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无中产
2019/2/23 18:17:00 港股那点事

    

     作者 | 三个火枪手

     数据支持 | 勾股大数据

    

     “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几十年前,一个逃港的妇人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何其决绝!

     这是一段快被遗忘的历史的一个瞬间。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由于贫穷和饥饿,无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怀着一种无奈、绝情,甚至憎恨的心理逃离故土。

     可能许多人都曾想过一个问题:香港因何崛起?答案大多落入“天时地利人和”的窠臼之内:香港北靠大陆,南接太平洋,是远东贸易的最佳选择,此为地利;很长时间内,香港是中国对外的唯一窗口,随后又搭上了西方发达国家转移产业链的顺风车,此为天时;而自上世纪初开始,几轮人口迁移涌入,创造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和需求,此为人和。集齐了天时地利人和的香港,如同拥有了召唤神龙的力量,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这种经典范式的解析,虽正确,却略显冰冷。或许,从这段跨度长达30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史中,从无数人颠沛流离的瞬间中,才能直达心灵地管窥香港崛起之谜的逻辑。

     当年逃港群众对故土有多么决绝,对香港就有多么热诚。当一片土地寄托了无数人殷切的希望时,只要给一点自由腾挪的空间,勤劳的华人都能创造出意想不到的结果。

     此时的香港,就是这样一片热土。

     1962年5月26日,成群结队的逃难者,借着夜幕的掩护,奔向沙头角和新界的深港交界处,此时,人群中有一个母亲背着小孩。

     深港两地搭界的边境北面是山地,南面是平原和丘陵,深圳河由北至南顺流而下,每逢暴雨,新界就会变成一片汪洋。在群众扒开边界铁丝网时,台风雨突然而至,当晚豪雨如注,山洪冲击着人群,无数人被洪水吞噬。狂流急浪之中,这对母子发现了一棵大树,母亲用力地把儿子推到了树上。在这位母亲往树上爬时,有人担心树干断了,伸脚蹬了一下,她摔了下去,瞬间被洪水淹没。

     在这场叫人钻肺穿心的悲剧中,男孩是少数的幸存者,他暗自发誓一定在香港干出一番事业来。

     男孩当时才11岁,叫叶小明。多年后,担任公司高管的他,对《大逃港》的作者讲述了这段往事,并激动地说:“我告诉你,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用眼泪创造出来的!”

     或许这句话才是解开香港崛起之谜的真正钥匙。

     1

     近代中国历史波诡云谲,因缘际会下,香港多次成为社会各界的避风港。

     中英鸦片战争之前,香港只是南蛮之地的一个荒岛,零散地住着些渔民和村夫。1842年战争以清廷溃败告终,香港全境(港岛,九龙,新界)三个部分先后被英国租借。

     在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的全球规划中,香港的定位是远东地区枢纽,这充分发挥了维港四季不冻,联通亚洲各部的区位优势。由此,开启了香港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开挂升级之路。

     伴随港口贸易的兴盛,港岛的金融业也从萌芽、到发展成熟,人口不断流入。而此时,大清帝国黄昏降临。18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战争血流成河,广州等地的群众逃亡香港,港岛人口激增。

    

     中港两地的命运自此分野,在连年战祸下,内地逐渐衰败,而香港则趁势而起。香港和上海这两个样本城市的浮沉,就是过去一个世纪两地命运的分野和迥异的缩影。

     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占据与香港一样的地利,上世纪以来就与香港相爱相杀。1890年代的上海,借助洋务运动的东风,已发展成辐射全国,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名流汇聚夜上海。

     这一时期的香港发展远远落后于上海。军阀混战和随后的日本侵华战争让历史的天平逐渐向香港倾斜。

     1937年上海沦陷,大批银行家、商人和知识分子举家南下,香港人口再次增加,这无疑削弱上海实力,增强了香港竞争力。但在1941年,香港也沦陷了。日占期间(1941年12月25日至1945年8月15日),香港居民被强迫遣散回乡,全港人口从1941年的164万锐减至1945年8月的60万。

    

     抗战胜利后,内地战火没有停止,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溃败,包括上海、广州等地大量技术管理人才,携带着资本、设备,大规模的涌入香港,人口猛增至1946年的160万。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开始到50年代初期,上海(包括长三角地区)移民带来的财富占当时香港社会总财富的1/2以上,包玉刚,董建华都是当初这些上海移民的后代。急速涌入的人流和财富改变了香港的社会结构,华资迅速崛起,逐渐与外资分庭抗礼。这为香港60/70年代的腾飞奠定了重要基础。

    

     但直至此时(1949年之前),香港在经济和金融的规模、实力、影响力方面,与上海仍存在很大的差距。而历史的拐点在有时只在一夜之间,世界突然两极分明,内地与正在急速变化的西方世界从此隔绝。

     不夜城“大上海”顿时沉寂,而这次历史的翻云覆雨手,正成为了香港真正繁荣起点。

     内地几轮运动后,生产效率下降,群众饥寒交迫,生活困难,最后演变成几次逃港大潮。难民冒着生命危险,采取陆路翻网、水路泅渡等方式,从深圳东、中、西三个方向涌入香港。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再后是改革开放后放宽出境限制,于是来自内地的移民高潮再一次出现。上述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导致了香港人口数量呈现跳跃式的变动。据另一数据,1949年后涌入的难民达到100万左右,1949-1978年间“非法”移民又达到100万左右。

     一群充满希望与干劲的青壮年就像一堆“干柴”,跃跃欲试,而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就像一把烈火,香港经济像火箭般升空。

    

     2

     量变引起质变,几轮人口的迁入,深刻改变着香港社会结构的演变。

     文化上,一批知识分子和电影人南迁,比如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这极大地促进了香港文化及影视娱乐业的发展。而南下的海派文化和潮汕文化糅合香港市民文化,形成了一种亦雅亦俗,亦谐亦痞的独特港派文化。经济上,香港的民间财富陡增,消费需求提升,华资崛起,也深刻影响了产业结构转型进程。

     英国人登岛前,香港是一个离岛型渔农社会,经济以渔农业为主,岛民主要以捕鱼、农耕为生,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

     1841年,英国打破香港自然经济体系,将香港开辟为自由港。到上世纪40年代日据时期,一个世纪时间,香港发展成为远东贸易转口枢纽,逐步形成了以转口贸易产业为主、以航运、仓储、船坞业和金融业为辅的产业结构。

     根据克拉克定律,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首先由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人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次产业移动。现实中,多个经济体的发展历程都验证了克拉克定律。但是,这一时期的香港实际上已发展成为一个服务经济体系。其产业结构的演化,并未遵循一般的发展规律,而是绕过第二产业部门直接跳跃到第三产业部门。

     到上世纪40年代末期,上海以及内地其他城市的一批企业家移居香港,他们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技术、人才及市场联系,为香港最初的制造业发展奠定了基础。香港开启了第二次产业结构转型,逐步完成了从转口港向工业化过渡,开始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六十到七十年代,大量的逃港人群即给香港提供了大量的年轻劳动力,这些人有极强的生命力,赤裸裸地欲望促使他们奋力向上,也将香港制造业推至顶峰。

     随制造业之风而起,到香港掘金的第一批港人,跟着这一片热土的冉冉升起积累了自己的第一笔巨富。据统计,在上个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当中有40多个人都是改革开放之前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

     电影《雷洛传》讲述就是那个年代香港“野蛮生长”的大环境:中小商业繁荣之下,暗潮涌动,“黄赌毒”之流也肆意泛滥,充满赌性和投机的证券市场蒙眼狂奔。而人口膨胀开始推动房地产这个巨型发动机转动,为后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埋下伏笔。

     紧接着,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推动下,香港启动第三次产业结构转型,这次转型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并在80年代中后期取得明显进展,到90年代末趋于完成。转型的基本趋势是“经济服务化”,即从原来的出口和制造业为主的经济模式,转变为亚洲区一个与中国贸易和对外关系有着密切关系,由港口带动并以金融等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系。

     这一时期,香港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内地,特别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双方形成“前店后厂”的分工格局。这次产业结构的转型,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香港经济的持续增长,并强化了香港作为亚太区国际贸易中心、航运及航空中心、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发展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服务经济体系之一。

     这是香港这颗东方之珠最闪耀的时刻。

    

     3

     但霓虹闪烁的风光背后,往往隐藏着危机。

     长期看一个城市的命运取决于人口。而人口的流动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又影响着人口的流动。

     回顾香港的三次产业结构转型,一次是外力土地割据直接推动,后两次是在外部因素影响下,市场机制下自动调节的结果,而危机暗含在第三次产业结构转型。

     由于缺乏科技储备,第二产业没有升级,而是出清式地进行制造业转移,直接导致了产业空心化。香港不再成为普通人造梦的天堂,普通人不再流入,存量的人口结构不断割裂。

    

     在初期和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往往能为普罗大众提供各种平等的机会,实现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

     从香港开埠,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鼎盛时期,纺织、手表、塑料花等制造业、中小零售业、餐饮业都能提供大容量的流动机会,普通人能凭借行业经验实现向上流动,跃迁为中产阶级。这期间,冒出来一批塑胶大王、人参大王等顶级富豪的同时,还诞生了数量众多的中产阶级。这些人或拥有高学历,或是普通打工仔,又或住在木屋区的逃港难民……

     这一时期,社会阶层间还保留着许多向上流动的通道,这些通道不止是教育,也可能是各行各业一份普通的工作。当产业空心化后,形成第三产业单极发展,广泛的第二产业流动通道关闭,中产开始坍缩,最终形成了“M”型社会。

     “M 型社会”是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提出的一个术语,指社会正逐渐形成一种双峰结构: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而代表社会富裕与安定的中产阶级则越来越小,不断向下沉沦为中下层阶级,整个社会结构如同“M”型一般。

     根据数据统计,2016年,香港基尼系数0.539,与部分拉美国家持平,贫富差距急速扩大。而香港800多万人,全港领低保综援的人数约为100多万,其中老年人占60%。

     而当此前通过实业沉淀的民间财富,转而投资楼市等资产,甚至是投机式炒作时,房子等资产价格飙升,极大地放大了了“M型社会”,变为极端的“杠铃式社会”。

    

     历史进程中,阶层流动通道数量不断变动。有史以来,类似香港60/70年代和内地改革开放这种有巨大的时代红利的时期屈指可数,但毋庸置疑,教育这个流动通道都是畅通的。而当房价将双峰之间的差距拉大时,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的难度陡增,教育这个通道也逐渐关闭。

     此时,房子既是加剧分化的始作俑者,也成为阶层流动的唯一通道,横亘在“杠铃式社会”的巨大鸿沟之间。

     2010年,60岁香港富豪田北辰,参加《穷富翁大作战》真人秀,体验底层生活,与底层人士同吃同住同工作。体验了两天环卫工生活之后,他放弃了原本五天的节目安排。

     他说,“来来去去都在死胡同”。

     香港阶层分有产和无产,唯独无中产。所谓香港中产,就像在房子这个通道里的沙子,随着房价波动,在有产和无产两端之间来回颠倒。

     而在我们的概念里,中产除了有稳定的工作收入,还代表了愉快、高品质的生活。当房地产成为阶层跃迁的唯一通道时,这些人不得不为高企的房价、不断上涨的房租,忍受无尽的生活工作压力,牺牲休息时间,咬牙“上车”,期待通过房子这个通道实现阶层跃迁。就像香港电视节目《有楼万事足》中有颜有才的女学霸也拼劲洪荒之力,靠打十几份临工,月入四万来冲向自己的买房小目标。

     房价是他们改变命运的信仰,也是信仰的产物。

     4

     回顾香港发展路径,产业空心化又似乎是历史的必然,且不可逆。香港仍要一直背负房价撕裂社会阶层这个包袱,负重前行,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甚至是把当年抄捷径的路重头走一遍。

     前几天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将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提出优化提升中心城市。并首次明确了四大城市定位,其中对香港的定位是:

     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推动金融、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大力发展创新及科技事业,培育新兴产业,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会。

     事实上,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过程中香港是相当积极的。发展到今天,香港最好的出路就是与内地统筹发展,发挥制度优势,专业优势和管理优势,实现香港利益和价值,保住作为内地对外枢纽的基本盘,再好好试图补过去的抄捷径的漏。

     而更广泛且现实的命题是,镜鉴历史,内地一些城市应该从香港的社会问题中思考:如何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参考资料:

     [1].《大逃港》,陈秉安

     [2]. 5000 年来香港人口的变迁,胡阿祥

     [3].《M型社会》,大前研一

     [4]. 《香港结构转型》,冯邦彦

    

    

    

    原创文章投稿入口:tg@gelonghui.com


     读文章,送福利!参与本文评论并转发,将随机抽取三位幸运会员,分别送出格隆汇提供精装数据线一份!每位会员还将送出20格隆贝,后续将有超大用处哦!

    http://weixin.100md.com
返回 港股那点事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