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况必须改变：把干部从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
2018/11/27 20:30:00 基层干部参阅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
总书记指出，现在，“痕迹管理”比较普遍，但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检查考核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文山会海”有所反弹。
这些问题既占用干部大量时间、耗费大量精力，又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结合近来阅读《毛泽东文集》第六、七、八卷的情况，就学习领会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谈几点认识体会。
一、为什么要把干部解脱出来？
干部干部，“干”字当先。干部必须干事，且必须干实事。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干部”。但干部干事，决不能陷入“事务主义”的泥潭。
干部陷入“事务主义”，看似忙忙碌碌，实则疲于应付、疲惫不堪，毫无成效。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一方面，忙而无功，恶性循环，导致工作效率低下，影响事业的发展，造成思想的僵化和庸俗。
另一方面，占用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无益的加班熬夜，不仅熬坏了自己的身体，而且牺牲了亲人之间的感情，得不偿失。
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没有成效，老百姓也不说好。有的甚至南辕北辙，贻误工作。
正是由于这些危害，我们说，事务主义往往成为滋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温床。因此，我们党历来反对“事务主义”。
毛泽东同志指出，“庸俗的事务主义家……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
陈云同志强调，“不忘记经常工作，但必须抓住中心，防止事务主义，乱无头绪。”
在回答如何解决忙而无效的问题时，习仲勋同志说，“成天忙得要命，但工作确实没有做好。毛病在那里？在于不善于使用自己的力量。”
我们要把有限的生命和力量用在刀刃上。
二、把干部解脱出来干啥？
对基层干部来说，就是把更多时间用在抓工作落实上来。
正如总书记所要求和强调的，要激励干部增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事组织和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根本依据，选拔任用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
对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握有一定决策权的领导干部来说，有两件事情，是不能借口工作繁忙而拒绝去做的。一是读书学习，二是调查研究。
先说读书学习。
1943年3月9日，时任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副议长的谢觉哉同志在日记中写道，领导干部应该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做，三分之一的时间读，三分之一的时间想”。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同志曾说：“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邓小平同志也强调：“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有一篇“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是毛泽东认为应当重点讨论的重要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读书”。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
不知从何时起，读书成了另类，成了不务正业的代名词。甚至在个别纪检机关的通报中，竟然出现了“办公室存放与工作无关书籍”的字样。试问，何谓“与工作无关的书籍”？如何来界定？
我们不是要“死磕”，而是感到，这种把读书与工作对立起来的认识，在现代社会还有那么大的市场，实在是很可悲的。
我们读总书记的讲话，不论是在党校培训班上，还是各种场合的会议上，还是与各阶层人士的座谈中，总书记都是谆谆教诲、苦口婆心地引导党员干部，要多读书、读好书，养成爱读书的生活习惯。
须知，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说，读书学习绝不是与工作相排斥的东西，也不是妨碍工作开展的东西，更不是仅仅涉及个人兴趣爱好的附庸风雅之事，而是与工作相辅相成、须臾不可分离的东西，甚至是工作本身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干好任何一项工作，不沉下心来认真读上几本书，领会上级精神，研读文件讲话，而只一味蛮干，能行吗？
习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
这就在新的起点上再一次吹响了读好书、读经典的号角。
再说调查研究。
前一个时期，一些地方“落户新政”被炒得沸沸扬扬。有的在数日之内，政策几番变迁，标准一再收紧。
这足以表明，该政策出台前，相关部门所做的调查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这项政策压根就是某些领导跟风拍脑袋拍出来的。
广大群众最关注最感兴趣的地方是什么？新政策对哪些群体最有吸引力？目前的公共服务保障水平能否满足突然增长的群众需求？
大量人员涌入是否会抬高本就难控制的房价？对相关紧急情况是否做了预案？等等。这些都需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再来看一年前，某省下发全面禁燃烟花爆竹的通知，要求包括乡镇和农村在内，全省范围杜绝燃放烟花爆竹现象，终因库存烟花爆竹难以消化处理、农村禁燃难以操作等问题，无法落到实处。该通知也在下发仅两天后被收回，成为一纸空文。
上述两项政策，都是省一级政府发布的，出台之前也按规定履行了很多严格的手续，但出台之后备受各界质疑，致使政府威信严重受损，其教训不可谓不沉痛。
我们更可以推想，在广大的市、县、乡镇几级，究竟还存在多少这样未经调查研究、未经科学论证而由领导拍脑袋出台的土政策？
前车之鉴足以令后人警醒。
毛泽东同志一生最重视调查研究，曾多次对相关领导同志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针对新中国成立后一些领导干部忽视调查研究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严厉批评道：“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言犹在耳。这些话是不是让一些领导干部坐不住了呢？
任何时候，脚踏实地搞好调查研究，都是做出正确决策的基本前提。各级领导同志，你还能以工作繁忙没有时间而拒绝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吗？
调查研究本身就是你的工作!推脱不得!
三、关于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除付出的精力与工作成效不能成正比外，事务主义更是助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诱因。
无论是要把干部从事务中解脱出来，还是提倡调查研究与读书学习，都是要彻底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确保国家事务和各方面工作的正常开展。
首先，基层容易犯形式主义的错误，领导机关更容易出现官僚主义的问题。这是指各自容易发生错误倾向的危险性，也就是各自需要防范的重点。
对于自身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从来都是不避讳的。在反对官僚主义问题上，更是如此。
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同志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脱离群众，脱离下面的实际情况，关在房子里写决议案，写指示。决议案、指示像雪片一样地飞出去，下面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能不能执行，不去管。”
“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坦然承认包括中央机关在内的领导机关自身的官僚主义问题，这是毛泽东同志反对官僚主义思想的突出特点。
其次，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形式主义的根源在于官僚主义。基层的某些形式主义做法，是上级官僚主义给逼出来的。
1952年秋，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组在调查中发现，某区干部因经常开会及配合各方面工作太多，导致中心工作没有按期完成。对此，基层干部有怨言：“自上而下一级逼一级，自下而上一级怨一级，一级哄一级”。
毛泽东同志在写于1959年四、五月间的《党内通信》中，重点谈了“讲真话问题”，认为“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
这个“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判断，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再次，对上搞形式主义的贯彻落实，对下搞官僚主义的颐指气使，这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表现。
前半句是说，基层和下级机关以形式主义的方式贯彻落实上级部署；后半句是说，上级机关在安排部署工作时，不考虑基层实际，拍脑袋决策，官老爷气息十足。
长此以往，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比如滥发报表的问题。
在《毛泽东文集》里，竟然能读到像《坚决制止滥发统计报表》这样的文章，确实让人有些意外。
但联系一下现实，又会觉得根本不应该意外。问一问基层干部，什么问题最让他们头疼？我想，很大一部分会说各类统计报表。
同一类问题，不同的部门会同时下发各种统计表格，甚至，同一个部门会在同一天，连续下发不同统计口径的几个表格。有的上午发，下午让报送；有的下午发，晚上让报送；基层对此苦不堪言。
1953年5月23日，华北局农村工作部给华北局报送了《关于检查农村统计报表情况的报告》。指出农村报表繁多复杂的混乱状况：
①表格繁多，分量过重。
②内容复杂，毫无重点，面面俱到，无奇不有，用处却极少。
③要求过高，脱离实际，时限太急，无法填报。
④上面乱发，下面乱填，捏造、估计，很不真实。
毛泽东同志为转发报告起草“按语”——《坚决制止滥发统计报表》。指出，县以上党、政、民各级机关所发统计报表，在农村中已泛滥成灾，达到了完全不能容忍的程度。
为此，中央责成各级各部门，对于统计报表问题指定专人加以调查分析，分别宣布停用、保留和改进，并规定简化报表及控制报表的可行办法，坚决制止滥发统计报表的严重现象。
又比如文山会海的问题。
六十年前，山东历城县委在报告中说，不到70天的时间里，开了184次会议。但今天呢？一些地方恐怕比这个还要频繁吧。“文山会海”有所反弹，应该是各地各部门的实际情况。
据报道，一些地方，对开会迟到、看手机、打瞌睡、不认真做记录的人员进行通报批评。我们当然要抓会议纪律，但同时也要问一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是头天晚上加班熬夜太累了？还是同类的会议太多，耳朵都听出老茧来了？还是讲话内容太过枯燥乏味，足以使听众昏昏欲睡？等等。
为什么原本已经开到基层的视频会议，各级还要层层开会传达落实？为什么中央已经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还要通过会议来重复？为什么相关会议非得主要领导同志参加了，才算是重视？
毛泽东同志不喜欢照本宣科式的汇报，曾明确说过：“谁要念稿子，我就打瞌睡，以示反对。”
自己负责的工作，如果真的用心了，难道不能说上几句吗？为什么非得照着稿子念呢？更何况，多数还是别人准备的稿子!
还有变相调研的问题。
形式主义迎合、助长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捧出”“逼出”形式主义。二者如影相随。
这一点，在变了相的调研上，表现最为明显。上级领导需要排场和权威，下级部门只想展示成绩和亮点，二者很容易找到契合点。
殊不知，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摸清实际情况，而绝不是通过层层陪同来显示领导的权威。真正的权威也绝不是来自于这些虚假表面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实事。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本要害，都在于不坚持实事求是。要彻底根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今年9月，中央纪委印发文件，全面启动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工作。在整治重点中就包括，“检查考核过多过滥，多部门重复考核同一事项，考核内容不务实，频次多、表格多、材料多，给基层造成严重负担”的情形。
这种状况应当改变!也必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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