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这些事儿和人，让中医走向分化细化
2016/10/19 厚朴中医
I 走近经典 I是厚朴中医订阅号推出的一个栏目，旨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古代中医经典中与我们现实生活联系紧密的要点，使更多的人能够亲近经典，正知正念。
本文作者是厚朴一期学生。
作者按：我们推出《历史背景下的中医经典》系列文章，意在还原经典所处的历史背景，希望能给我们今天的学习带来帮助。
I走近经典I 历史背景下的中医经典(3)
上一篇我们提到金元四大家，本篇我们进入明清。
《老子》曰：不道早已。曾经横扫欧亚、不可一世的元朝，成了这句话的绝妙注解。元朝统治只经历了不到百年，便在风起云涌的起义浪潮中崩塌灭亡，中国历史进入明代。
经济学家认为，明朝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很能说明明朝的经济特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在两宋和金元时代的基础上，不断变化、深化。
在饮食方面，有两件最有代表性的事情。
其一是随着航海时代的来临，外来食材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我们今天经常吃的很多食物，并非自古就来自本土，很多都是在明朝进入中国的。
比如大蒜、红薯、玉米、辣椒、南瓜、西红柿等。其中辣椒的传入，对中国人的饮食改变简直是革命性的。
当食材有了更多选择之后，中国人对食物的想象力和创造性被不可遏止地激发出来。食品制作方法从两宋时期经过数百年发展，变得空前丰富，比如烧、蒸、煮、煎、烤、卤、摊、炸、爆、炒、炙等。这些方法又根据不同地域的气候和人文特点，形成各种风格迥异的菜系。今天我们所说的八大菜系，很多是在明朝得以完备的。
明代白话小说盛行，我们从这些文学名著中，几乎随处可见方法各异、风格不同的美食描述。
其二，就是白酒。
自元朝从西域引进了蒸馏技术之后，与中国传统的酿酒技术碰撞出了绚烂的火花，高纯度的白酒在中国各地遍地开花。随着明代社会趋于稳定，白酒进入千家万户。
关于白酒，无论是从药性上，还是从酒文化对中国人的意义上，这里都无需赘言，每个中国人，无论饮酒与否，对白酒都太熟悉了。今天，虽然我们可以享用全世界范围内的任何种类的美酒，但中国人对白酒爱恨交织的感情，是任何其它酒类都无法比拟的。
俗话说烟酒不分家，这里顺便提一句，烟草也是在明朝传入中国的。
这些饮食革命，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大众的体质。
反映在医学上，不同学派和科目较宋代和金元时期进一步分化、细化。
明代出现了一大批非常有见地、有水平的名医，比如李中梓、薛立斋、张景岳、傅青主、缪希雍等，而且分科也更加细化。明代中医经典出现更多儿科和妇科著作，比如薛铠的《保婴撮要》和傅青主的《傅青主女科》等。
中医经典的分化、细化，是明朝时期大众生活方式演变的必然体现。
经过漫长的积累，明朝末年，对今天影响深远的温病学派，终于开始露出萌芽。
我们把目光转向苏州。
在汉代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尚在黄河流域时，吴越经济就已经非常发达，文景之治时期著名的七国之乱，首领吴王刘濞仰仗的不就是强大的经济实力？到了南宋，吴越地区的经济之发达，已经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
这其中，苏州地区是重中之重。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是如此美丽富饶，有多少文墨骚客在此留下过经典诗句啊。比如唐朝诗人张继在苏州躲避安史之乱时，写下“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千古佳句。诗句所展现的意境，历经千年之后，读来仍能感觉身临其境。
苏州不仅经济发达、文化气息极为浓郁，更难得的是，这里诞生了好几位对中医发展至关重要的人物，我们后面会陆续提到。
崇祯末年，在一场持续六年、席卷大江南北的大旱中，苏州也未能幸免。
崇祯大旱指发生在1637～1643年间的一场特大旱灾。其持续时间之长、受旱范围之大，为近五百年所未见。期间瘟疫流行、蝗虫灾害猖獗。
在大明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候，天灾犹如火上浇油，又给崇祯皇帝一个沉重打击。
这场瘟疫，把中医温病学派的创始人推上了中医历史的舞台，他就是当时已经年近六旬的吴又可。
吴又可在中医界是个争议人物，首先，他因为《瘟疫论》一书，建立了温病的思路，尤其是提出瘟疫的病理特点、传播方式与伤寒迥异，从而把瘟疫彻底从伤寒体系中独立出来，这堪称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吴又可之后，随着医生对医学体系研究的不断深入，最终使得温病形成一个崭新的体系，形成温病、伤寒双峰并峙的局面，对中医的发展影响至为深远。
但是，因为吴又可仅从原理上把瘟疫从伤寒中独立出来，但是解决方案并没有摆脱《伤寒论》的影响，所以很多治疗方法和方剂，又被后世所诟病，这一方面说明当时人们对瘟疫和温病的理解还在一个比较低的层次；另一方面也说明，多数医生仍然无法摆脱《伤寒论》的束缚。
随着李自成攻占北京，清军入关，中国正式进入最后一个帝制时代。在顺治年间统一全国后，随着局面的稳定，清朝迎来了康乾盛世。
关于清代特点，这里最值得说一说的，就是人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了清代，人民生活条件与宋代之前相比，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客观条件促使中国在康乾盛世期间迎来了人口大爆发，在乾隆时期，人口已经达到三亿。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以清代的生产力状况、交通状况、地域发展不均衡状况，三亿人口是怎样一个数量级。
经历明清交替时期惨烈战火蹂躏的江浙地区，经济迅速回暖，在康乾盛世期间，又成为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引得乾隆六下江南，流连忘返。
气候湿热、经济发达、生活富足、人口稠密的江浙地区，温病是高发疾病，所以江浙地区，注定成为温病思想的摇篮。康乾时期，在吴又可的故乡苏州，中医温病领域又出现了两位重量级人物——叶天士和薛雪。加上其后的吴鞠通和王孟英，合称清代著名的“温病四大家”。
“温病四大家”中，叶天士和薛雪年龄相差不多，又同是苏州人。叶天士著有《温热论》、《临证指南医案》，薛雪著有《湿热论》，都是温病学习的必读经典。
和他们做邻居，苏州人民真幸福啊!
坊间流传着两个人之间曾相互诋毁、又一笑泯恩仇的故事，说薛雪的书房名叫“扫叶庄”，叶天士的书房叫“踏雪斋”。后来因为薛雪治好了叶天士母亲的病，两人冰释前嫌。
当然这些都是民间故事，多半是好事者的杜撰，我们不多谈。这里更想跟大家分享另一位清代大才子袁枚的故事，对我们研究医史很有价值。
小时候语文课上我们都读过“书非借不能读也”， 出自《黄生借书说》，作者就是袁枚，清代的大文学家。
袁枚是薛雪的铁哥们，薛雪为人孤傲，袁枚曾不无得意地说“公卿延之不肯往；而予有疾，则不招自至”。意思是有身份的人请他，他都不爱去；而我一生病，他就不请自来。足见两人相交至厚。
袁枚不仅是做学问厉害，还是个响当当的生活家。大家有机会读一读他写的《随园食单》，就会感叹，为什么人家生活质量这么高!
《随园食单》不仅仅是一部饮食著作，或者说处处透出中医思想的饮食著作，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呈现了清代饮食的全貌，我们得以通过这本书了解到那个年代的饮食达到了怎样的高度。
如同借助《东京梦华录》研究宋代生活一样，《随园食单》也向我们全方位立体呈现了清代的饮食生活。
谈到文人，在清初还有一位大文人李渔，写过一部《闲情偶寄》，其中有一篇《饮馔部》，也特别有代表性。比如“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说明在封建社会后期，已经有不少人吃腻了大鱼大肉，开始力主饮食清淡了。
今天我们的饮食，也许在各种条件上远远超过那个年代，但是要讲对味道的体会，跟袁枚、李渔等相比简直粗鄙不堪。
我们把话题拉回到中医，叶天士对于温病的贡献，相比吴又可，又大大迈进了一步。把吴又可所说的温病自口鼻传入的方式做了进一步发展，在《温热论》中，强调根据温病病变的特点，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为温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后世高度评论《温热论》“补仲景书之残缺”，温病理论自此初步形成。
上篇文章我们提到，来自江苏淮安的一个书生，把中医经典推向下一个巅峰，他就是“温病四大家”中的又一个名医吴鞠通。
1793年春夏之交，时在北京的吴鞠通，经历了一场极为惨烈的瘟疫。我们前面提到清朝人口，以都城北京的人口密度，我们可以想象瘟疫所至的可怕场面。
这次温病性质的瘟疫，令医生们束手无策。以张景岳、吴又可的方法治疗，皆不取效。
经过十七年的艰苦学习，之前“未敢轻治一人”的吴鞠通第一次走上临床：幸存活数十人。
这次瘟疫中，此前毫无临床经验的吴鞠通，没有做纸上谈兵的赵括，他不仅留下了惊心动魄的成功医案，也在临床中对温病特点有了更加切身的认识。他把吴又可与叶天士的理论进一步发展，将瘟疫并入整个温病系统内，把温病真正系统化，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1798年，吴鞠通的《温病条辨》问世，这是温病经典的巅峰之作。
从此，温病与伤寒，开始正式以并列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携手为大众健康服务。
《温病条辨》在叶天士的温病传播卫、气、营、血四阶段的基础上，提出了温病三焦辩治纲领，在理论体系上达到比较完善的程度。
如果大家熟悉中药制药的话，一定知道，制药方面的巅峰之作是安宫牛黄丸。这张方子，就出自《温病条辨》。关于安宫牛黄丸的种种神奇故事，这里不赘述了，大家可以网上自行搜索。
“温病四大家”中最晚出生的杭州人王孟英，经历了江浙地区霍乱流行的洗礼，著《霍乱论》；集温病诸家之大成，著《温热经纬》，跻身“温病四大家”之列。
“温病四大家”，全部是江浙人，个中缘由，非常值得深思。
好了，从江湖地位上说，温病终于自成体系，可以和伤寒平起平坐了。吴鞠通、王孟英等温病泰斗，不说藐视，至少可以平视张仲景了吧？
我们来看看温病大家是怎么看待张仲景和《伤寒论》的，从中我们也能看到，我们的名医是何等胸襟。
《温病条辨》中，仲景二字及引用《伤寒论》的方剂和论点随处可见，并一再赞叹，足见吴鞠通崇拜张仲景到何种程度。
《温病条辨》在撰写形式上，也在效仿《伤寒论》的形式。不仅如此，作为温病经典，《温病条辨》的第一张方子，居然用了《伤寒论》的第一张方子：桂枝汤，这在后世引发很大争议和猜测。
我个人认为，这是吴鞠通对张仲景独特的致敬方式。
王孟英也说到“以轩岐仲景之文为经，叶薛诸家之辩为纬，纂为《温热经纬》五卷”。
回到本系列第一篇的论点，其实中医没有门派，只有以人为本。对此，吴鞠通的这句话，就是最好的注解：“假令长沙(张仲景曾为长沙太守，后人尊称张仲景为张长沙)复起，必不以伤寒法治温也”。
所以良医所念，只有治愈病人，没有门派纷争。
唐代诗人曹松写过“一将功成万骨枯”，我想，每一部中医经典诞生背后，也牵系成千上万的生命。所不同的是，战将通过杀伐而功成名就，彰显史册；中医经典却因良医怜悯生灵，救民于苦难而著述于世，造福万代。
祖先们留下的中医经典，庇护着今天的我们，无比幸福。但是，面对这些经典，又有多少人能参透内中玄妙呢？
医道最忌迂腐，我们推出《历史背景下的中医经典》系列文章，意在还原经典所处的历史背景，希望能给我们今天的学习带来帮助。
这一系列至此完结，行文之末，遥想中医史上那些璀璨群星，或许重新走近他们留下的经典，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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