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充足且廉价的今天，企业需要全新的投资方式
2017/4/26 哈佛商业评论
过去50年来，金融资本是公司领导者眼中最宝贵的资源。他们努力让每一分钱都花在最有前途的项目上。20世纪80、90年代，一代企业管理者中最流行的，就是用资本最低预期回报率(hurdle rate，又称门槛比率)评估高额资本投入的价值。通用电气和伯克希尔·哈撒韦等企业，因为投资有道而广受赞誉。
但是，金融资本如今已变得充足且廉价，不再是稀缺资源。金融资本的分配能力已不再是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
多数公司目前真正缺乏的资产，是将能够带来增长的创意转化为新产品、新服务和新业务的能力，而以金融为导向的传统战略投资方式，只会加重前者的稀缺。在决定战略投资排序时，过去的标准方法为的是限制潜在项目领域，鼓励公司投资符合高门槛比率的“稳妥项目”。在多数公司都急于增长的时代，这种方法挡掉了太多投资机会，也导致管理者对明显亏本的投资仍不愿放手。最终，企业累积了大量现金。管理者发现除了赎回股票，资金并无更好的去处。
在资本过剩年代，这种传统的长期规划和持续投资模式已经过时。企业需要全新的投资方式：降低门槛比率，放宽资本稀缺年代的那些限制。过去，企业一般会进行几项耗时多年的大型投资，现在要改为在不同领域、小额多次投资的方式，并做好失败的准备。企业要学会快速识别并放弃无望的投资，积极支持成功投资，将其培养为优秀企业。所处市场发展速度快的创新企业，已经开始采用这样的方式。资本廉价的年代，这种模式将成为各个行业的主要方式。只要资本继续过剩，这种战略的优势就会持续。据我们分析，未来20多年可能都会是这种情况。
金钱泛滥的世界
如今许多商业领袖在职业生涯开始的时候，正处于资本相对匮乏的年代，借贷成本高。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一直是两位数，企业债券和股票交易溢价很高。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末，股东要求的股票和债券回报率回落到“正常”水平，但资本成本仍然居高不下。我们的研究表明，对多数大型上市公司来说，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即WACC，在20世纪80、90年代超过10%。
但在2008年末的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发生了巨变。许多国家在中央银行的干预下，银行汇率创下历史新低。由于经济增长疲软，其后10年间情况并未发生太多改变。许多管理者认为，现在的利率环境是暂时的，未来会恢复过去的资本市场条件。但我们的研究结论却相反。
贝恩宏观趋势小组利用公开数据和专有经济模型，查看了全球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数量及规模随时间变化的过程。我们发现，全球金融资产(基本代表了真实经济条件下，可供投资或用于投资的资本情况)增速不断提高——从1990年的220万亿美元(约等于全球GDP的6.5倍)到2010年的600万亿左右(约等于全球GDP的9.5倍)。预计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比现在增长50%，达到900万亿美元(按2010年物价和汇率计算)，或者达到全球预计GDP的10倍左右。以这种速度，2025年之前全球金融资产将轻松超过1000万亿美元。
总体来看，持续影响这种趋势的有两个因素：
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不断发展。
尽管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前景相对较弱，但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才刚开始发展。我们的分析显示，2010年到2020年间，这些国家的金融资产增长将占全球40%左右。数据表明，2020年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新兴经济体将持续这种势头。
位于“储蓄高点”的人数将不断增加。
劳动力人口因素会加剧金融资产的过剩。在影响全球经济储蓄水平(vs消费水平)的因素中，45岁-59岁的人口数量至关重要。这个年龄段的人已经过了消费的主要年纪，在储蓄和资本累积方面较其他人群比例更高。这些位于“储蓄高点”的人群在2040年之前，占据全球人口很大比例，且数量不断增加，2040年后会缓慢下降。
综合上述因素，我们得出结论：至少到2030年，市场会一直处于资本过剩时期。过多资本追逐过少投资机会的情况会持续多年。
达到历史性低点的债券和股本成本(加上资产负债表上不断累积的现金流)让很多公司拥有非常低的资本成本。我们预计，对价值线指数(Value Line Index)的1600多家企业来说，资本加权平均成本目前在5%-6%之间，这一数值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至少是10%。
战略新法则
资本充足且廉价时，企业要重新审视带来商业成功的潜在假设，并制定出新法则。贝恩的一些客户在思考战略和组织发展时，已经考虑到资本过剩的现实。它们的转变已初见成效，总的来说依循3条法则：
1
降低门槛比率
几乎所有大公司都会在进行新投资时，制定一个明确或模糊的门槛比率，也就是计划投资必须达到的最低预期回报率。如果超过这一比率，就启动投资；达不到则不予通过。在理想状况下，门槛比率须反映出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可根据需要，进行差别风险调整)。
但对于很多企业来说，门槛比率一直高于实际资本成本。根据MAPI的调研数据，我们预计，多数企业的门槛比率和实际资本成本差距可达650至750个基点。结果，企业将太多投资机会拒之门外，资产负债表上现金堆积，很多公司宁愿选择回购普通股，也不针对生产率和增长进行投资。路透社在2016年研究了3297家美国非金融上市企业，发现其中60%在2010年-2015年间赎回了股票。对那些有股票回购计划的企业来说，在回购和股息上花的钱不仅超过了研发投资，也超出了总资本支出。
这里要指出的是，只有在公司普通股严重估值过低时，回购才会给购方创造价值。这种情况下的股票回购相当于低买高卖。然而，虽然管理者坚持认为公司的股票估价过低，我们的研究结果却并非如此。即便公司有充分的金融理由进行股票回购，这一举动也会向投资者发出信号，表明管理层的投资想法已经枯竭，相当于从经济上放手不管，让股东自己去寻找好的投资方向。
在新时期，领导者应该坚决支持将收益投入新产品、技术和业务的开发中。这是那些已回购股票的企业获得新的价格乘数的唯一方式，也是所有公司助力创新和加速增长的唯一方式。如果预期股票回报率是个位数，那么，对管理层来说，为投资者找到可能创造出更高回报的战略投资机会，应该并非难事。只要该投资创造的股本回报高于股本成本即可，我们估计，对多数公司来说大概仅需8%。
2
关注增长
从资本稀缺年代遗留下来的做法是，企业不发展新业务和新能力，却不断对现有运营进行微调。在资本昂贵时期，企业更倾向于进行提高盈利率的投资，不太关注增长。过去几十年里，多数公司都进行了流程再造，包括采用六西格玛，“团队和层级(spans and layers)”等工具提高效率，减少浪费。但与此同时创新率有所下降。经合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自2010年以来，标准普尔500的非金融企业中，近1/3的公司营收增长为零甚至负数。
新时期领导者想要获得成功，既要优化现有业务，又要对新的增长机会投入与前者相当(甚至更多)的关注。因为当资本成本这么低的时候，在促增长方面进行投资的回报远高于提高盈利率的投资。
从上图可以看出，企业促进增长(而不是提高盈利率)方面的投资获益主要取决于资本成本。但现在WACC低于6%，对增长的投资明显超过对盈利率的投资(根据价值线指数企业的平均税前营业利润率判断)。利润提高1%，公司的平均价值仅会增加6%。相比之下，长期增长率提高1%，会带动公司价值提升27%——对于投资的资本来说，后者比前者价值回报高4.5倍。
如果企业想转换战略，关注增长，需要重新评估组织模式。全球最大的广告和营销服务机构WPP就是这么做的。WPP在优化现有业务的同时，不断寻找增长机会，在非传统领域和新地区进行了几十项投资和收购。结果，公司收入从2011年的161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190亿美元，营业利润从19亿美元增长到25亿美元。
WPP成功的关键是采用了CEO马丁·索雷尔(MartinSorrell)称为“水平状态”的组织模式。传统的行业模式中，抢夺客户全球业务时只有单一机构能够参与竞争。而WPP为客户提供了一个内部市场，客户可以从中选择WPP旗下许多不同种类的营销服务。不同的业务部门组成客户团队，通力合作。这样的团队已有约50个，参与员工4万余人，为WPP贡献了1/3的年收入。每个团队都由公司一位客户主管管理，WPP借此协调所有工作。这让客户在拥有选择优势的同时，还能通过合作伙伴掌握业务全貌。这种方法让每个部门都能做自己最擅长的业务，包括数字广告、公共关系、市场分析等。WPP的高管也因此有机会在数字市场、高速发展地区以及数据投资管理等新领域，进行大胆的战略投资。除了制定正规流程、鼓励业务创新外，企业还可以采用非正式流程，奖励持续的业务拓展。
在公司的基因中融入持续性发展并非易事，过去企业因为不够专注和过度多样化遭到不少打击，但这并不是逃避挑战的借口。投资真正的增长机会向来充满风险，管理者必须学会欣然接受失败。正如财捷公司和Paypal的前CEO比尔·哈里斯(BillHarris)所说：“褒奖成功很容易，但我们觉得，肯定那些出色的失败更加重要。”
3
投资实验
在资本过剩年代，领导者有机会做出更多尝试，对表现出色的投资继续加码，剩下的则放弃。换言之，如果钥匙价格很低，在决定要走哪条路之前不妨多开几扇门。
想在新时代胜出，管理者须转变每笔投资都是长期投资的想法。他们必须停止向自己和同事证明，他们能准确预测未来，以及某项业务5年或10年后的表现。管理者应当专注于判断某项投资能否像实验一样，产生价值。若实验没有成功，他们可以(也应该)做出调整。如果公司将投资视做实验，可以解脱出来进行更多投资，超过竞争对手的反应速度，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尤为如此。
以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为例。2005年以来，Alphabet投资了众多新公司。有一些非常出名，例如YouTube、雀巢、谷歌眼镜、摩托罗拉手机、谷歌光纤和自动驾驶汽车。另一些则比较鲜为人知(日常食品配送、共享图片、某项网络车险比价服务)。其中一些投资取得了成功，另一些则败北。但CEO拉里·佩奇(Larry Page)并没有对失败的投资纠缠不休，而是很快放弃了它们。公司因此得以进一步测试其他投资机会，并对有前途的新公司加倍投资。过去3年里，Alphabet关闭了智能家居公司Revolv和车险网站Google Compare，“暂停”了谷歌光纤，并将摩托罗拉移动公司卖给了联想。
同一时期，该公司增加了云服务和谷歌X实验室的众多新项目投资，包括电子隐形眼镜，以及通过平流层气球为农村地区提供高速移动互联网的服务。并非每项投资都获得了回报，但在这种“伟大实验”的思维方式引领下，公司可以探索许多创新的想法，为利润增长创造新的平台。
人力资本：真正的力量来源
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有过一个著名论断：“生产率不能代表一切，但长期来看，它差不多就是一切。”如今企业要用更聪明的工作方法来提高生产率，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需要更努力就可以。企业想要提高产出，需要找到将资金投入、技术创新和新商业模式结合起来的更优解决方案。
但是，所有提高生产率的方式都要由人才来实现。因此在新时代，人力资本——时间、人才、公司员工的精力，以及他们创造和执行的创意，才是超级绩效的基础。毕竟一个优秀的想法就能让公司多年处于业内优势地位。例如苹果手机。很多日常的优秀创意虽然小，却可以让公司将竞争对手甩在后面。
不过，伟大创意不会凭空出现。创意来自工作高效、能力卓越、对工作有热情和创造性的个人和团队。企业若继续将重点放在管理金融资本上，时间、人才和精力这些真正稀缺的资源就无法更好地发挥作用。很多公司的组织构架、流程和实践耗去了大量时间，影响了绩效，让企业损失了近四分之一的生产力水平。即便提高雇员质量及其工作积极性，也只能弥补一小部分产出损失。
换言之，人力资本已成为竞争优势的根本来源。在管理金融资本的基础上，精心严格管理人力资本的公司绩效远超过其他公司。真正严格管理人力资本的企业，生产率较其他公司平均高40%。这些公司受组织阻力的影响较小，在吸引、配置和领导人才方面更有效，能更加充分地利用人才的独特技能。最后，公司可以通过出色的领导力和任务型文化，更好地释放员工可自由支配的能量。优秀的企业最终会拥有巨大的生产率优势，创造出比行业平均值高约30%-50%的营业利润率。随着这种差距的累积，最佳公司和其他公司的价值差距也在不断拉大。
迈克尔·曼金斯(Michael Mankins)卡伦·哈里斯(Karen Harris)戴维·哈丁(David Harding)| 文
迈克尔·曼金斯是贝恩公司旧金山办公室合伙人、公司组织部门主管。卡伦·哈里斯是贝恩宏观趋势小组总经理，在纽约工作。戴维·哈丁是贝恩波士顿办公室 顾问合伙人、全球并购部门前主管。
牛文静 | 译 蒋荟蓉 | 校 钮键军 | 编辑
本文有删节，原文参见《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7年3月《资本过剩年代的战略》(Strategy in the Age of Superabundant Capital)。
《哈佛商业评论·战略简法》编辑|马雪梅xuemeima@hbr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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