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者康有为
2014/12/10 海哥商业观察
推荐说明：又是两个多周的时间没有更新自己的公众号，心里十分歉疚啊!过去的十天都忙什么去了呢？还是先提前剧透一下吧，我带着茶叶的项目上了把央视一个创业类型节目。录制前前后后花了近10天，不出意外会在12月底或者1月甚至更久的时间播出，具体播出时间还得等通知。
现在新媒体太发达，信息快餐读起来真的很累很躁。所以，在没有原创的情况下，我都会尽量把觉得有些深度和不同之处的内容分享给大家。今日分享的是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非典型创业日志》系列文章的其中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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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 星期三 晴
康有为是个好创业者吗？
在丹灶镇的苏村村口，工人们正闲散从厂房中走出。从一串大排档中，我们选了一家四川菜。外来的打工者拥挤到珠三角，也改变了当地的口味。拿出手边的《我史》，那是康有为的自传，写于他流亡日本时。我想找他对家乡的记忆，未料到却和朋友谈起了单向空间的商业模式。
“重度垂直”，我连忙借用了我的朋友牛文文最近的概念——倘若你拥有了一个稳固的、基数足够大的用户，你就可能获得成功。我还记得他最近不遗余力推广的概念，未来的公司就像消费者的宠物，你需要密切的情感联结，并将这种情感物质化。这并非什么崭新概念，人类的一切组织从宗教到党派到公司，都要依赖于这情感与利益的联结。只不过技术革命加快了速度，冲散了旧有的结构、将沉睡的欲望唤醒……在这一轮革命中，所有的情感、思想、行动、消费，都集中于这小小的智能电话中。
这也像是一场巨大的移民计划，人类社会的行为模式向智能手机这个既微小又庞大的虚拟世界中的移民，它丢弃掉很多，又产生出无穷的机会。谁能想到一款APP，能将闲置的车辆都激活起来，或是将无效的、零星的存款变成数量庞大的投资……按照两位麦肯锡的分析家的看法，我们正在进入一场戏剧性的“资源革命”，它将重组我们整个生活。我很是希望，单向空间能在这场巨大的范式转移中，充当某种新角色，从一家传统意义上的书店，变成一个新的知识、价值、趣味的供应商，并通过产品将这些精神需求具体化。
不过，这其中的具体环节却让我大为头痛。迷人理念是一回事，具体的行为是令一回事。将看似庞大的人群转化成具体的、忠诚的购买者比想象得复杂得多。
在苏村闲逛时，这焦虑一直困扰我。1858年，也就是咸丰8年，康有为出生于此。敦仁里的康家老屋如今紧锁，此刻的康有为博物馆是由老康氏祠堂改建的，康有为进士及第的旗杆座仍在院中，“大同”两字悬挂在门牌上，重建的澹如楼也不开放，它们都是僵化的建筑。象所有故居一样，它是重建后的Kitsch(拙劣之作)。离开故居，穿过其他姓氏的祠堂、一条叫“维新巷”的小巷、水塘边的断木、塘中的枯荷花、香火缭绕、在那些沉默的、往往不算友善的老太太(不知为何，她们总让我想起“十三姨”，难道关之琳衰老之后，就是这个模样，在佛山，“文有康有为、武有黄飞鸿”尽人皆知的口号)之后，那个隐约的华南的宗族社会才逐渐出现。
19世纪的广东正是这宗族社会与西方影响的双重产物，它既封闭又开放、富有理想又实用主义、散布世界又保持高度的乡土性。全赖这种特性，康有为才可能在1898年的失败变法后，在海外建立起一个影响力广泛的“保皇会”，这个组织不仅是一个流亡的政治组织、还是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在1899年的加拿大成立时，保皇会就有另一个名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康有为不仅希望这500万的海外华侨成为政治思想与行动的支持者，更希望他们为此提供资金。他甚至相信，这经济行为才可能决定中国的未来。“今日中国所欠缺者固多，而最要者，乃物质之学。各国之强，实在汽电、工艺、兵舰、枪炮、不在乎自由、立宪等空论也”，他在1904年写道。一年后，他还写作了《理财救国论》。倘若西方商人将庞大的中国人口视作希望每个中国人多用一尺布，就能让兰开夏的纺织机不停的运转几十年；康有为就希望这500万华侨能成为他们的会员与投资者。
“集美金四十五万，便可得中国银一百万，即可开办一大银行”、“拟先集本一百二十万元，分作八万股，每股银中国七十二鹰银一拾五圆整”在康有为的信件中充斥着这样的语句。1903年，他甚至创办了中国商务公司，专司财务与投资，督办人康有为、副督办人梁启超。该公司的招股简明章程中声称——“本公司志欲振兴中国商务，凡五金、矿产、轮船、铁路、银行、机器厂，买地垦田等大举”。 保皇会的产业的确多元，电车、旅馆、餐厅、轮船、书局……倘若将报纸视作20世纪初的新媒体，保皇会运营着遍布全球的新媒体，它不仅是政治、思想宣传所用，也是盈利所在。
梁启超负责的《清议报》、《时务报》、广智书局不仅打开了国民心智，也被寄望于获得商业成功。当梁启超感慨自己称为“文字之奴隶”时，他也在为营收所焦虑。在梁启超致康有为的信件中，颇有关于财政状况的讨论——“岂止当招新股时，横滨所存译局银，尚有万金，上海来往流水帐，亦存数千，而帐目亦七八千……”或是抱怨他的募款之不顺利。即使顺利，这些华侨往往不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理想，而是因为他们的同乡身份才给予的。一些时候，康梁还要用哄骗的方式，他们吹嘘他们与光绪皇帝的关系，甚至合成了一张三人的合影(这是绝无可能的)、许诺捐赠者未来的官位、或者投资的高回报……
但他们却都是失败的管理人与投资者，他们是理念人，要变成操作者充满困难。梁启超健笔如飞，但负责的广智书局连年亏损。而康有为则更是一个空想者与任性的管理者。1905年，他游历到墨西哥，被疯狂的地产投机吸引，他创办了“华墨银行”，希望集资，投资于地产。在保皇会的内部通信中，常有这样的语句“买有新地三十个博洛”，这博洛就是英文Block(大楼)的翻译。但是墨西哥内部的一场革命，却最终摧毁了他在此的商业帝国梦。商业还导致纠纷，康有为与昔日学生、朋友的反目，竟要求朝廷“立拿乱首”，还刺杀了昔日的伙伴。
1910年，保皇会最重要企业，香港华益公司、华墨银行相继破产，或许这也是保皇会输给孙中山的原因之一，曾慷慨捐款的华侨们对于康有为失望了，投入了革命者的阵营。
我很是怀疑，倘若康梁生活在此刻，或许也是各种社交媒体、新产业的投资者。就像Google的创始人对于俄国的传统深感厌恶一样，也要用资本与技术达致他们的政治目的。这也是历史的复杂性一面。纯粹的理念从来难以发生影响，它需要组织、行动、传播来完善。康有为也从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者，他从这个小村落出发，在广州的长兴里创办了万木草堂，他招收学生、并将之转化成一个学派，进而催生出一股思潮(四川学者寥平启发了康有为，后者甚至直接剽窃了前者，却因行动产生了更大的思想影响力)，然后将思想转化成政治行动，它在1895年时公车上书、1898年则百日维新，而失败后，竟然还以流亡者之身份缔造了一个流亡的商业帝国，尽管它最终失败了，却对清王朝造成了持续性的压力。而在整个过程中，他的万木草堂的学生充当了中坚的组织者与运营者……倘若以他们与华侨之关系，那似乎是真正的“重度垂直”。
我不知道，这创业的焦灼是帮助我更深的理解了历史的复杂性，还是把我带入了庸俗化的深渊……难道我也要写一本《康有为梁启超论私募与投资》吗？
11月29日 星期六 霾
下午时，龚自珍突然闯入脑海。在中学的语文课本上，读过他的散文《病梅馆记》和一首诗。至于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个人风格，一无所知。似乎依稀记得他与林则徐的亲密关系。
徘徊在脑海里的是他“万马齐喑究可哀”的诗句。他的生活贯穿乾隆、嘉庆与道光，正是盛世转衰之时，全面的危机已然浮现、却尚未到来。他一生生活于悲愤中，才华未舒张，他的敏感与洞察似乎对这个时代毫无用处。他不仅试图将学界从乾嘉学派的琐碎中摆脱出来，重新注入经世与道德精神，还看到了即将的危险。他第一个建议将新疆化为行政区，提醒海上的蛮夷挑战。这令李鸿章在30年后感慨不已——“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轫于书生忧患之所得。”
不过，龚自珍从未享受到这赞誉，他在愤懑中离去，生前惟靠酒色转移注意力。在一些方面，他让我想起俄国知识分子。北京的皇权、莫斯科的沙皇，这两个国家的绝对君主制，都导致了巨大的压抑，让知识人陷入焦灼。不过，中国的知识人却难有俄国式的反抗精神。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系统高度的统一，读书人难以彻底决裂。
“一个新世界在我眼前展开了，它日复一日地成为我整个精神生活地中心。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形成地，但是尽管我还不理解它地意义，或者还很模糊，我已感到，我生来不是属于霰弹和胜利、监狱和锁链一边的。”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写道。那是1825年，一群俄罗斯青年军官想推翻新沙皇尼古拉一世，他们相信后者必定是一名暴君。他们失败了，或死刑或流放。13岁的赫尔岑是一名贵族之子，却从此走上了一条反抗、流亡之路。
他比龚自珍年轻10岁，龚自珍目睹了中国由盛世到全面危机的过程，赫尔岑则看到了尼古拉一世如何把俄国带入了封闭中。当这位沙皇在1825年当政时，他被普遍寄予厚望——“威严的外表、有钢铁般的意志、强烈的责任感，似乎是一位完美的专制君主”。但他的“坚定意志”把俄罗斯带入了一条灾难之路。比起上一位思想开明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成长于反拿破仑战争与战后的保守主义思潮中，他把世界看作一个危险、需要不断对抗的战场，而他把自己与俄罗斯建成一座坚固的堡垒。在他的思想世界中，专制制度、东正教与民族，是最主要的支柱。他相信专制制度正是立国基础，东正教是赋予人民生活意义的官方教会，而独特的斯拉夫人特性则是保证沙皇统治的强大基础。他不是一位向外看，而是一位准备固执的保守现行秩序的统治者，他怀疑一切社会的自发精神与民众的参与。在这套价值观的指导下，尼古拉建立了一套高度个人化、也极度高压的国家统治方式。传统的官僚体制失灵了，帝国的行政系统依靠由各种由沙皇的亲信组建的委员会来完成。这些委员会大多徒劳无功，在关键的改革问题“废除农奴”上毫无作为。他还借由第三厅这样的机构，建立一套严密的审查系统，从大学到报刊，一切自由思想难以容身。以至于他的支持者都感慨俄罗斯有“一种坟墓里才有的、在生理与心理上都在腐烂发臭的寂静”，而后来的一位历史学家形容说“他们试图介入人民的全部生活，实际上他们干涉一切可以干涉的事情：家庭生活、商业交易、私人争吵、发明项目、逃跑的见习修士，秘密警察对这一切都感兴趣。同时，第三厅还收到不计其数的陈情书、投诉信、告发信，他们对每封信都要调查，都要立案。”
尼古拉的确是一位尽职的沙皇。他兢兢业业地巡视整个国家，试图关心人民的日常生活，坚决捍卫俄罗斯的独特与尊严。而且在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当其他国家忙于革命、内乱时，俄罗斯似乎保持了高度的稳定性，一些时候还以“欧洲宪兵”的角色出现，它似乎获得了一直渴望的国际地位。
但真实的俄罗斯在1853年至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暴露无疑。巨大的失败与代价表明俄罗斯仍是一个落后之国。它错过了19世纪迅猛的工业革命，它也未能缔造一个有效的国家管理组织。这一切都缘于一个高度封闭与停滞的政治制度、一套压抑自由思想的意识形态。“冷冻的三十年”，日后的历史学家常这样形容这位勤奋与坚定的沙皇的统治。
在这样的状况下，赫尔岑难逃流放的命运，并最终在西欧终老。但他从未放弃对俄罗斯命运的关注。在伦敦创办他的流亡杂志，书写他的俄国记忆……
终其一生，龚自珍与赫尔岑都未看到历史朝向他们期望的方向进展……
简单自我介绍：秦海，创业卖卖茶，业余跑跑步。自创茶叶品牌每时，目前主营原生态黑茶。了解更多详情请加微信服务号i-teatime或点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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