是朝贡国或者是附属国或者是受中国影响极大的国家。但是到1840年以后就麻烦了,很困惑,你想加入国际社会,你想成为西方建立的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成员,几乎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当时中国回归到五四那个时候,就是清朝灭亡、民国开始初建的时候,军阀混战时期到后来,大家可以看看现在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一些讨论,两大主题——救亡与启蒙。为什么救亡成为主旋律?就是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没有地位,所以救亡压倒一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辩论,在改革开放以前,其实辩论的余地是很小的,因为我自己认为一个观点,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真正的确立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所以我们的辩论展开,从1979年开始说起,大背景是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最大的背景,这是人类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将来世界史、人类史都不可能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这是最重大的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最重大的一个背景。没有这些背景,后面的都没有。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开始确立,这个和以前不一样,外交学院是原来人大外交系分出去的,55年建校,中国建三大国际关系系,是国际政治系,1964年,包括人大、复旦和北大,但是学科建立要有几个标志,要有学科、要有理论,要有方法,要有普遍的高等院校学科的体制等等这些东西,要有学术意义上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这个又是和第三个背景相关的,就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引进,因为在79年以前,到现在为止,这个题目没有变,但是可能将来会变,一直把国际关系称为国际问题研究,这个题目很有意思。但是我想现在,包括外交学院当时英语系是从最早开始搞复合型人才,开始建系的时候,想了半天还是用了一个,当时要起一个名字,中文的没有改,英文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就是英语与国际问题研究,秉承着原来的线下来的,并不是随便起的,所以这三个背景,第一个是大背景,第二个是我们本身的背景,第三个是引进的背景,构成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理论研究辩论的开始。

     我大约说一下这个研究的相关的数据,三个项目都是用了同一组数据,做这个数据中越看越觉得很有意思,时间是30年了,这里列了5本杂志,还有其他的一些书,书到了08年,基本上是在30年的跨度之间。这5本期刊有中国主要的学术研究机构社科院,像欧洲研究,现在仍然是影响非常大的学术期刊,也有我们中国主要智库的刊物,像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研究,大家都知道现代国际问题中国最大的研究院了。也有高校,因为高校过去往往是综合性学报,只有一个学校就是外交学院是比较专的,主要是以国际关系为内容,所以我们选了这一本,现在叫外交评论,这些名字都是有所改动的,原来欧洲研究叫做欧洲,基本上是按照现在的名字来列的。这30年发表的文章很多了,从中选取了与理论相关的、使用理论概念和理论框架的这种论文,算起来一共1124篇。所以这个样本也足够大,当然做了一些定量分析,今天我要讲的,没有太多的定量关系,主要是从内容上考虑。

     主线还是沿着这条主线,就是第一个观点,三次辩论,这个时间点是有重叠的,总体上说,79-90年代中的,这个时候核心辩题,中国是一个具有积极属性的革命国家,还是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我们现在很多在座同学很年轻,对当时那个时代很遥远了,30年,很遥远,想到这儿,我就想到我马上要退休了,但是当时这个“国家利益”是不能用的,我记忆犹新,当时开很多会,那个时候搞国际关系的人很少,每次开会,10个人就不少了,所以当时这个辩题很有意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辩题,就是中国面临改革开放。中国要全面开放了,要进入国际体系了,虽然领导人不会从理论流派上去考虑,但是他面对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怎么办,开门还是不开?我实际上觉得邓小平非常伟大的一点就是他把改革开放作为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同时推进,当年苏联搞改革,我没做过深入研究,不成的一个原因就是闭门搞改革。显然就涉及到这个国家了,大家再想想后来的发展,改革开放必然要引进市场的东西,怎么去对待阶级属性?等等问题,这是中国的实际重大问题,但是它和理论研究是高度相关,应该说理论研究和它高度相关。所以在这个辩论期间出现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辩题是时代问题,第二个阶段的辩题是国家利益问题。我们先看第一个阶段,时代问题,跟外国人说,他们觉得很空,说时代有什么可争辩的?但是中国人从来看天下大事,所以他把时代问题先定位准确,当时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时代问题的最正统、最官方、最正确的就是战争与革命。我们如果再作为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我们当时上中学是备战备荒、挖地道的时期,世界大战每一天都可能发生,所以你要随时准备。这个主要的观点是列宁在一战前后提出来的,因为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竞争已经非常之激烈,当时英国有一个学者叫哈森,写了一本书就是谈帝国主义,书的名字就叫《帝国主义》,谈资本主义国家,因为他们生产力大幅度提高,所以生产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多,消费力越来越低,他生产出来的东西往哪儿去,生产机器不能停,就要开拓海外市场,源源不断的生产又需要原料,从哪儿取呢,就要上发展中国家,当时不叫发展中国家,叫殖民地。霍布森的观点说这是可以解决的,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让他购买力上去就行了,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之后,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就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最后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国家之间为原料、为市场而发动战争,比如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列宁的时代观是以阶级来分的。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国家只是工具。

     这是第一个大背景,是从苏联建国时期,列宁建国以前,逐渐这样形成的,列宁帝国主义论是最根本的理论依据,到现在为止,帝国主义论仍然是国际关系理论必不可少的。

     第二,对中国来说,冷战的国际关系特点,中国非常清楚,当时苏美两个阵营,我们的基本分析,如果大家回去看九评,当然当时的道理有多少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理解国际关系就是两大阵营,资产阶级一大阵营,无产阶级一大阵营,苏联是一个国家,代表的是整个世界无产阶级利益,所以才有马克思那句话,工人没有国界,无产阶级无国界。中国在冷战时期的处境也是很难,对这一系列的事情,再加上中国的特征,战争与革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观念。中国要改革,要开放,如果世界仍然是一个战争与革命的世界,那似乎一切都不合乎逻辑,所以这是中国的重大问题,这个并不是这些搞理论的人再胡编,他在理论上必然有所反映,那么就出现了对这个时代观提出质疑的一派,这个是有发展过程的,我不展开讲,最后形成的一个观点就是现在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大家可以看,到现在为止还是有不同意见,有人说邓小平同志说和平与发展只是时代两个最大的问题,并没有说这是时代主题等等,但是现在中央文件基本上都用这个主题,为什么中国要改革开放,并且改革、开放是同步进行的,是一对孪生兄弟,如果是以斗争为核心的一种时代,怎么进行国际合作,怎么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怎么去理解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说不过去了,没有办法。改革开放决定中国国家战略调整,从阶级斗争调整到国民经济发展,对外战略的大调整从反帝反修到保证一个中国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开放。这是中国的重大问题。当时辩论的焦点就是战争与革命还是和平与发展。但是当时的人没有这么清楚地用和平与发展,但基本意思是这样,1982,刚刚改革开放,后来的辩论没有当时这么激烈了,当时文章针锋相对这样辩论,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的习惯,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出现了,后来都没有这么尖锐。当时他们一年之内发表了15篇论文,我今天忘了带原始数据,所以论文题目都想不清了,我可以说一个大意思,有一篇论文就叫《资本主义到了垂死时期了吗》,显然是说资本主义有很强的调整适应能力,另一篇文章马上出来了《我们应该坚定地坚持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针锋相对。到了90年代,又出现了一次关于时代变革的辩论,90年代是第二时期,八九以后,很有意思,看看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的辩论,时时刻刻和中国的政治脉搏在一起跳动。所以我说两张皮实际上就是思想交锋。

     四个辩题我总结了15篇文章,帝国主义时代的论断不再适用,它的反方就是帝国主义时代依然有效。第二个,资本主义具有很强的调整适应能力,反方是资本主义进入垂死时期。第三个,战争已经不是时代的基本特征,反方是战争依然是基本特征。第四个,国家的根本战略是发展,反方是国家的根本战略是备战,当时的观点很鲜明,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都记得文化大革命时期写文章都是很鲜明很尖锐的,第二就是当时刚刚开始,这些问题涉及到中国的大是大非,思想交锋确实非常激烈。其他刊物上我也看了一些,没有收入在数据,当时综合性的刊物也发表了一些这样的文章。这个辩题是相对来说,后来解决得比较大量的,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辩论并没有真正结束。

     时代问题,从学理上讲,永远没有说最后哪个胜了哪个败了,但是总体来说,国家的大政方针定在了改革开放,到了很快转入第二阶段就是利益问题。这个时候,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与理论相关的研究更加活跃,利益问题,我自己看了看,当然这个可能只是一种相关,并不一定是因果关系,但是时间上很有意思,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开始完整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专著、经典著作,人民大学功不可没,第一套系列就是人民大学组织的,所以我们看在90年代初翻译的著作当中,有一本是偏向自由主义,但是大部分都是现实主义,最主要的现实主义著作是两本,《国家间政治》《国际政治理论》,并且在中国学界引起很大争论,我记得在一篇评论中曾经说国际关系理论还可以这样去研究,所以这些书的影响非常之大,同时中国出去的留学生零星开始回国,在国外完全完成博士学位的。这时候利益就提出来了,和时代问题是一脉相承。这时候中国已经经历了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要不要提国家利益?一到国际体系中,所有的国家都提国家利益,你原来自己闭起门来可以随便说,出去不行,现实问题就在那儿,你讲不讲国家利益?到底什么是国家利益?这个问题很尖锐。其实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我觉得虽然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时刻和美国大问题相关,但是中国的相关度更高,因为中国的30年变化,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经历。当时学界两种观点,这两种观点不像开始的时代观那么针锋相对,但是也是非常鲜明的,第一种,利益是阶级利益,中国作为单独的国家是没有利益的,它只是反映和代表了无产阶级利益。国家只是阶级的机器,阶级统治的机器。所以它反映的必然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反映的是资产阶级利益,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反映无产阶级利益。

     第二个由于国家利益,这时候一部分学者明确提出来中国要首先立足于国家利益,他们认为世界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不是阶级,国家是独立自在的实体,国家之内可以包含各种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团体,但是任何一个阶级、任何一个成员、任何一个阶层、任何一个团体本身的利益不等于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的国家的利益。《中国国家利益分析》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这个书,我自己感觉,不一定正确,基本观点他认为现实主义,经典之作都提了,这个书重新再去看,我写这个文章是重新又看了一遍,当时曾经为这个书开过研讨会,第一个国家利益不是阶级利益,第二,国家利益是独立的变量,第三,国家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第四,国家利益是国家行为的第一动因。你国家干什么事都要先想国家利益,大家想想经济人、理性都是这个概念。但是为什么这个书当时这么重要,正是因为它和中国最核心的、最关键的、最重大的现实战略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是风口浪尖上的书。他在这个辩论进行一个阶段的时候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的总结,在当时关于国家利益的争论,现在回过头来再去看,大家都觉得这个实际问题怎么还争?实际上在当时确实是涉及到国家大战略定位,中国崛起战略定位,并且是整个崛起中最核心的问题,中国要不要把自己的国家作为一个单位来考虑它的整体利益,并且把这个作为内外政策的中枢,敢不敢明确把它提出来。深层的问题,当时辩论都没有涉及到,大家辩论都是在面对面的重大问题上,深层问题——中国是什么?是阶级属性国家还是独立民族国家?是以阶级利益为利益还是以国家利益为利益?如果以阶级利益为利益,我们基本上就不能搞市场,如果以国家利益为利益,我们就是要鼓励多种经营。这是很具体的问题。如果以阶级利益为利益,我们就不能和美国合作,我们就要联合其他一切发展中国家反对美国,如果以国家利益为利益,我们就要和美国合作,并且把中美关系作为中国双边关系中,虽然不能说最重要,但是基本上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所以这难道不和政策有关系吗?

     对第一次辩论做一个简单的小结的话,第一次辩论是关于时代特征和国家属性的辩论。国家属性清楚了,利益观就清楚了,这次辩论中,从理论角度来讲,现实主义杀进中国,并且成为重要的流派。我们看当时对现实主义研究的文章,没有突破现实主义进行创新,但是它把现实主义拿进来了,和中国问题结合起来。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可能大家觉得,特别是当时80年代初,和美国学者交流,他们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很早就提出来的,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中国的国情,中国不一样,所以它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历史贡献是不可否认的。辩论的对象是几个问题,对几个问题做出了几个回答,这几个回答应该是我自己感觉占了上风的回答,但是并不是终极回答,所以这些辩论还在继续,任何一种思潮、理念、观点,都不可能一下就消失。大家基本认可中国是一个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成员,和开放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国是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中国应该以国家利益为利益,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大战略联系在一起。中国现在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中央文件中都这么说,所以有时候西方人估计不到中国的变化会有多大,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甚至到90年代初,国家利益这个词还是一个能用不能用的问题,还告诉大家一件事,我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评审组的成员,很多年了,我第一次的时候,全球治理这个词不能用,哪个项目要报了这个词,根本不考虑,因为这是资产阶级的词,现在谁都说全球治理了。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现在我们写进中央文件的,可持续发展不能用的,我们年轻同志可能都不知道这些,这是资本主义发明的概念,不能用。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所以这个大约是第一个阶段。中国发展确实非常迅速,很快,只要坚持了改革开放这条道路,这些东西就都随之而出现了。

     第二次变革从90年代中开始,大约这个时期,时间没有那么鲜明的一个划界,这个时候核心辩题,这是用学术语言来总结的,中国是一个霍布斯国家,换句话说是暴力崛起的国家还是一个洛克国家?是一个竞争崛起的,但不是暴力崛起的国家。这也涉及到中国整个大战略。这个时候辩论的理论就转移了,从国际关系学界现实主义当时占了上风,因为现实主义在第一次辩论中似乎是以胜利者的身份出现。现实主义的很多理念变成了国家战略和政策中的东西, 但这个时候,自由主义开始大量进入中国,从90年代末就开始了,我就集中在世纪之交,01-03年,基本重要的自由主义著作都翻译过来了,基欧汉他们的论文都翻译过来了,我使用他们的论文在97、98年就开始了,我98年发的一个论文就是专门谈新自由主义,但是这本书完整的翻译是在01年。《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没有政府的治理》,就是全球治理的问题,这些书都出来了,为什么会翻这些书?我后来看到人大肖严中教授翻译的《中国辩证法》这本书,这本书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看看,你在引进这些理论的时候,中国人引进得就变形了,根据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当时当日的情况来变,比如毛泽东怎么样理解辩证法,瞿秋白怎样理解的辩证法,传到最后已经不是原来的黑格尔理解的辩证法的样子,但是这些自由主义著作的引进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和中国号称融入国际社会的战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自由主义中,有些我们认为是政治不正确,不接受的,但是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了中国最大的自由主义学派,影响最大,到现在为止,以基欧汉为首的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和以他们的学生辈为主的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对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时候辩论就在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开展,辩论主题仍然是中国问题。这两个引进的流派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理论借鉴和支撑,在国外的时候,很多西方人谈起来,他们都想当然认为中国肯定是现实主义占上风,实际坐下来研究,原来我觉得也可能是,不是说极端现实主义,是软性现实主义或者防御性现实主义,坐下来研究不是,从数量上,自由主义绝对是第一大派。在90年代这十年期间,我有一个总统计,今天不想谈定量,有很多图表,今天就大约说一个内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两个加起来占到中国与国际关系理论相关的研究论文的所有总数的71%,这两派是绝对主流。其中现实主义34%,自由主义37%,自由主义超过现实主义。详细的,我以前发过一个文章,大家可以看看,几个大流派,当时是分了六个流派。

     这两派不像第一次那样,他们不是针锋相对的辩论,这个很有意思,所有的文章,涉及到现实主义、涉及到自由主义的,都是自己说自己的观点,有人提出来,说这是一个偏好伪装,也可能是。有人提出来,说现实主义因为觉得和平崛起不可能,所以总是不敢这样说,其实不然,他们发表的文章,虽然他说中国是可以和平崛起的,保证了政治上的正确,同时又说崛起中这个困难那个困难,最后给你感觉就是很难。所以他观点还是表达得非常清楚的,现实主义逻辑线是很清楚的,因为自由主义和中国的和平崛起在很多地方吻合,所以说得更明白,但是一样,基本观点是都不清楚。总结起来,他会谈很多很多实质性的文章,我觉得有两个是他们不同观点的一个集中体现,第一个,中国首要的国家利益是什么?你既然把国家利益,大家都认可了,这是中国制定战略、制定和平发展、和平崛起战略最核心的东西,中国有核心利益、有重大利益、有次要利益等等,那中国最重要、最核心的利益是什么?这不是说具体的事,就是从整体上讲。换句话说,你在中国和平发展这个时期,你面对的最大的威胁是什么?

     第二个,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实现你这种最重要的、首要的国家利益?这是两个辩题,这两个辩题,大家看看这些文章很有意思,很多人,这个可能说是偏好了,是伪装了,借外国理论的话来说,但是心里想的都是中国问题,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我觉得是世界上最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之一了,中国知识分子受教育就是,居庙堂之高和出江湖之远,不管怎么样,都要有责任感。现实主义观点,大家现在看这个文章,很清楚,大家不要认为这个人引进一篇现实主义的理论文章,这个文章说明了他自己要想往哪个方向去引导你,至少他自己的观点,他基本的观点有两个,首要利益是国家安全,传统的国家安全。对安全最重大的威胁是体系霸权。这个东西后来被接受了,我们中央文件中明确说,霸权主义是对世界安全最重大的威胁,但是现在不写了,当时大家看,中央的最权威的文件就是党代会上的总书记的报告,这两个观点怎么解释呢?首要利益是传统国家安全,安全最重大的威胁是体系霸权,我引用一段话,不是原话,有一位学者说,我们要把这个世界统和起来看,最大的威胁是美国霸权对中国形成的威胁,因为美国霸权是不允许中国发展的。具体事件表现在,台湾是第一个多米诺骨牌,然后美国设计的,从台湾开始到西藏、到新疆到一系列地方,最后直接是中国,换句话说,结构威胁对中国来说就是霸权国威胁,是最大的安全威胁,这种安全威胁不是无形的,是有形的,是要危及到你的国家、主权和领土。所以一系列的中美事件都可以和这个挂钩。如果要实现国家利益,把这个界定为首要利益的话,那么军事手段是最根本手段,政治能力是最根本保障,所以现实主义者会认为,因为现实主义一般不谈软权力,如果他谈软权力一定认为政治权力是软权力,因为它可以把经济手段转化为经济实力,所以这个是从逻辑上是非常严谨的,所以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再强没有用,只有经济实力能够转化为政治军事实力的时候才有意义,才能成为影响力。所以说最大的软权力是转化的这种能力。现实主义有很多非常有道理的地方,大家可以想想,任何一个理论都不完全有道理,这就提供了理论争鸣的空间。自由主义在大量引进以后,也提出了它的观点,但是这个时候大家再看这些文章,如果你心里没有一个线的话很难看,他们都是说自己的,没有像第一个时期,这个说时代是帝国主义时代,那个说不是,不是像电视上看到的辩论,这个是自己说自己的,自由主义主要是自由制度主义,他们首先提出来国家的首要利益是发展经济,这和中国当时大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吻合的,全球化时代的威胁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换句话说传统安全威胁不是最主要的威胁,因为国家已经保证了基本的生存权利,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洛克体系。

     第三个,体系结构威胁、军事威胁严重程度下降,其他威胁严重程度上升,其他威胁主要是指非传统安全威胁。浙江大学搞了一个非传统安全中心,我觉得很有意义,在座的有来自于不同的大学,我想插一句话,我们有些高校一定要想办法打一个特色,否则你学科起不来、队伍起不来,人出不来。有些学校综合性大学,千万别忘了,再综合,北大、复旦、人大已经弄了好几十年了。

     自由主义认为国家利益的实现手段,怎么才能最好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是第一要务。参加国际组织,WTO是个最典型的代表,当时在国内争得多么厉害,争取相对收益,能拿多少先拿多少。我给大家谈两个亲身经历,一个是当时在外交部开了一个咨询会,一个是在商务部,当时叫做对外经贸部,对外经贸部,各个部委各个高校,十几个人,非常有一派强烈反对加入WTO,说加入WTO就是狼真的来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就彻底要垮台了,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另一派就讲只有加入WTO才能真正发展中国经济,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升级换代,才能使中国不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再受歧视。争得特别厉害,我现在回想那个场面,当时那些会,涉及到具体政策的会,可以站起来,声音很大地叫,和学界自己态度不完全一样。

     还有一次在外交部开一次咨询会,也涉及到,当时不是局限于WTO,是涉及到中国要不要从整体战略上考虑,要不要加入这些不同的国际组织,也是争得很厉害。两派观点,在这种会上往往是非常明白的,不会隐含。我记得在写最后报告的时候,说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我们应该加入,虽然现在国际经济组织和体系是以西方为主导的,是非常不公平和不合理的,但是只有我们加入进去,才能徐图改革。这恰恰就是自由主义的主张。再就是争取相对收益,上面说这一切,就是保证政策上正确,你承认它不合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西方主导的,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向来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争论的一个焦点,其实在中国的文章里都有反映,只不过他们不用这个术语而已,举个例子说,自由主义观念比较强的就是我们现在加入以后,可能他们讨论比我们多,但是我们至少能得到不少好处。

     第二个阶段辩论,深层问题,我觉得还是可以归结到这个深层问题上,我们怎样去认识国际体系,如果我们坚定不移地认为它是一个霍布斯体系,我们国家的大战略应该首先不是裁军一百万,而是扩军备战。如果它是一个洛克体系,基本上国家之间认可相互的生存权利,你就可以稍稍放缓这方面的发展,因为大家都知道军民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曲线,就是一个坐标的角,这样一条曲线盖着,Y轴是民用生产、消费品生产,X轴是军用生产,国家总资源是固定的,如果你把X轴拉长,就是增加军品生产,民用生产就要拉短,面积不变,我不知道说明白没有,这两个有时候是形成竞争的。反过来说中国,中国是一个霍布斯国家,处处时时要想到丛林,想到把牙齿磨快,还是一个洛克国家,可以有合作平台,可以有竞争和合作并存,不用过多考虑生存问题。

     我顺便说一个小故事。朝鲜人和美国人都做过研究,在东亚朝共体系这些年之中,东亚地区的相对独立的国家死亡率是最小的,欧洲死亡率是最大的,从几百个减少到五十个左右,很有意思的一个发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和这个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很有意思,中国到底用什么理念去理解世界,去考虑自己。

     简单总结一下第二次辩论,第二次辩论的前提是承认了国家利益,承认国家利益是最重要的,承认国家利益是国家行为首要的利益,在这个基础上,争辩的焦点是什么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怎样能够更好地实现中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这个辩题和中国当时的崛起战略、发展战略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崛起现在官方文件不太用了,都用发展,从政策和战略层面吸取了两方面的成分,不完全是现实主义也不完全是自由主义。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观、强国观都得到了接受,自由主义的国际合作观也得到了接受,但是从学理角度来看,这次辩论自由主义尤其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在中国国内学界出现了理论流派之间的争鸣,虽然这种争鸣不是针锋相对的。现实主义观点仍然有很高度的相关性,自由主义基本成分也称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纳斯有句话,他当学者的时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拥护者,他当了助理国防部长以后有很多现实主义考虑,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有几个观点,以前没有提出来,这个时候得到基本的接受,从战略布局层面上考虑,就是国际体系是一个洛克体系,中国有非常重大的传统安全问题就是台湾,但是这个不足以改变整体的性质。中国是一个洛克国家,它有竞争、有合作,并且中国认为合作大于竞争,机遇大于挑战。这是我们文件中常出现的术语。中国首要利益是经济发展。这条不是现实主义,这条是中国确定它的经济发展大战略以后,现实主义一直说这个是不对的,至少是它的目的不是它,不是经济发展,实现国家首要利益最有效的途径是融入国际体系,尤其是参与国际经济体系。大家都知道现在比较含糊了,开始的时候,我们官方的文件,可能现在还是,全球化一定要加经济的,经济全球化,要是上报文件,他再转报的话,要是忘了写经济,他一定给你加上。所以加入国际经济体系,参与国际组织成了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我做过一个统计,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参加了只有四五十个,现在是将近三百个,就是说,有250个左右是改革开放以后参加的,包括WTO。01年是个转折点,龙永图有一个讲话,我还是比较赞同的,他说这是一个转折点,你进了WTO以后,在整个国际经济体系中你没有回头路走了。

     第三次辩论。这个时间也不是很精确的时候,90年代后期或者说2000年代初,核心辩题是中国是修正国家还是现状国家?和平崛起、和平发展问题是直接的辩题,这也是和我们国家的整体和平崛起战略是相通的。这个时候理论上还是引进为主,最重要的就是引进了建构主义,2000年,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文版出来了,三足鼎立基本形成,我们看研究论文的状态,01年建构主义15篇,现实主义17篇,详细数据都有,07年达到35篇,基本这个格局形成了,自由主义仍然是第一大流派。第二个就是和平崛起的提出,成了一个核心辩题,背景是中国,这是从西方主要是美国,写了很多书,基本把中国定义为改变现状的国家,就是想挑战国际体系,挑战美国霸权,挑战国际秩序,政策层面,这两个人不是搞学术的,但是一个是记者,一个是曾经在政府做过的,写《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这本书可能是97年出来的,在美国影响极大,中国很快就翻译过来了,基本观点就是将来世界最大的冲突发生在中美之间,中国现实主义学者也是基本这个观点,结构现实主义,中美终有一战。

     从文明角度、文化角度,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他说了很多,他预言将来的世界一方是基督教文明,西方,另一方是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联手,现在证明他已经错了,但是这个根本的观点是这样,中国作为儒教的基本代表,要对美国和西方基督教文明进行最大的冲击,冲突最后表现为暴力冲突,文明之间的暴力冲突,亨廷顿比这两个记者出身的人还要厉害得多,记者出身的人写的很多是利益冲突,利益冲突最根本上是可以调解的,这个利益,最多我让你一分,我们可以做买卖,但是文明冲突是不可调解的,这个人都报告了说要去炸美国飞机,你知道了,还是要炸的,他认为炸了以后,是为伊斯兰教做出贡献,牺牲了,是烈士,这是很难调解的。文明最基本的东西,他们之间的矛盾很难调和。米尔斯海默是从理论角度提出来,我和他也辩论过,在中国《环球时报》也发了,他第一次到中国,觉得真是的中国人也很好,我还请他吃饭,他给学生做讲座,愿意讲什么讲什么,第二,饭也很好。但是将来中国和美国还是要打仗,因为这个不是国家好不好决定的,而是结构决定的,你处在老二的位置上,早晚有一天你要当老二,真是到了老二位置上,你一定要挑战老大,所以这就是结构性矛盾。他忘了,我们联想到很多生活事实,很多单位一二把手都不和,但是也有很多单位一二把手合作都很好,所以有人写了一本书《怎样当好二把手》,他们基本结论就是中国是一个挑战国,中国一旦实力达到了,一定要挑战现行国际体系,一定要挑战现行国际制度,一定要挑战现有的霸权国家,最后解决没有办法,只有暴力解决,谁打赢了谁当老大。

     在这个背景之下,郑必坚在03年博鳌论坛发表了一个演讲叫做《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与亚洲的未来》,这个讲话很短,但是和平崛起四个字被明确地、尖锐地提出来,所以很有影响。05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就出版了郑必坚英文版的讲话集。和平崛起成了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大的辩题。辩方在我们国内,国际上我不说了,国际上更热闹,一方是现实主义,虽然他们不说,他们确实不说现实主义不可能,因为说了政治上不正确,但是他们谈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结构性阻力、意识形态阻力、发展阻力、环境阻力等等等等,所以他们基本认为和平崛起是一种乌托邦。国际关系史的教训,大家都记得《大国的兴衰》,都记得国际体系理论谈到近代国际关系,从14世纪开始到现在的几次大的霸权更替,讲到长周期理论,都是要说明一个问题,挑战国和霸权国之间很难和平相处。国际体系无政府形式,最关键在这儿,霸权国的权利考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霸权国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宝座被别人夺走,所以才有权力过渡理论,大家都知道,当一个体系中的老大和老二权力无限接近的时候最容易发生战争,体系性战争,大战争,不是小战争,因为这个时候老大想,我再不打他,我就打不了他了,老二想,我实际实力已经超过他了,我凭什么让他再坐在那儿。自由主义当然其中大部分的观点是和平崛起是可能的,因为和中国大的政治立场相似,所以可以直言不讳,为什么经济高度相互依存,大家看到现在官方的表述,我们现在,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不是高度相互依存吗?只不过你用什么语言表述而已,国际合作可以为无政府行为,越合作,大家打的念头就越少,国际制度对于国家的行为有强烈的约束作用,你参加了这些制度,你基本上就要遵守它的规则,遵守规则就可以降低暴力,融入国际社会影响国内社会政治社会进程,进去以后,国内社会政治进程就不像原来在一个孤立的情况下发展,它要和国际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中国07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次开团会,最大的一个方面就是统筹国内国外,为什么?理由就是现在国际国内的事情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大互动,再用通俗的话说,国际的事情都是国内的事情,国内的事情都成为国际事情,高度相互影响。当时有两本书,一篇文章,我觉得苏长河这篇文章最有影响《中国与国际制度》。建构主义出现,主要是温特的自由建构主义,建构主义里分派很多,一派是现实建构主义,强调国家之间可以建构成敌人,而自由建构主义主要还是赞成自由主义观点,认为国家可以建构成共同的合作身份、朋友身份。他认为中国和平崛起也是完全可能的,并且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是可能的,就是说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国际社会的成员,成为一个遵守国际规则的负责任、接受国际规范的负责任的国家,身份的变化使它从根本上不会以暴力的形式对待国际体系,当时我发了一个文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从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三个方面谈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

     简单总结一下第三次辩论,主要是中国和平崛起还是暴力崛起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组织了一帮学者,我现在对那个会记忆犹新,后来有些文章没有登,太激烈,尖锐的话,难道一只绵羊可以在狼群中和平崛起吗?这次辩论从理论研究上讲建构主义成了很重要的理论流派,同时建构主义在涉及中国和平崛起问题上和自由主义观点是联手的,但是分在两个层次上,自由主义更多地想中国加入国际制度、加入国际体系以后,会更多地合作,会更多地遵守规则,会更多地自我约束,当然也会更多地从国际组织、国际制度中获益。建构主义强调的是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身份,以遵守国际规则、内化国际规则为主,

     这是第三次辩论,这三次都在进行之中,双方的观点都没有说一方就是完全把另一方吃掉的,没有。所以这些观点,大家在看现代的学术论文中、现代的期刊里,这样的文章都会发现,有时候很明确,有时候比较隐晦,但是你有这个训练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所以这一次辩论,简单来说,涉及到深层的身份问题,就是这样三个。而这三个问题又都和一个大问题结合在一起,就是中国发展战略,包括国内、国际两个层面。

     再用几分钟简单说一下中国学派问题。我是主张中国学派的,现在国内一部分人不主张,一部分人主张,我是主张的,这个观点很明确,并且我认为最近在写一篇文章,我当年指导学生写论文的时候看过一些,现在又把英国学派的一些文章都看了,我们在座很多都是搞国际关系的,英国学派除了本身国际社会这个概念,在冷战以后受到重视,建构主义在美国兴起以后开始接受国际社会和社会因素重要性的概念,在另一个方面,英国人本身的持续努力和大量,不能说是鼓噪,是宣传,是有关系的,英国两本主要的国际关系杂志,一本是《欧洲国际关系杂志》,另一本是《国际研究评论》,不断地整体往外推英国学派。第二个就是英国学派的主要学者,改变了第一代英国学派内容,基本上自己关起门来做,而他积极寻求美国主流学派的对话,一下子把影响就弄起来了,国内现在有一个现象,当我们自己还没有真正能达到和他们对话的地步,我们自己内部先搞窝里斗,先开始互相指责,不是学理上的辩论,而是攻击式的话语,这个我觉得对我们不利。我们现在话语特别弱,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呢,所以我想,现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现状,第一个学科确立,成绩非常之大,第二个研究议程在不断扩展,根据04年的一个调查,中国议程的覆盖范围和美国是差不多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将来肯定是这样的。第三个是研究内容的深入,这个确实,比过去深入多了,但是不能说深入得非常成功,深入多了,进步很大。第四个就是中国问题意识的主导。我们没有形成一个理论化的核心问题,但是我们对中国面临的具体的重大问题是一个高度的意识,很强的意识,中国重大的理论研究都没有脱开这个,否则就是无源之水。但是问题是什么?现在大家普遍感到不满,所有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存在的问题,不足以,我们讨论的是中国的问题,中国在国际关系这个实践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但是我们所有的分析工具和话语体系是西方的,刚才大家看到的,你所有的辩题是中国的,但是依据理论都是西方引进的理论,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引进这些理论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永远满足于就是这样用,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满足过这个。

     反过来说,为什么后现代的包括有点偏向后现代建构理论的,在欧洲是最时髦,在美国也非常流行,就是因为它强调了一个和中国,不是和所有普遍意义上的人,心理上最重大的一个情结相关,就是人永远不会满足受支配,永远不会满足被动,他总要有他的能动作用,他才觉得不错,我干了事。所以这个结合起来,都是把个人的能动性突出出来。大家想,如果我们仅仅强调客观规律存在,人的作用是什么?基本没什么作用。你最大的作用就是把它发现出来而已。但是人能动性加进去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改变世界,所以中国传统思想恰恰在这点上有启发,但是现在国际关系里面用的话语、概念、分析工具,基本都是西方的,拿这些东西来分析中国问题,有它很大的好处,便利、现成、体系完备。有它很大的不好,就是很难创新。我觉得现在是出现一些萌芽了,尽管30年,我们从80年代就开始讲,但实际上一直没能够形成学理方面的对话,我现在还留着一篇文章,当时开始说中国学派的时候,在一个国际会议上,一个美国很有名的学者说你们中国人不要说,我们现在很期待你们拿出来,这个话不是假的,不是挑衅性的,就是如此,现在包括欧洲和美国的国际学者在学者层面,他们很希望中国人,你们现在发展这么快,你们有五千年的文化底蕴,你们有这么多的治理理念,你拿出什么点东西来,丰富国际关系这个理论体系。现在我们出现了一些萌芽,我想总结三个,不一定对,这是我自己的观察,近几年,稍微成一点体系的东西,不是光说我要建,为什么要建,建多么重要,不是这个阶段,这个阶段过去了,是实实在在要做出什么东西来,要能拿这个东西和它进行学理上的讨论,我们也绝对不是文化民族主义,从我本身来讲,我是永远赞成多元,反对文化民族主义,但是我们可以有我们的东西来丰富和充实现在人类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知识,这是使命。不是说我发明出一种理论来,建立我的话语霸权去取代西方的话语霸权,而是说我要有一些我们自己成系统的理论,来丰富现在国际关系这个领域的理论体系和指示体系。这是根本。从这个意义上去观察,现在的萌芽,第一个,我这个是用了一个分析框架,原来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发的一篇文章,谈中国哲学,我借用他的概念,但是改了一下,他叫顺向格义和逆向格义,格义大家都知道是解释,正向格义就是用中国的思想体系来解释世界的东西,反向格义是用西方世界的思想体系来解释中国的东西。比较典型的就是赵汀阳05年的《得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这本书很多人不赞成,很多观点我也不赞成,我们在不赞成他的观点的同时首先要考虑他为什么,哪些方面非常有道理,哪些方面没有道理,有道理的找出来,没有道理的和他进行学理上的辩论,这样才能形成健康的学术批评。他提出来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这个观点现在在西方一些学者也都使用,当然有时候使用人的目的不是那么纯正的,第一个就是谈1648年以来西方建立起来一套国际制度,这套国际制度的目的是什么?是管理国家的,因为当时以国家为主要的国际体系单位,换句话说,制度是管国家的,但是,现在出现的是全球化和全球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的,所以这套制度不灵了,管国家的制度怎么能管全球呢?什么制度能管全球?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那是一个真正的全球体系,当然这个全球范围你可以划,但不管怎么划,你这个全球的基础单位不是一个一个国家,而是所有的天下。最最受到推崇的就是周制,周朝礼制,他说中国的周朝礼制从家庭最小的社会群体单位到团体到国家到天下,都是一样的。没有另外一套体系,像摩登所说的,国家的利益、国家的道德就不是普世利益,他分开了国家和天下,他说中国周朝不是,是一套体系贯穿始终,自己独处的时候也是这套体系管着你,这样的制度才能进行天下治理,这是他的推论。具体到政策就会极端了,我请他讲过一次,他就说,现在有时候我看着真是礼崩乐坏,电视剧放这么多情爱镜头,不是毒害大家吗,政府应该出面把这些全都删掉,但是我们不管他政策建议的极端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反向格义,就是用外来的东西解释世界,解释中国的东西。学东他们做先学研究很有意义,就是用西方的国际关系这套形成的理论体系来解释中国2000年前的先秦,好比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三大理论,好,我们就根据三大理论来分孟子是理想主义、荀子是现实主义、孔子既是理想主义又是建构主义,因为他讲社会关系。然后用科学方法来规范,好比说在他们著作中哪些人是用单位体系来分析的,哪些人用体系层次来分析的等等。用这样的方式来诠释先秦哲人的思想。每一种都会有人提出质疑,好处是他告诉你外部人,你看,我这个东西有。所以我们不要贸然去肯定和否定,而是要先想到它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积极效应。

     第三个,我现在在试图做的就是交互格义,怎么定义它?主要是我希望能够挖掘出来中国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我们中国人怎么去思维,碰到一个事情怎么去考虑,比如说田陈山(音)写的中国辩证法,他首先解释了黑格尔辩证法是怎么回事,讲了这个辩证法引到中国来,中国人说辩证地看问题是怎么说,我们说全面不要片面的,要看到两面看到多面,不要只看到一面,要一分为二等等,但这并不是原来黑格尔的意思,这是中国人的思维。他怎么去考虑这个社会?比如说我觉得中国人更注重关系,所以我写这个文章——《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西方人做过实验,把一群美国小孩和一群中国小孩做一个对照组,画三个图,一个牛、一个狗、一块草地,美国小孩想当然把牛和狗放在一块,因为是同一类型,都是动物类,中国小孩很容易、很自然,把牛和草地放在一块,因为他们有关联,所以美国有两个研究中国的专家,说中国和西方最大的不同就是思维方式叫互系性。当然我们现在很多现象是全球化,但是大家想想,中国官场的关系是不是很厉害?有人说这是不是推崇不好的东西?现在大家很厌恶这种关系,其实我的基本的想法不是如此,大家想,当年西方启蒙运动总结出来的人类理论最大的共性是理性,理性好不好,理性不好的方面就是特别自私,人都是为自己的,碰到什么事先计算这个事我要付出多少,我要得到多少,付出得少得到得多我就干了。从中国传统意义这是很不好的东西,但是这不是关键,关键就是理性既包含着好也不包含着不好,你怎么通过设计制度把好的地方彻底发挥出来,不好的地方压抑下去,那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把每个人都要榨干,同时为社会做了很大的贡献,史密斯发明这套制度很厉害,比发明十个原子弹都厉害,怎么发明一个制度,把中国的注重关系、注重人情的东西导入对中国社会有贡献的结果呢?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但是我想它需要用一种结合西方的推理方式,受第五代导演影响,他们开始把中国的影响推向世界的时候怎么推的,所有的摄影技巧、电影语言,世界上都可以懂的东西,但是它的核心主题是中国的,甚至是中国最土的东西。对现实的国际理论进行理论化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

     最近我还会写两篇文章,会涉及到这个方面,但是毕竟都是非常基础的,都是非常雏形的,不管哪个方面,不管是正向的反向的,我们还没有让世界能够认可的重大理论体系,所以我们自己也都不要吹,不要去沾沾自喜,我们取得了很大进步,确实如此,我们更要想办法凝聚合力,怎么样使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真正有突破。

     中国国际关系实践中面临着重大问题,始终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点,这是我和现在有些学界同仁看法不一样的地方,换句话说,不是两张皮,中国的理论研究不管引进也好,为我所用也好,都是和中国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最后辩论的焦点都落在中国上面。这就是为什么我把题目称之为中国问题,中国整个发展崛起与改革开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中国重大的问题的深层内涵,换句话说问题的问题,是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身份问题。

     第三,这些年的借鉴,贡献是重大的,最重大的贡献,中国国际关系终于形成了独立的学科,现在有多少国际关系学院。但是形成学科不一定就占据了学术制高点,这是两码事。

     第四,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借鉴也导致了中国问题西方话语的局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突破的问题。

     第五,中国学派现在还处于雏形阶段。中国学派不一定是一派,也可能是多家,但是有几个中国学派的基本问题一定是中国的问题,中国学派的理论内核一定有中国的胎记,我相信中国学者不会中断这种研究。谢谢!

     主持人:首先非常感谢秦亚青教授以中国问题与国际关系的理论争鸣为题给大家做的精彩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秦教授系统地回顾和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国关理论的辩论。在报告中也指出每次辩论的理论依据是新引进的西方国关理论,随着辩论的发展,国关理论在不断地引进中国,而且与中国现实问题相结合,就是说辩论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中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辩论的深层动因是有关中国国家身份的认识,最后秦教授还在报告中就中国学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指出了中国学派正处于雏形发展过程中,让我们再一次对秦教授的精彩报告表示感谢!

     下面就请同学提问,因为今天我们出席这次报告会的老师和同学非常多,也希望我们提问的同学,每个人最好控制在一个之内,我们整个提问的时间是半个小时左右。下面提问开始,首先请程老师。

     程老师: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程小和,我想问您个问题,建构问题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它跟唯心主义有什么关系?

     秦亚青:这个问题我重复一下,建构主义和唯物主义是什么关系,换句话说我觉得潜在意义是建构主义的基础是唯心主义,从中国传统思维上来讲,从来没有唯物和唯心之分,唯物唯心的西方二分法引入中国以后出现了哲学框架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哲学框架,和政治联系起来就出现了政治正确与否,孔夫子,有人说他是唯物的有人说是唯心的。我们谈辩证法,我介绍说看一下田陈山的辩证法及引证法,现在引入中国的过程这样有意思,以至于诞生了中国不可磨灭的中国的印记,以至于他和黑格尔辩证法相去甚远,这是做一个统和的回答。具体回答建构主义中流派很多,有些更注重经验世界,有些更注重精神世界,如果从哲学上来分是这样的。所以从本身也很难把它完全划为唯心唯物,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翻那本书的时候避开了唯心唯物这两个词,这是我们引进的大概应该从日本引进的,唯本身我自己感觉,当时的翻译是有问题的,本身就不是唯字,但是各个流派偏重的方向不一样,我们反过来说,毛主席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个大气磅礴的东西,中国传统的影响很难磨灭。如果我们是这样一个二分法,尤其是西方哲学近代引入中国以后的二分法去看,我自己想,我们拿了一种反向格义的模子去看很难分出来,我这些年教学生有一个感受,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个模子在拷,创新何在?

     我觉得毛主席对辩证法、对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很大的发展就是强调了人的能动作用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他意识到这个很重要,所以他的哲学基础在哪里?混合的。没有一个理论是单一哲学基础。谢谢!

     提问:我是江苏省委党校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老师,我主要关注冷战遗留问题,冷战遗留问题主要是考察冷战是如何结束的。我的问题是,在冷战结束过程中,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是什么样的,请秦教授用建构主义理论来解读一下。

     秦亚青:我没有研究过冷战结束史,所以对这个问题不可能有很深入的解释,这个问题和中国结合在一起了,冷战结束,中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如果用建构主义去考虑,我实实在在告诉大家讲,我不是一个建构主义者,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如果讲,我们用这种方式,不知道怎么解释,中国改革开放至少在三个方面对冷战结束有作用:

     第一,我们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所谓被西方世界认为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国家,可以展示出一种完全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气魄和行为。这个我觉得当时对世界是震撼的,不然的话邓小平为什么这么多次上《时代周刊》,那是资本主义办的杂志。

     第二,中国的理念,当时有一个人写过一本书,很有意思,后来翻译成中文了,叫做《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当然这个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是哲学意义上的,不是国际关系的。中国人、中国的传统,有高度的灵活务实这一面。中国从来就不是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模式的复制品,这个使西方也认识到,还真是不一样,跟他们谈起来,他们都感觉这样。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冷战结束了,我自己感觉是真正打破了,我们说历史上地域界限打破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冷战结束打破了,至少第一个是经济市场是整个世界联在一块,更深层的意思,冷战打破了一种对峙的完全不能相融的理念冲突的局面。如果从建构主义角度看,第三个可能更重要,如果用我们中国的辩证法来看,我们本来就认为很多东西是可以融合的,西方辩证法最根本的一个东西是什么,是一个不管什么事物包含着两面,正题反题,正题反题的基本关系是冲突关系,当正题、反题之间出现一个消灭了另一个以后,就出现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合题,我们可以想一想,社会发展史、辩证法式的社会发展史和人类发展史。但是中国人不这样想,中国人认为反题中有正题,正题中有反题,是相互补充的关系,是互补关系,所以将来出现一个新的合体,包含着两种成分,这就是邓小平说的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很有意思的表述,只不过用普通的政策性语言表述出来,在哲学上考虑呢?再加上刚才我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们充分从这个东西中表现出中国的一种和现代的重新组合,这个我觉得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一个学者在中国做演讲,他从三个方面反驳中国威胁论,第一个方面中国经济发展,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不是一种对世界的冲击,而只不过是中国重新的一种经济的恢复,第二从安全上他考虑,中国强大了这个地区才能安全,不是一个冲击。第三个从文化上,详细的我在这儿不说了。从这几个方面,假如说我们从一个宽泛的建构主义来考虑,我觉得是三大贡献,三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是推动了冷战结束。谢谢!

     提问:感谢秦老师给我们做的精彩的演讲。我是人民大学的博士生,我有个问题,在秦老师的启发下,我也一直在思考中国的身份问题,我也认为是中国问题的核心。秦老师把中国问题的辩论总结为三个,我是这样理解的,第一个辩论是中国是不是民族国家?第二个辩论就是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第三次辩论应该说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国家,该怎样崛起?我有一个问题请秦老师指点,有关身份问题,如温特所说,身份有多种的类型,我们有多种身份,所以我在思考中国实际上也有多种身份,尤其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还有两个身份,当然民族国家是一个,另外两个重要的,第一个是社会主义,第二个是第三世界。所以我就想请秦老师指点,我们怎样平衡这三种身份?

     秦亚青: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他总结得也非常好,我回去以后赶快把总结的三条记下来,下一次再用的时候可以写上。第二个方面,我以前写文章写过,所有的行为体都是多重身份的,比如说我们大家认可在场的一个人,你坐在这儿是听课的人,回到学校是教师,回到家里是父亲等等,都是多重身份的。多重身份,有时候可以同时激活,有时候可以单独激活,这是可以存在的。

     刚才你谈到的,我们中国现在也讲,其实美国也是这样,美国说是一个现状国家,维持现在的霸权体系的主要国家,但是多少人指责他是一个修正国家,比如说他单边主义,布什时期,新保守主义,比如说他虐囚事件,一个人写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章,虐待规范的死亡是由于美国造成的。按理说民主国家支持不要虐待犯人,但是你首先带头,在这上面违反国际规则。所以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多重身份,这是没有问题的。刚才你说的也是如此,我们有一次开了很多会,因为有时候中央让你写一些文件,就是把中国定位定清楚,大家想来想去就是定不清楚,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地区强国,地区大国,世界大国但不是世界强国等等一系列的身份,有很多很多的修饰语,那就说明确实在实际社会中,把人的身份界定到一个方面是非常困难的。我在这个里面,基本上把它归到一个方面,只是谈一个侧面,没有铺开来谈,现在我和学生正在讨论,有一个学生在考虑这个题目,就是说多重身份的干扰因素,这很有意思的一个课题,举个例子说,你在联合国大会里面,大家从法理上都是平等的成员国,一人一票。但是同时你又是一个接受美国大量援助的国家,你投票的时候是发挥第一个身份还是第二个身份?这都是互相干扰的。它也互相加强,在有的时候,所以把这个时候作为一个研究,甚至作为一个个案研究也是很有意思的,你提出的问题非常好。但是真正怎么解决,现在很多人包括中国定位,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想出一个很好的办法来,只能说中国同时具备这些身份。但是前提定位是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是一个国际社会成员,这个我估计现在是争议不大的问题。谢谢!

     提问:谢谢秦老师的精彩演讲。我是一个学金融的学生,我想问您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您刚才提到中国现在学界比较统一的观点是我们国家是一个洛克型的国家。我想在这个基础上问您一个问题,在当前应对气候的大环境下,低碳经济成了国际社会比较受重视的问题,您接触的决策层对中国参与低碳经济意图的主流趋势是什么?学界在这个方面争论又是怎样的情况?将来中国在低碳经济的参与程度上,有个前景,请您谈一谈。谢谢!

     秦亚青:你是来自于哪个地方?

     提问:我是来自于湖南的。

     秦亚青:我就是想是不是来自特别污染严重的地方。首先,低碳经济、气候变化,现在有很多说法,不管怎么说,已经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议题了。在国际关系中,怎么设置议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利,现在是西方国家设计,所以国际社会中西方占主导,基本局面没有改变,所以就形成了气候变化的议程。我记得去年我们和美国有几个大的智库做了一个东西,我们也给他们一定的咨询,当时他们在谈到全球性问题的时候也把这个作为一个非常重大的议题列列在里面,后来很多东西奥巴马政府都采纳了,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前有三个大的报告都是民主党做出来的,后来出了权利和责任这本书,主要理念大家可以看看,气候变化形成了一个辩题,这是第一个方面,他们当时也承认,如果到非洲,到其他地方,他们做这个项目做了很多咨询,世界各地地跑,他们把这个题目列出来,非洲没有一个人把气候变化放在前面,第一大问题非洲提的就是贫困、艾滋病这些问题。到亚洲也比较少,欧洲最多,制定国际议程的方面,西方人还是占了主导作用。

     第二,这个议题本身有没有意义?当然有意义,它确实涉及到人类面临的共同的问题。在新加坡开会,当时人们对气候变化提出质疑,到底变不变还不知道呢,这两天世界各地这么冷,有些人问不是变暖吗,科学家出来解释,正是因为变暖,才变得这么冷等等,但是瑞孝点说了一句话,即使不是一个争论的问题,也要把它做成一个争论的问题,当然他说的是好的方面,我们从坏的方面来讲,做成这样,大国才有合作平台。虽然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者,现在是基辛格公司的助手,也提出了一个建构主义的问题,硬把它建构成一个话题。

     第三个就是刚才你提到的问题,低碳经济等等。从道义上、道理上,应该是人类发展的方向,这个大家都不质疑,因为对大家都有好处,我们谁不希望有一个非常干净、非常清洁的环境,奥运会,给北京市民带来最大的公共物资就是天比以前干净了,大家心里都很高兴。但是要记得一个问题,中国在这方面肯定是要接受这个规范的,接受这个议程,要往前走,但是怎么做,这是分歧。现在世界各个国家发展程度不一样,需求不一样,为什么这一次能够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形成基础四国的群体,就是因为这四个国家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为什么英国这次跳得这么高?因为英国今年面临大选,布朗政府还能不能在台上,工党是不是还能保住,都是问题,所以他把这个作为一个很大的注,作为英国现在最大的得分点放在这儿,结果没有实现他的目标,这才又出来说,中国挟持了哥本哈根会议。大方向来讲,我们提出40-45%,他希望我们提到50-60%,我听到一个人说,温总理到了哥本哈根,布朗又找他,温总理说,你给我说了五次了,别说了。所以这个问题,从大趋势上,这个规范、这个议程,中国都会接受,中国也会向这个方向努力,但是中国设定的目标肯定不会以发达国家设定目标为自己的目标,我们有自己的参照系数,这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也是如此,巴西在会上想妥协了,西方国家又伸出很多橄榄枝,你做到多少,我给你多少援助,这些东西还是很有意思的。大家想到这种问题本身会形成利益上的交换和冲突,因为大家共同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在辩题本身不会出现坚决反对气候变化的姿态。大家都要往这方面做,具体怎么做,几步做,做到哪一步,这是根本问题。谢谢!

     陈岳:上面大概有四位同学和老师就今天的报告提出了问题,让我们再一次对秦教授的精彩报告表示感谢!今天的报告就进行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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