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毛泽东
2019/8/13 20:28:12 基层干部参阅
回 到 毛 泽 东
——学习毛泽东同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心得体会
【题记】 此篇既是两年来关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一个小结，也是阅读毛泽东文集和年谱的一点心得。通读五百万字巨著，本应贡献读者更多，限于时间精力，目前只能如此。毛泽东同志既是思想的巨人，又是行动的圣手。读毛泽东同志的文章著作，最大的收获是能真正感受到正确的方法论的威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永不过时。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今天，在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今天，“回到毛泽东”，绝不是一句无的放矢的空话，而是有着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1
回到毛泽东。
回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四风的“前两恶”，且背后隐藏有体制机制性因素，危害更甚。这个问题不解决，反四风就依然任重而道远。
对于党员干部来说，不能“只管住嘴”，而“收不住心”。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是要解决“收心”的问题，要收摄心神、守好初心。
当前，全党上下正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各单位要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重要内容，用好党史、新中国史这座“精神宝库”。
毛泽东同志作为我们党、新中国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他一生的奋斗史是党史、新中国史这座“精神宝库”的“璀璨皇冠”，是我们当下亟需认真学习并从中汲取营养的“活水源泉”。
《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也就是“两集一谱一传”，千万字皇皇巨著，这是毛泽东同志光辉人生的浓缩与概括，其中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能量，亟待人们去发掘。
近年来，毛泽东同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思想理念、重要论述、实际行动，有关人士已作了梳理、提炼和总结，也有不少的专题研究。笔者结合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实际，谈一些认识体会。
2
形式主义是“应付”工作的“灵丹妙药”。
请注意，这里说的，不是干好工作，而是“应付”工作。
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注意到了形式主义的问题。在1930年5月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他就深刻指出：
“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1页)
此番论断，既讲明了应当怎样正确地执行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又分析了形式主义的表现及其危害，至今仍切中时弊、入木三分，一点也不过时。
热衷搞形式主义的干部都干了些什么呢？
他们看似忙忙碌碌：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不断，一个讲话接着一个讲话不停，一次调研接着一次调研不歇；上级要求啥，他就高呼啥口号，有些口号他还要刻意喊得更偏更左更极端，有些任务目标他还要定得更高更快更迅速。
但就是不干实事。会议一开，就等于工作落实，一部署就等于做到位，不过三五天就要造经验。报表、台账满天飞，花在造表的时间远大于实际干工作的时间。
干工作一大半的精力，都放在耍嘴皮子、督导检查上，不仅自己不干实事，还逼着下级也干不成实事。
这就是热衷于搞形式主义的嘴脸。在根本上，这种嘴脸就是两面人的典型面孔。看似执行上级决策不过夜、不打折扣，实则对上级决策，或者糊里糊涂，或者消极怠工，或者从内心就加以反对。
这样的一种心态，又谈何贯彻落实呢？
3
反对官僚主义，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首次为地方省委题词的主题。
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几乎人人都可以搞，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搞官僚主义。产生官僚主义的土壤，首先必须要有“官僚”存在，也就是要有权力存在。没有权，就没有官；没有官，就没有官僚，自然也就不会有官僚主义。
因此，我们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论述，会发现他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关注，在不同阶段的重点是不同的。
自党成立之日起，毛泽东同志就关注了形式主义问题。特别是在遵义会议前，由于党在某种程度上的不独立，许多方面要受制于共产国际。怎样执行共产国际决策的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解决形式主义问题就显得非常突出。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干部手中的权力，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大大增加了。怎样避免使共产党的干部成为“旧官僚”“死官僚”，怎样在工作中克服官僚主义习气、风气，就成了毛泽东同志不得不着重思考的重大问题。
1950年2月，毛泽东同志访苏回国，在东北沿线视察工作，2月27日短暂停留松江省(1954年与黑龙江省合并)哈尔滨市。
他看到桌上的丰盛菜肴后皱了眉头，看到别墅里的沙发床感到不舒服。当得知松江省负责同志已经住上洋房时，毛泽东同志谆谆告诫干部，住洋房脱离群众，领导干部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在听取省、市领导汇报后，应松江省委负责人请求，毛泽东同志为松江省委题词“学习”、“奋斗”和“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第一次为地方省委题词。(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第97页)
第一次题词，主题就是反对官僚主义，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4
形式主义的重要根源是官僚主义。
不论是形式主义，还是官僚主义，都不招人喜欢，甚至令人憎恨。但恨归恨，不能代替理性思考。
多数情况下，大搞形式主义与大搞官僚主义，这两个问题是伴随而生的。即，要么同时对上虚于应付、对下颐指气使，对上唯唯诺诺、对下趾高气扬，要么搞形式主义是来自上级的压力。
1952年秋，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调查中发现，咸阳一个区因干部经常开会及配合工作太多，导致中心工作不能按期完成。对此，区乡干部有怨言：“自上而下一级逼一级，自下而上一级怨一级，一级哄一级。”
毛泽东同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1953年初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认为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等“五多”问题，基本上不是从区乡生产的，而是从上面产生的，是因为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271-274页)
实事求是讲，看问题要分清主流与支流。骨子里面就爱搞形式主义的领导干部，绝不是多数，只可能是极少数。
如果硬要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两者之间分个主次，官僚主义显然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它可以直接导致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唯上是从，唯领导是从，也就是背后的官僚主义作祟。
更深一层，要“对症下药”，不能“胡庸医乱用虎狼药”。在上、下级之间，解决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问题，应当有所侧重。上级主要是官僚主义问题，下级主要是形式主义问题，而下级的形式主义往往是被上级的官僚主义逼出来的。
5
“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1960年3月14日，山东历城县委向省委报送了《关于贯彻执行省委六级干部会师到田指示的报告》。认为在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着“五多、五少”的问题：“会议活动多，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总结经验少；蹲在机关多，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的组织工作少。”
报告说，县委及各部门自1月1日到3月10的70天当中，共召开有各公社党委书记、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184次。电话会议56次，印发文件1047份，表报599份。县级机关设立的临时办公室达22个之多，经常有100多名干部应付文件表报；全县终日忙于填写投递文件表报的人员约近千名。
县、社领导机关和主要负责干部，多被束缚在办公室里处理这些文件，应付日常事务，对于上级指示，缺乏认真学习，对于本地情况缺乏调查研究，工作作风陷入简单化、一般化；在这种官僚主义作风影响之下，助长了基层干部的命令主义和浮夸作假作风的滋长。
由于表报过多，项目繁琐复杂，时间短，下面就不得不闭门编造，弄虚作假，有的连编造也来不及，如县委整风办公室曾要东郊公社在一小时之内，把全社每一个干部群众对整风的态度统计起来，公社女统计员被人称为“哈哈笑”的小赵同志，被逼得在电话上呜呜大哭。
报告认为，这样来的许多报告和数字，并不能反映工作的真实情况，自欺欺人，为害非浅。
3月22日，山东省委报告中央。省委认为，“五多、五少”情况，是一种官僚主义、事务主义作风，其结果，必然使各级领导严重地脱离实际，严重地脱离群众，什么事也难办好。
难能可贵的是，当时的山东省委没有把责任完全推给下级，而是首先作了检讨，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认为会议、文件、表报多，不少是从省里下去的，首先要从省里关闸过滤。省级各部门，一定要精简会议、文件、表报。
3月30日，毛泽东同志指示，将山东省委、历城县委的报告批发给各省及中央各部门。中共中央专门下达《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认为“这种官僚主义的来源，不能只在县，还在省与中央”。“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65-167页)
这个范例的珍贵价值就在于，在仅仅半个月时间里，一个县委的工作报告，先后被省和中央用来作学习文件。从县里，到省里，再到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都意识到，反对官僚主义，首先要在自己身上找问题、找根源。
只有这样自我剖析，才能找出病根，也才有助于彻底解决问题。
6
形式主义也可以被拿来作为应对官僚主义的无奈之举。
官僚主义在任何时候都是危害更大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尤其不能容忍官气、官架子和官僚作风。
毛泽东同志建议，对官做大了、利令智昏的人，最好是臭骂一顿，使他有所醒悟；(《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91页)任何官员都不要摆老爷架子，不要摆官僚架子，要把架子收起来，要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同上，第287页)
毛泽东同志倡导，一定要打掉官风。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详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55页)
毛泽东同志提出，官气是最低级的趣味。要破除官气，扫掉官气。谁有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挖煤炭的，还是贫苦的农民，只要真理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78-379页)
与对官僚主义的无情批判相比，某种程度上，毛泽东同志甚至能够容忍基层以形式主义的方式来应对上级的官僚主义。
这是有现实依据的。
1958年、1959年前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遭遇挫折，不少地方存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急功近利、虚假政绩”等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多个场合指出，虚报比瞒产更有危险性。原因就在于，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523页)
在1958年11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明确表示，瞒产是一种值得高兴的造假。如果是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造假，也是造得好的。他批判的，是那种只讲成绩、不讲缺点的“空气”。(同上，第527页)
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同上，第531页)
到了1959年3月5日，毛泽东同志在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时，为了给搞“浮夸风”的一些领导干部以警醒，甚至说了一些看似“矫枉过正”的话。他说：
“瞒产私分，完全必要，这是我们的政策造成的结果。明明是我们以及在座诸公叫他们瞒产私分的，是我们的政策要他们这么搞，叫他们磨洋工，叫他们外逃。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同上，第622页)
待到1961年2月，毛泽东同志对前两年的经验教训就有了比较清晰的总结，他与张平化、胡乔木等人谈湖南农村整风问题，当听到胡乔木汇报说：“这几年的经验，就是越偏僻的地方大概是比较好的地方。”毛泽东接着说：“是官僚主义达不到的地方，主观主义达不到的地方，瞎指挥达不到的地方。”(《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第542页)
由此，也反正了我们的如下论断：如果上级用官僚主义的方式来指导、部署、安排工作，甚至不顾实际、瞎指挥，就应当允许下级用形式主义的方式、方法来应对。
7
领导干部心中要有三件大事。
党员干部尤其是握有一定决策权的领导干部，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三件事。一是读书学习，二是调查研究，三是重要文稿要亲自动手写。
第一个是毛泽东同志一生最痴迷的，第二个则是他最擅长的，至于第三个，《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就是明证。
跟毛泽东同志学怎样读书学习。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同志曾说：“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有一篇“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是毛泽东认为应当重点讨论的重要问题，其中第一个就是“读书”。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毛泽东同志向来认为，不重视学习理论，天天搞事务，一定要迷失方向。(《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84页)
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两次向全党干部建议读书。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利用三个月时间，与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学习、研究讨论，风雨无阻。
须知，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说，读书学习绝不是与工作相排斥的东西，也不是妨碍工作开展的东西，更不是仅仅涉及个人兴趣爱好的附庸风雅之事，而是与工作相辅相成、须臾不可分离的东西，甚至是工作本身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干好任何一项工作，不沉下心来认真读上几本书，领会上级精神，研读文件讲话，而只一味蛮干，能行吗？
习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
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都应当从原原本本、老老实实、认认真真读书学习开始。
8
跟毛泽东同志学怎样调查研究。
变了相的调研，是当前基层干部群众最反感的一种风气。
官僚主义“逼出”形式主义，形式主义迎合、助长官僚主义。上级领导需要排场和权威，下级部门只想展示成绩和亮点，二者很容易找到契合点。
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摸清实际情况，而绝不是通过层层陪同来显示领导的权威。真正的权威也绝不是来自于这些虚假表面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实事。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本要害，都在于不坚持实事求是。要彻底根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基本途径就是陈云说的十五个字：“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毛泽东同志曾多次对相关领导同志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针对新中国成立后一些领导干部忽视调查研究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严厉批评道：“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言犹在耳。这些话是不是让一些领导干部坐不住了呢？调查研究本身就是你的工作!推脱不得!
调查研究不是单单依靠报表统计，而要靠实地去看、去听、去问、去谈、去摸底。任何时候，脚踏实地搞好调查研究，都是做出正确决策的基本前提。
1961年3月13日，在南三区(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围绕“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专题作了讲话，并举例子说：“河南要求下边报六类干部情况，今天通知明天就要，这只能是假报告。我们要接受教训。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253-254页)
毛泽东同志一生最重视调查研究，更是公认的调查研究的行家和高手，他在极其繁重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中，亲自做过或组织过无数次深入细致的调查，形成了许多篇对于革命和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高质量的调查报告。
先前，我们读《毛泽东选集》，看到的都是调查研究的成品，现在读《文集》和《年谱》，让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毛泽东同志对于如何开展好调查研究的认真与细致，对于调查研究过程与方法指导的细心和用心。
这些无疑对我们今天更好地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仍具有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
9
调查研究是一门科学。
1.下去调研前，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主要是指，尽可能多地了解需要调查研究的问题和领域，收集一切能够收集到的资料，学习并掌握必要的调查方法。
这里的准备工作，当然不是指，预先就把调查报告草稿写好了的准备。如果是兵马未动而报告已然成形，这是先入为主，又怎能听到真实情况？这样的调研，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走过场。
2.调查组本身要有一定的水平，成员优中选优，并在研究和讨论中形成共同学习的氛围，尽可能就调查工作达成某些共识。
1961年5月28日，毛泽东审阅中央办公厅报送的《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材料，将题目改为《调查成灾的一例》，批示道：“派调查组下去，无论城乡，无论人多人少，都应先有训练，讲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调查达不到目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第592-593页)
3.不要钦差大臣式的、花架子式的调研。
毛泽东同志强调，下去调查切忌张扬，也不要动辄要求各级领导作陪。不要“老爷式的调查”，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不要“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不要“满足于地、县的书面报告”，不要“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
毛泽东对形式主义官僚式的调查深恶痛绝，曾批示道：“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透顶的那种调查法，党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同上，第593页)
4.搞调查研究，先要学会当学生。
毛泽东同志说：“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401页)
不要刚到地方就“哇啦哇啦”地大讲特讲，不要什么情况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先定调子，说自己的工作思路，让地方干这干那，净是瞎折腾基层。
5.要组织好各种类型的谈话，这是确保调查研究取得实效的关键环节。
谈话的首要目标，是尽可能地了解干部和群众的真实想法。
找群众谈话要注意什么呢？“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我们读《寻乌调查》这篇调查报告，就可以看出毛泽东谈话对象的广泛。
找干部谈话的诀窍在哪呢？毛泽东认为，“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478页)
2017年盛夏，笔者曾有过短期的驻村经历。触动比较深的是，与县、乡、村干部和群众交谈所获得的收获，侧重点是各不相同的。
三级干部都在场的正式座谈，大家正儿八经地坐在空调会议室开会，抑扬顿挫地念着稿子。虽然能够了解一些面上的情况，但真实的情况，几乎谈不出什么。
乘坐乡镇干部的车，去村里的路上，跟乡镇领导漫无边际地聊天，反倒能听到一些实话。到了村里，茶余饭后，是搞调研的最佳时机。
夏天的农村，吃过晚饭后，太阳刚落山，站在村头路口，微风袭来，甚是凉爽，很多村民都集聚在那儿闲聊天。这个时候，你若能参加进去，想得到什么信息，几乎毫不费力气。
想到的是，有村干部在场，村民说话就会有顾虑；有乡镇干部在场，村干部说话就会有顾虑；有县里干部在场，乡镇干部说话就会有顾虑。
其实，这顾虑未必全是因为不敢说实话，而是一个县、一个乡、一个村，都是熟人社会，就像邻里之间，很多话确实无法当着面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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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关键的是，要学会搞好座谈式的调研。
毛泽东同志曾说：“搞调查研究，每到一个地方，找几个知情敢说话的人，在一起开座谈会的方式最好。我出来，每到一个地方，找几个人来座谈或谈一谈，就能知道很多情况和问题，这个方法好。”(《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86页)
2017年8、9月份，为制定某项考核方面的制度文件，笔者和另外两名同志到市、县调研，我们主要做了这么几件事：
一是提前把制度文件初稿发给被调研单位。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同志对“强迫受训”和“强迫签字”提出批评：“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不要在一个早上突如其来地把完成品摆在别人面前。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
二是协商确定参加座谈会的人员范围。这个协商要以我方提出人员需求、被调研单位配合的方式进行，还要确保参加座谈会的人员都能提前看到制度文件。
三是座谈会现场，允许市、县领导开场，等他们开过场之后，就把他们请了出去，不让他们参加全部的座谈会。
四是自己主持座谈会，并注意引导好同志们的发言，得让他们想说话、敢说话，并且敢于说出真心话。不能念稿子，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座谈会的氛围带动起来。如果无法形成讲真话的氛围，调查必将毫无结果。
五是自己做记录，不要假手于人。我们同去的三个人，每人都做记录，如实记下每个人发言的重点内容。“自己做记录”，这是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中7条“调查技术”的最后一条。
六是调研结束后，每个人都根据自己记录的情况，对稿子进行修改。然后再碰头，达成一致的修改稿。
七是修改稿出来后，再发给曾经调研的单位，发给参加调研座谈会的同志，看他们提出的意见建议是不是吸纳进去了。如还有意见，可再给我们反馈，这可以叫书面调研。
循环往复最后定稿。我们的那次调研，尽管没有大领导带队，规格不高，排场不大，时间也不长，却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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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毛泽东同志学怎样写文章。
如果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难题比作一座大山，那么，领导亲自写稿子，可以称得上是撬动这座大山的“阿基米德杠杆”。
重要文稿领导干部必须亲自写。这绝不是小问题，而是事关对党忠诚与否的政治态度问题。
1956年春节前夕，时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的康世恩接到通知，要他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当得知毛主席问得非常详细时，康世恩春节都顾不上休息，抓紧时间准备材料，并写出了汇报提纲。
2月26日，康世恩到中南海勤政殿汇报。他回忆说：“我照着提纲念了一段，主席打断说，你不要念了，我这里也有本本，就随便说吧!”接着，整个汇报便在毛泽东和康世恩的一问一答中进行。
毛泽东不喜欢照本宣科式的汇报，曾明确说过：“谁要念稿子，我就打瞌睡，以示反对。”口头汇报的好处：一是实话多，套话少；二是防止虚与委蛇。
这还只是念稿子的问题。念自己写的稿子都不行，就别说让别人代写稿子了。如果念的稿子不是自己写的，毛泽东同志更是要严厉批评的。
1958年初，毛泽东同志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规定：“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59页)
1958年11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想压一压省市委的同志”，怎么压呢？就是每人写一篇报告，“写主要问题，写一个问题也行。要第一书记动手，即使不动手，也是动脑、动口，然后动手，修修补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526页)
1964年3月28日，毛泽东同志在邯郸听取山西、河北省委负责同志汇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情况。在讲到官僚主义问题时，他说：
“有的人，自己不写东西，要秘书代劳。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现在北京当部长、局长的都不写东西了，统统让秘书代劳。秘书只能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么部长、局长就可以取消，让秘书干。”(《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巻，第333页)
自己负责的工作，如果真的用心了，难道不能说上几句吗？为什么非得照着稿子念呢？更何况，多数还是别人准备的稿子!
领导亲自写稿子，这就是本职工作。我们看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的文风，都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的，哪有那么多穿靴戴帽的东西!
1987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任重出差湖北武汉。在东湖宾馆，他一个人关在房里，用了三个半天时间，写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论文，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当时，王任重虽已过古稀高龄，但许多重要文稿信札，都是亲自动手，不要别人代劳。
领导写稿子，肯定不会又长又臭几十页，最多三五页、七八页。当然，不是说稿子越短越好，而是要符合实际，能解决问题。
毛泽东同志的《寻乌调查》，五章三十九节，八、九万字，我们不嫌它长；现在有的调查报告，复制粘贴，空洞无物，应付了事，几千字都看不下去。
讲话稿短了，即使开会，时间也会大大压缩，而压缩了会议时间，就可以让领导腾出时间来思考工作。
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
至少，省委书记这个层面的领导，还应当写稿子。我们读习近平总书记的《之江新语》，232篇评论，哪一篇不是总书记亲自写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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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既是思想的巨人，又是行动的圣手。读毛泽东同志的文章著作，最大的收获是能真正感受到正确的方法论的威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永远不会过时。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今天，回归毛泽东，绝不是一句无的放矢的空话，而是有着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学习理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造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说，有一百至二百个马克思主义者，就能领导几万万的中华民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是加速战胜。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说，用十五年时间，争取一百五十万人真心接受马克思主义就好了。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建立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没有这支队伍就不能解决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和原子能问题。
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真正了解掌握基层的实际情况。
1961年4月25日，毛泽东同志致信在杭州的邓小平，让他起草一个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会议暂定5月15日召开。
他认为，在会议召开前的20天里，参会的各领导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的若干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问题，坚持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268页)
我数了数，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同志详细列举了12类需要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负责同志调查的问题。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看出他思考的深入周密。
即便如此，毛泽东同志对会议准备还是不放心。5月4日，他又专门起草通知，推迟会议召开时间。理由是：“以便多做几天调查研究工作，向群众寻求真理。”
5月6日，毛泽东同志致信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责问李井泉：“你去调查了没有？”在这封信里，他写道：
“我在这里还有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夫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270页)
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对于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的愿望是多么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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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强调，重要文稿领导干部要亲自写呢？
中央和上级是什么精神，领导干部应该最能理解和领会；怎么向下级部署工作，领导干部应该心中最有数。写稿子的过程，既是学习领会中央和上级精神的过程，更是理清思路、部署工作的过程。
公文的目的是用来办公、办事，而不是炫耀文采与辞藻。虽然需要讲究一定的逻辑性、严谨性，但主要还是用来领会上级精神，用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有些精神是秘书秀才们无法领会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毛泽东同志的文章仍是熠熠生辉。梁衡先生在《文章大家毛泽东》一文中这样评价毛泽东的文章：
“毛泽东说，革命夺权靠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他自己却从没拿过枪杆子，笔杆子倒是须臾不离手，毛笔、钢笔、铅笔，笔走龙蛇惊风雨，白纸黑字写春秋。那种风格、那种语言、那种气派，是浸到骨子里，溢于字表、穿透纸背的，只有他才会有。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青史不绝，佳作迭出。向来说文章有汉司马、唐韩柳、宋东坡、清康梁，群峰逶迤，比肩竞秀。毛泽东算一个，是历史群山中一座巍峨的高峰。”
毛泽东同志是终生痴迷于读书学习的，是历来推崇调查研究的，是能够俯下身子亲自写文章的，所以，他的文章才能立意高远、鞭辟入里，豪放大气、文采飞扬，他才能够通过一篇篇经典文章来治国理政、移风易俗，开辟新纪元。
真诚地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学就要真正地学，用心地学，学成真本事，应用于祖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去成就自己人生和事业的双丰收，切莫叶公好龙、空谈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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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劝那些热衷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干部，看似前呼后拥、风光无限，实则不过是山穷水尽、穷途末路，趁早悬崖勒马为妙。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那个因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而被查处的安徽省人大副主任、阜阳市委书记，就是前车之鉴。
望各级领导干部引以为戒。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毛泽东文集》第六、七、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至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版
?你瞎指挥，我就乱报
?不让休息，只得作假
?今天通知明天要，只能是假报告!
?严重的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
?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
?为什么形式主义屡禁不止
?各级机关所发统计报表已泛滥成灾，达到完全不能容忍的程度
?上级用官僚主义指导，下级用形式主义应对
?状况必须改变：把干部从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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