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点现代文学,做一个刚健而文雅的中年男
2018/9/3 7:28:00张生 冰川思享号

    

     尽管一百年过去了,当年的那些作家也都成了古人,可是他们留下的文字却并没有随着他们一起“作古”。相反,我觉得,他们的文字比现在的很多作家们写得还要新,还要“现代”。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 张生

     上个星期六,即8月24日,我应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朱国华教授的邀请,前去参加了《文艺理论研究》杂志主办的“五四文学百年纪念”的研讨会。

     在上午的大会发言中,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引驰教授的发言打动了我。他借用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的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的思考,把“五四”前后发生的现代文学视作中国文学从先秦到唐宋两个轴心时代之后的第三个轴心时代。

     他认为这三个轴心时代的文学都创造了新的范式并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而且,他对现代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引驰兄学古代文学出身,专治庄子,却不仅不泥古而有此弘通的眼光,让人觉得十分难得。

     会议休息时,我和国华兄聊起引驰兄的这个观点,又聊起“五四”的发生和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谈到白话文也好,新文化也好,其实都出自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比如单单尼采一个人就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两位大师胡适和鲁迅的思想与创作产生了根本性的作用。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图/图虫创意)

     国华兄学文艺学出身,特别致力于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对此他也深表赞同。不过,他同时也叹了一口气,觉得近年来随着时代和文化的转型,能够平心静气的认同这个观点的人似乎已经不是很多了。

     我点头称是。但他的这声叹息却在无意中深深触动了我这个学现代文学出身的人。因为他和引驰兄,还有我其实是同龄人。我们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接受的大学教育,后来又都读研究生,并且留在大学里教书的,大家能有此相近的见解也不奇怪。

     但不同的专业出身,还是有不同的特点,引驰兄学的是古代文学,有着历史的眼光,国华兄学的文艺学,喜欢用理论的视角来审视文学的现象。而我觉得作为一个学现代文学的人,也有着不同于学古代文学和文艺学的人的地方。

     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从八十年代到现在,在中文系研究生的各个专业里,大概现代文学、古代文学和文艺学应该是最受大家追捧的专业了。我是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1987级的本科生,1991年考上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当年大约是十比一的录取率。

     现在我所在的同济大学中文系每年现代文学专业报考人数也是最多的,而我教过的很多成绩优秀的学生也都选择攻读现代文学的研究生。当然,学现代文学的人并不一定就是中文系最聪明的学生,可因为有着专业的影响,却也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点。

     1

     首先,学现代文学的人大都有一种批评的眼光,不愿意盲从。他们不管是对现实也好,还是对过去也好,总是持着批判的态度。

     因为现代文学的第一课,就是以白话文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的精神,就是发起白话文运动的胡适1919年12月在《新思潮的意义》里所说的“评判的态度”。胡适借用尼采的话来解释这种态度,那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

     所以,对过去传下来的“制度风俗”也好,古代的“圣贤教训”也好,社会上的“行为和信仰”也好,都要事先问个“好与不好”,“重新估定”一下,再行确认其“价值”。

     胡适举例子说从前人们认为女人的脚越小越美,可现在人们经过“重估”之后,发现其束缚的不仅是女人的身体健康,还是对人的生命的压抑,就不仅不觉得其“美”,反而觉得是“惨无人道”了。

     当然,胡适也知道,中国男人对女人的“小脚”的“恋足癖”可以废止,可中国男人对自己的思想“小脚”的“恋足癖”却很难废止。所以,他主张对中国的“国故”进行“整理”,也就是“重估”。

     这其中我觉得最让人深思的就是他对所谓“国学”的态度,现在有些人似乎只要一谈起“国学”,一谈起孔子,就不仅有“黄袍加身”的“政治正确”感,还油然而生一种为国家“续命”为生民“立心”的神圣不可侵犯感。

    

    ▲孔子画像(图/图虫创意)

     在我看来,如果说前者不无趋时之嫌,那后者则更多不过是出于“孔方兄”的激励罢了。而在胡适看来,“国学”其实就是“国故学”,并不是什么天赋神籍,无非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留下来的文献典籍而已。

     这里面有“国粹”,可更多的却是“国渣”。而衡量其好坏的标准或者“重估”其价值的天平,就是看其否符合陈独秀讲的两位“现代”好基友即“德莫克拉西先生(民治主义)和“赛因斯先生”(科学)的要求。

     因此,倡导“人道主义”,也即“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周作人,在1919年的《思想革命》中,他干脆就主张不要把孔子的《论语》翻译成白话文,因为他觉得如果是“晦涩”的文言文,其中的“荒谬思想”毒害的人还少一点,翻译成白话文,“流毒无穷”,则毒害的人会更多,两害相权取其轻,就让它索性文言文下去算了。

     所以,无形中,这种“评判的态度”也影响到了学现代文学的人,让很多学现代文学的人养成了一种批评的精神。

     2

     其次,学现代文学的人大都对中国之外的世界比较了解,不会盲目排外。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对“西方的精神文明”有“觉悟”。

     因为现代文学的大家们基本上都有国外留学和生活的经历,研究这些人就不得不对他们曾亲密接触过的异域的文化有所了解。不说“文学革命”的先锋胡适本人在美国留学七年之久,就是其他人也都概莫能外。

     我们读书时,现代文学的大家有所谓的“鲁郭茅,巴老曹”之说,我至今以为仍是不刊之论,这些人中,鲁迅留学日本七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十年,巴金留法两年,老舍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了近五年书,茅盾和曹禺虽然没在国外留过学,可前者对外国文学有着很深的研究,后者大学就是学外文的,他们还分别在日本和美国生活过。

     而且,这些作家们所师法的老师也大都是外国的作家。因此,1925年,郁达夫在其《小说论》里说:“中国现代的小说,实际上是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的”(《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129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他说得对。

    

    ▲郁达夫(图/百度百科)

     鲁迅如果不是看了一两百篇外国小说,不看果戈理的《狂人日记》,若只看唐传奇或“三言两拍”之类的“世情书”,是写不出《狂人日记》的;巴金没看过契诃夫的《第六病室》,怕也是写不出《第四病室》的。

     实际上,白话新诗的创作又何尝不是如此?郭沫若没看过惠特曼,怕是很难写出汪洋恣肆的《女神》,高呼“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

     徐志摩没看过拜伦,雪莱和济慈,怕也是很难成为“保持”自己“灵魂的自由”的“康桥诗人”,因而“永远倔强”,可以任性地唱出“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个方向吹”的孤傲的诗句了。

     冯至如果没有看过里尔克,怕也是写不出带有哲理意味的《十四行》,因为本人已人届中年,顾影自怜,我尤其喜欢他的《别离》中的诗句,“一生里有几回春几回冬/ 我们只感受时序的轮替/ 感受不到人间规定的年龄。”

     而我以为艾青要不是从“彩色的欧罗巴”悄悄“带回了一支芦笛”,同样也是写不出“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感人的诗句来的。

    

     ▲剑河上的叹息桥(图/图虫创意)

     因此,如果说没有外国文学和文化的影响,现代文学就不会发生,或最起码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是一点也不夸张的。所以,我过去在给学生上现代文学课时,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中国现代文学就是留学生文学或者海外华人文学。

     而学现代文学的人耳濡目染,深知老老实实地学习吸收国外文化对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发展的重要性,由此养成了一种比较开放的文化视野。

     3

     再次,学现代文学的人也都有一定的反思精神,不会盲目自大。这是因为,那些现代文学的大家们很多都是一专多能,大都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常人很难企及。

     而且,他们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历经国破家亡,东洋西洋,颠沛流离,立身思想,放荡不羁,随着时代的变幻,他们的命运起伏跌宕,人格也是多彩多姿。

     这也使得研究者对这些大家产生敬佩之心,同时,对自己的能力以及工作有个清晰的认识,从而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有着陈寅恪所说的“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不会轻易臧否人物,苛责于人。

     比如对于郭沫若这个文化巨人的认识,现在就有着各种说法,很多人因其有过几任妻子而斥其为“流氓”,还有很多人对其思想左倾不以为然,对他赞颂新社会新时代的做法不满,认为其是个“无行文人”。

     可我觉得,那些津津乐道于这些话题的人才是“无行文人”。因为真正研究现代文学的人,是不会轻易对他扣下这些帽子的。

    

     ▲郭沫若(图/图虫创意)

     其实,郭沫若不管是对个人的生活还是文学的要求都是比较严谨的,这从他对老友郁达夫的态度可以看出来。他虽然称赞郁达夫才华过人,曾写出“名贵”的小说,但他对郁达夫有时放浪形骸的行径和热衷于在小说里渲染烟花柳巷生活的“狭邪游”不满,并直言不讳地予以批评。

     他对马克思辩证唯物观的接受,也是出自本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留日期间生活和思想的交汇的结果。而他作为一个激情洋溢的诗人,对新社会新时代的歌颂也出自他的真情实感和一贯的澎湃汹涌的诗歌风格使然,并非如现今的人所简单指斥的出于投机心理所为。

     当然,郭沫若不仅是个了不起的诗人,还是个了不起的研究中国文史的大家,他对甲骨文金文的释读,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至今仍不失其价值,这也是为何他在1948年第一届中研院院士选举中虽然身处敌对阵营却依然被胡适等人选为院士的原因。

     除此之外,他还是个了不起的翻译家,他曾花了三十年翻译和修订自己钟爱的歌德的长诗《浮士德》。而他自己也以歌德为理想的人物原型,很早就以“中国的歌德”高自期许,努力在人生的各种际遇中去完成自己。

    

     ▲ 《浮士德》插图(图/图虫创意)

     当浮士德历尽人生的艰辛,追求了灰色的学术,悲剧的爱情,南辕北辙的革命,历经了金融危机,通货膨胀,最后填海造田,兴建了大型水利工程,还发动了一场可怕的拆迁之后,终于抵达了生命的终点。这时,饱经风霜双眼已盲的他披露了自己的内心:

     我为几百万人开拓出疆土;

     虽然还不安全,但也可以自由勤苦。

     原野十分青翠,土壤一片膏腴,

     人畜都在这新地上得到安居,

     勇敢勤勉的人民垒成了那座高丘,

     向那周围移殖都可以衣食无忧。

     外面虽有海涛不断地冲击堤岸,

     而内面却安居乐业如同天国一般,

     即使海潮啮岸,堤有溃的危险,

     人民全体合力,立即把漏穴补完。

     是的!我完全献身于这种意趣,

     这无疑是知慧的最后的断案;

     “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

     然后才能够作自由与生活的享受。”

     所以在这儿要有环绕着的危险,

     以便幼者壮者都过活着有为之年,

     我愿意看见这样熙熙攘攘的人群,

     在自由的土地上住着自由的国民。

     我要呼唤对于这样的刹那……

     “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

     我在地上的日子会有痕迹遗留,

     它将不致永远成为乌有。——

     我在这样的宏福的预感之中,

     在将这最高的一刹那享受。

     歌德借浮士德之口说出的这些诗句也表达了他自己的向往,我觉得,这其中也饱含着郭沫若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理解。

     因为,他同样经历过学术的蹉跎,爱情的历险,文学的创造,也投身过革命的洪流,无数次于死里逃生。1927年“八一”南昌革命后,他在从九江赶往南昌途中曾被二十几个溃兵打倒在地并被一个溃兵夺去佩戴的勃朗宁手枪。

    

     ▲郭沫若全集(图/百度百科)

     当那个溃兵用上了子弹的手枪指着他的脑袋时,他不禁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峰体验,“就在这一瞬间,我自己的脑筋真是清凉透了。那真是形容不出的一种透彻的清凉。种种的回忆在那一瞬时辐辏了起来。”(《涂家埠》,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第2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

     我想,这样的高峰体验可能没几个作家真正体验过,按照郭沫若描述的这种无上的“清凉”感,已经不仅是给眼睛吃冰激凌,而是给“脑筋”吃冰激凌了。

     所以,他在1947年写的《浮士德简论》中,特地征引了浮士德的这段伟大而动人的独白,也应是有感而发。可遗憾的是,和歌德,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一样,郭沫若的“这样宏福的预感”在后来也并未真的实现。

    

     4

     此外,学现代文学的人还有什么特点呢?

     我想,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比较有现实感,比较关心现实,喜欢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进行批评。因为除了现代文学才不过一百年的历史,离现在并不远之外,还有就是因为它是“现代”的,这使得它和我们现在的生活也密切相关。

     所以,读现代文学,感觉就像在读今天的人写的东西,看他们关心的问题,科学,民主,国学,西学,中西文化的优劣,个人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等,感觉我们今天依然还在关心。

     因此,学现代文学的人总是很容易触景生情,总是觉得自己还生活在“现代”之中,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现代文学中的人和事,也总是忍不住对现实发言了。或许,这也是为何现代文学会比较吸引思想活跃的青年学生的原因。

    

     图/图虫创意

     当然,我学现代文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同时还喜欢古代文学,也喜欢外国文学,可只有承前启后会通中西的现代文学里才有这一切。比如读巴金的《家》既让人想起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系列小说,可也让人想起《红楼梦》,《家》里的“高公馆”和《红楼梦》里的“贾府”何其相似,而其中的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也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诗人戴望舒的《雨巷》深受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影响,可诗中的那个“撑着油纸伞”走在雨中像“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诗句,让人不由得想起南唐李璟的《浣溪沙》中的词句“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两者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至于我自己,更是被现代文学所深深吸引。

     我喜欢鲁迅的尖锐的思想,浓烈的诗情。在华师中文系读书时,我每天中午从食堂打完饭后就回到寝室,边看鲁迅的文章边吃饭。我不仅知道了他翻译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模仿尼采写文章,因此被人嘲笑是“中国的尼采”,还不知不觉看完了《鲁迅全集》。

    

     ▲鲁迅(图/图虫创意)

     我喜欢周作人的深刻的见解,冲淡的美文。我在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写的第一篇作业就与他的个人本位主义有关,这也是我研究生期间在正式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他批评义和团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拳匪思想”,他认为他们的那种认为“本国必是而外国必非”是“偏见”,而他们以为“可以用国粹反抗新法”更是一种“迷信”。

     他还指出中国并不是一个大家所以为的讲究“中庸”的国家,反而是个没有宗教却有着宗教狂热的容易走极端的国家,因而他提倡用希腊的中和节制的精神以救济。

     我还喜欢胡适的清明实际,喜欢沈从文的质朴奇幻,喜欢茅盾的细腻宏阔,还有“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的“上海摩登”,而我的博士论文作的就是与他们有关的《现代》杂志研究。

     5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付出都需要努力,任何得到也都有代价,学现代文学让我受益匪浅,可也给我留下了一些后遗症。

     因为我是学现代文学的人,我有时会感到自己似乎与现实多少有点不够合拍。我常常觉得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虽然有高铁,有无线网络,有智能手机,可却依然生活在古代而不是“现代”。

     因为打开电视,总是飘来皇上、娘娘、奴才的叫声,他们争风吃醋,阴谋诡计,只是为了获得皇帝的宠幸。打开报纸,让人觉得冠冕堂皇,乾坤朗朗,可打开网站,跳出来的却又都是让人觉得卑下,肮脏,或让人觉得阴暗,丑恶的所谓新闻和赤裸裸的广告。

     因为我是学现代文学的人,所以当我人到中年时,看到“油腻”这个词最先想到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留法的雕塑家和诗人李金发的有关“油腻”的诗句。

    

    ▲李金发(图/百度百科)

     他在《生活》中有“皮肤上老母所爱之油腻”的诗句,在《希望与怜悯》中,又有“我抚慰我的心灵安坐在油腻之草地上,/静听黑夜之哀吟,与战栗之微星”的诗句,从中可以看出,“油腻”过去其实是健康的,是生命力勃发的象征,而不是现在所说的中国“中年男”的那种特有的猥琐和低俗的贬义。

     更何况,中年男也未必必然走向“油腻”,比如宗白华这位诗人和美学家就很推崇中年男,他认为中年男自带追求“秩序与和谐”之美的“中庸”属性,“中年力盛时的刚健而文雅方是中庸”,“它的以前是生命的前奏,它的以后是生命的尾声,此时才是生命丰满的音乐。这个时期的人生才是美的人生,是生命美的所在。”(《哲学与艺术》,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5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

     这也是为何人到中年的我很喜欢宗白华的原因,当然,我也要腆颜暴露一个小秘密,这与他和我皆为同济和南大的双重校友也不无关系。

     宗白华1918年毕业于同济,后赴德留学,1925年回国后就在南大前身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直至五十年代院系调整才到北大教书。所以,我读他的“流云小诗”也好,读他谈中国的“艺术意境”的文章也好,都油然而生一种亲切之情。

    

    ▲宗白华(图/百度百科)

     因为我是学现代文学的人,我总是觉得现代文学虽然是那么的旧,可却又是那么的新,好像到现在也没有“过时”。尽管一百年过去了,当年的那些作家也都成了古人,可是他们留下的文字却并没有随着他们一起“作古”。

     相反,我觉得,他们的文字比现在的很多作家们写得还要新,还要“现代”。对此,我不知道今天的我们是该庆幸还是该难过。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作为一个学现代文学的人,到今天还能以这样一种方式谈论现代文学,我觉得已经足够幸运了。

     在文章结束之际,我忽然想到,这篇文章其实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国华和引驰二兄有关现代文学的言论所引发,所以,作为感谢,我愿以宗白华的对于中年男的嘉许转赠送给两位朋友,以携手共作一个“刚健而文雅”的中年男。

     当然,我也愿意与读到此文的中年男和即将成为中年男以及曾经做过中年男的朋友共勉。

     (投稿邮箱:bcsxk20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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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生

     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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