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助力革命:晚清刺客们的壮志豪情
2018/12/13 22:20:54我是启风 大象公会

     文章来源: 我是启风|启风居(ID: qifengju727)

     启风/文

     1905年9月24日,五大臣从北京出发,赴欧洲考察宪政的日子。端方迟到了半小时,匆匆上车,没注意一个年轻仆人趁机跟了进去。

     这时车头突然与车身撞击,过道中的年轻仆人猝不及防,身子为之一倾,不小心引爆了怀中炸弹。一声巨响过后,铁片四溅,年轻仆人当场被炸得血肉模糊,而五大臣中仅载泽、绍英受了一点轻伤,徐世昌的衣帽被弹片划破。

     这名化妆成仆人的刺客吴樾,正是清季众多为暗杀殒身的革命党人之一。从1900年史坚如暗杀署两广总督德寿,至1912年彭家珍炸死宗社党领袖良弼,革命党人针对满清高官的暗杀行动多达数十次。这些暗杀行动的作用,正如孙中山后来说的那样,

     “其身或死或不死,其事或成或不成,然意气所激发,不特敌人为之胆落,亦足使天下顽夫廉、懦夫有立志矣。”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年轻的革命党人倾心于暗杀呢?

     暗杀有五大好处

     革命党人在暗杀一道上,有今古两位“师父”。其中和他们同时代的“师父”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也即是他们口中的“虚无党人”。清朝最后十几年,无政府主义理论一直是革命党人鼓吹的重点。

     有人统计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封面人物后发现,第二期是“虚无党女杰苏菲亚肖像”——苏菲亚曾参与刺杀亚历山大二世,殉难时只有28岁;第四期是“露国拔苦总督拉加希芝被炸之真景”;第八期是“西班牙王之遭难”……在《民报》所有56个封面人物中,与无政府主义或暗杀相关的有20个。

     对这些暗杀行动,革命党人都是心向往之。他们疾呼,

     “吾今日震惊于虚无党人之事业,吾心动,吾血喷,吾胆壮,吾气豪,吾敢大声急呼以接此潮流而祝曰:杀尽专制者,非此潮流荡薄之声乎!”

     “观其慈忍之念,直接痛快,杀君主,杀贵族,杀官吏,掷家身性命以寒在上者胆,岂有他哉,亦维持其百折不挠之气概以为之。”

    

     图:吴樾烈士

     另一位年纪更大的“师父”是中国历史上的那些轻生重义的游侠们。晚清时,为激起国人的反抗意识,知识分子们一再倡导“尚侠”精神。梁启超即搜集了从先秦至西汉间,曹沫、赵武灵王、豫让、平原君、朱家等数十位“豪侠”事迹,编为《中国之武士道》一书。

     革命党人更不甘于后,学习“豪侠”们的暴力手段,刺杀“敌酋”——大清高官。后来成为著名报人的林白水,曾列举过暗杀的几大好处:“第一不花钱”;“第二不要多联团体”;“第三不至若外人干涉”;“第四不至累地方多杀人命”;“第五可以杀一儆百”。

     在晚清革命组织中,最崇尚暗杀活动要数1903年成立的“军国民教育会”,会内设有暗杀团,由杨笃生主持,“欲狙击二三重要满大臣,以为军事进行之声援”。暗杀团在上海的组织演化为光复会,其主要成员蔡元培曾创办“爱国女校”,意在训练女刺客。后来的同盟会中,也有一个负责暗杀的部门。

     吴樾的豪情壮志

     吴樾是安徽桐城人,生于光绪四年(1878年)。他从13岁参加科举考试,到21岁,也没考下秀才,愤而外出求学,进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读书。在这里,吴樾看到了《清议报》、《警世钟》等“反动书刊”,有了反满革命的意识。也是在这个时候,吴樾结识了他的“革命导师”——陈独秀。

     1904年,吴樾在保定见到了陈独秀介绍给他的赵声,一位晚清重要的革命党人。两人相见恨晚,畅谈了一日一夜。道别后,赵声赠了四首诗给吴樾,其中一首即有勉励牺牲之意,“一腔热血千行泪,慷慨淋漓为我言:‘大好头颅拚一掷,太空追攫国民魂’”。吴樾回信,表示暗杀容易,起义艰难,希望能“某为其易,君为其难”。

     通过赵声,吴樾又结交了杨笃生,建立了军国民教育会的“保定支部”,真正走进了革命党的圈子。杨笃生有着丰富的暗杀经验,万福华刺杀户部侍郎铁良、广西路矿巡抚王之春,他都参与其中。杨笃生见吴樾要使用手枪行刺,很不以为然:“此东洋货,击狗且不中,况人乎?”随后,他关上门窗,悄悄拿出一个大纸包,里面是“一铜制圆罐,可五寸许,直径三寸,四周封固,如罐头食品。”正是杨笃生的“手造炸弹”。

    

     图:杨笃生烈士

     他们拿着这颗炸弹,在北京郊外山中引爆,在场的马鸿亮回忆,“霎时烟起,有声如雷,迥视弹处,俱化碎石。”这个说法似乎不太可信,如果真有这么大动静的话,还能不引来官府的注意吗?无论当日真实情景如何,吴樾由此改变了刺杀思路,也自制了两枚炸弹,准备炸死铁良。可想而知,这种随意制造出的炸弹,安全性能当然没有保障,难怪吴樾行动时会误炸了自己。

     计划已定,27岁的吴樾着手安排后事,写下遗书《自杀时代》,道出心声,所谓

     “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二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

     很快,吴樾以母亲生病为由,请假回家,在芜湖见到了陈独秀、赵声,为自己的刺杀行动做了最后一次谋划。

     吴樾原意是刺杀已经成为满人军界领袖的铁良,正在苦于没有下手机会时,听到了清廷将要命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消息。吴樾不相信清廷真要立宪,在他看来,这是清廷“以欲增重于汉人奴隶之义务,以巩固其万世不替之皇基”。杨笃生也说,“清廷伪为预备立宪,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以愚吾民,恐中国永无再见天日之会矣。”他们当即改变计划,不杀铁良,而杀五大臣,由是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这里还有必要交代一句,吴樾暗杀行动中的两个关键人物——赵声和杨笃生都死于革命成功前夕。1911年5月,数次领导起义失败的赵声,悲愤而死,时年30岁;7月,听说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后,杨笃生大为沮丧,蹈海而死。

     暗杀助力革命

     作为革命党的外围成员,吴樾的刺杀五大臣,表现得有些意气用事,白白牺牲了自己,而没能起到什么真正的作用。更多的暗杀,则有着明确目的——策应起义。

     1900年,惠州起义期间,史坚如刺杀署两广总督德寿,目的是牵制广州的清廷援军。1904年,华兴会发动起义前,黄兴等计划将炸药埋在长沙万寿宫下,在湖南官员给慈禧庆祝七十大寿时,将他们一网打尽。

     革命党策划的历次暗杀,失败的居多,但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后,声称他还要杀铁良、端方、良弼。对于不知道什么地方打出的冷枪,或者突然引爆的炸弹,各地封疆大吏惶惶不可终日,甚至自配护卫、深居简出;京中的军机大臣们也都谈虎色变。

    

     图:徐锡麟雕塑

     肃亲王善耆命人带3万元到东京同盟会总部,向革命党“表示好意”;铁良也不甘落后,“求和于党人,愿出万金以买其命。”在一定程度上,暗杀震慑了满清官员。

     在广东多次镇压起义,也被多次暗杀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对革命党极为畏惧。他在武昌起义后,眼见清廷大势已去,急忙联络革命党,以献出虎门要塞为条件,附从革命。在李准的胁迫下,两广总督张鸣岐反正,广东遂兵不血刃地为革命党所有。

     满洲亲贵们不能像李准那样,轻易地就把祖宗打下的江山让出来。宗社党领袖良弼强烈反对南北议和,要与革命党一战。在革命党人彭家珍看来,“此獠不灭,终为革命大患”,于是炸死了良弼。在这之后,宗社党的满洲贵族们再也不敢反对议和了。

     对于革命党在晚清的暴力活动,不管是暗杀,还是起义,当下都有一些非议,将他们看作是破坏晚清改革的“罪魁”。但是从革命党选择暗杀的前因后果,以及吴樾等刺客殉身不恤的事迹来看,他们都并无私心,只是坚信唯有革命,才能救中国。

    

     图:彭家珍祠堂,三块匾额依次为蒋介石、孙中山、李宗仁题写(照片来自网友LJLJ00127的博客)

     参考资料:冯自由《革命逸史》、黄滔《原杀:清末革命派暗杀研究》、王开玺《简论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与清末政局》、戴迈《论清末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等

     原刊于“九派新闻”,署名杨津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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