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问真答：为什么明军在土木堡之役惨败｜大象公会
2016/5/12 22:04:34小陶 大象公会

    

     “土木堡之变”被视为明代由全盛转向中衰的国变，明英宗被俘也创造了历代明帝“天子守国门”最为严重的一次败绩。那么明军究竟是因何失败？尚在强盛期的明王朝何以不敌蒙古瓦剌一部？

    

     土木堡之变示意图

    

     明英宗朱祁镇像

     有关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众多，但始终回避了一个基本问题：明军人数一向宣称有五十万，而也先的军队至多也就五万人，在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也先仅仅在两天不到的时间内就全歼明军，俘获明英宗，这实在出离常识。实际上这一宣称的数字背后隐藏着明代军政的腐败，以至于实际情况并不如通常所写的那样。

     “五十万”的数字源于时人刘定之的《否泰录》，但此说并未列举可信的依据，反而被后世沿袭，几成定论。直到近十几年，此说才受到明史学者的有力质疑。

     北大历史学系李新峰副教授通过分析正统十四年(1449 年，土木之变当年)京畿地区实际在籍兵力，得出明军即使动员所有京畿卫所，也不过只有 25 万在籍官兵的结论，可见“五十万大军”纯属讹传。

    

     明代北京卫所遗迹

     这与英宗时亲历土木堡之变的兵部右侍郎李贤记述相当吻合，根据他的《天顺目录》，除去朱勇在鹞儿岭(土木堡战役前的一次遭遇战)损失的 5 万兵力，土木堡应只有 20 万明军。但《天顺日录》也存在严重缺陷。李新峰新近的研究表明，明英宗登基之初的京军三大营满额状态下仅有 18 万人左右。

     李贤的缺陷就在于，他混淆了随征军队的性质和京营军额的前后变化。据《英宗实录》记载，皇帝亲征出发前命赏赐京五军、神机、三千等营官军银钱和驮驴。可见当时只出动了京军三大营随征。

     又根据《英宗实录》和《平阴武愍王墓志铭》(朱勇的墓志铭)载，朱勇在鹞儿岭损失的兵力应为 4 万人，所以土木堡的明军总兵力不会超过 14 万人。实际上直到土木堡之变后三大营才增兵至 25 万人，李贤的记述多半源自景泰年间的京营档案。

     这就让明军对瓦剌的优势大打折扣。

    

     明代瓦剌版图

     朝鲜《李朝实录》的记载更是让这个数字也还得再打折扣。其中记载道：“七月十七日, 皇帝领兵八万亲征，……督杨弘三父子伏兵山间击贼, 擒杀四万余级，但传闻此事，而时未有文移可考。”

     古代大军出征，为迷惑对手振奋士气，往往极力夸大自身数量。该传闻中称明军“擒杀四万余级”就是一个严重注水的战绩，这意味着“皇帝领兵八万亲征”很可能也是夸大宣传后的产物。

     然而，这个“八万”的数字比我们前边估算的明军最大兵力数小了许多，既然是当时官方有意放出的夸大消息，朝鲜传闻的英宗所领兵力应该比 14 万更多才对。而李朝方面打探到这样一个数字，合理的解释恐怕就是：明英宗麾下的兵力连 8 万都不到，为壮声势才故意夸大到 8 万。

     一旦接受这个兵力设定，我们再来看明军交锋前的状态就不至于那么疑惑了。目前研究认为也先总兵力有 4 至 5 万人。而《英宗实录》载明蒙交锋前，明军中“众皆危惧”；除了王振外，诸臣都是一片悲观态度，并无人多势众的气象。

     特别是明军抵达土木堡当日，人马饥渴，却将南侧河流的控制权拱手让与一支不足 2 万人的蒙古军。次日被包围后，明军更只采取原地防御的策略，甚至不敢主动突围。这些都不是占据兵力优势一方所应有的表现。

    

     被冲垮的明军部队

     所以，明军即使有人数上的优势也不会超出蒙古瓦剌军队太多，在士气低落、疲于应战的情况下自然打不过也先的军队。

     但是三大营的满额状态仍有 18 万，明英宗何以连半数的军队都发动不出？

    

     明英宗盘腿待俘

     事实上，早在明宣宗时期，京营就存在严重的缺编问题。英宗刚继位时“在京七十七卫，官军士校尉总旗二十五万三千八百……今各营操练仅五万六千，选用不敷况。”即 40 余万兵额的京畿七十七卫，实际仅剩 25 万人；而京营兵力则只剩下 5 万 6 千人，较之 18 万总兵额，尚不足三分之一。其军政腐败程度可见一斑。

    

     明中期顺天府附近地图

     至正统十四年土木堡战役爆发前，兵科给事中叶盛在《水东日记》中更记载，全国卫所 320 万兵额，实际只有一半人员在籍。文中还单列了 35 个京卫，情况并无区别。

     虽然有观点认为该说过于夸张，但参考正统三年，兵部右侍郎于谦的奏文“天下都司卫所发册坐勾逃故军士一百二十万有奇”，说明在土木之变十一年前，全国卫所的空额问题既达 120 万之多，土木之变时情况越发恶劣并不奇怪。

     明朝军队空额的原因很多。除了士兵对从军本身的抵触，从基层管理角度讲，各卫军官克扣军饷，收受军人贿赂，私役军人为家仆，可以造成空额；从后勤筹措角度讲，户部在放饷过程中贪污，在供给衣装等军资时侵夺，可以造成空额；从派遣调用角度讲，工部役占士兵营造建筑、替官营作坊劳动等，也可以造成空额。

     朱元璋在开国时不是没有防范这些腐败问题，他设计了一套非常复杂的监督体制来制约腐败。但事实证明，自上而下的监督体制，效果非常有限。以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变”为例，俺达犯京师，皇帝急命京营出战。

     然而京营军在籍几十万，实际居然只有五、六万人，“户部支粮则有，兵部调遣则无”、“今之提督武臣……平时则役占营军，以空名支饷，临操则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这说明朝廷的监督机构并未发挥其应有作用，甚至这些机构本身也可能在参与腐败。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皇帝竟然一直未能察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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