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操心年轻人的娱乐只是因为你老了｜大象公会
2019/3/12 22:04:13大象公会 大象公会
娱乐不会至死，只会让世界更加公平。
文｜黄章晋
就算你没看过批判家尼尔·波兹曼的书，也一定听过《娱乐至死》这本书，至少见过有人引用他的观点：
这是个娱乐的时代。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使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可惜波兹曼的著作成书太早，如果他看到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在《贫穷的本质》一书的研究，一定会对娱乐有更严厉的批评。
电视机让谁获益更多？
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研究发现，如果能省出一笔钱来，穷人们一定会把钱首先用在购买电视机、收音机或手机上，而不是用在改善营养、增加教育支出之类。
越是有钱的家庭，越不可能把如此巨大的预算花在娱乐上。在中产阶级看来，勉强温饱的穷人，应该为购买农具、化肥或孩子的教育节衣缩食，而不应该买电视机。
不过，「冲动消费」一说并不成立。这项研究发现，无论是非洲的穷人还是印度的穷人，他们购买电视机、手机时，都不是脑子一热的冲动消费。比如，他们不会卖地、卖耕牛，而是节衣缩食苦苦积攒好几年。
· 《现代快报》曾报道过的河北「贫困村的手机店」，开办于2003年。在当时，即便基本生活条件刚刚满足，很多人也会攒钱买手机
几千年来，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都习惯了为娱乐节衣缩食，只不过这种娱乐是以婚丧嫁娶和其他传统节日的面貌出现的：印度人为女儿准备嫁妆，中国人为儿子准备彩礼、为家长准备棺材，等等。
几乎每个现代政府，都会为改变本国贫困农村的面貌号召移风易俗，希望人们把这种无益的花费用在生产性或长远的支出上，直到电视机、收音机或手机的出现。
班纳吉和迪弗洛收集整理了18个国家的调查数据后发现，在没有电视机和收音机时，人们在婚丧嫁娶和其他传统节日上的花费会更多。
也就是说，电视机、收音机、手机具有强大的替代效应，大幅削减了娱乐消费。
好吧，就算新技术节约了人们的娱乐消费，但他们还是更愿意在娱乐上花钱，却舍不得在可以改善自己生活的长远规划上花钱。
这是为什么？
首先，对越底层、生活水平和文化程度越低的人来说，娱乐具有越大的提升幸福效用。可惜两位研究者只是谨慎地提到这点，并没试图给出更多解释。
你或许本能会认为，我们中国的普罗大众，与这些印度和非洲农村的穷人截然不同，我们当然会有更理性而长远的选择。事实上，这个发现不止在真「穷人」中成立。它是一种相对性，对于所有在信息鸿沟中处于弱势的人都适用。
1970年代末，一台12寸国产黑白电视机，是中等收入偏上工人一年半的工资。1984年，一台索尼21寸彩电，相当于大城市职工两年工资。
家电开始进入中国家庭时，虽然电视机、洗衣机、冰箱三大样并称，但在近三十年时间里，电视机的销售额比所有其他家电品类的总额还多。
当时中国无论城乡，人们狂热购买电视机的行为，和今天印度、非洲的穷人没有任何区别。
娱乐的伟大价值
如果这是目光短浅的典型表现，那么三十多年时间里，我们一定会积累这样的经验：最早买电视机的人，因为眼光短浅，最后都相对变穷了。
生活在物质丰裕、信息发达环境的中产阶级、智识阶层，在看待普罗大众和自己的生活水准差异时，很容易准确估算双方的物质差距，而不太会留意到文化娱乐消费上的巨大差距，进而会误以为举着手机的普通青年们不知道自己最需要什么。
事实上，精英圈层与凡人圈层，最大的不平等恰恰是信息不平等——这种信息往往是以娱乐消费品为表象，而文化娱乐消费品的差距，却又是最容易弥补的。
1980年代，一个陕北农民买一台黑白电视机，可以瞬间把他们家与北京大院子弟的信息差距抹掉一大半。
电视机出现前，这个家庭的孩子与北京同龄人不会有任何共同语言，但电视机出现后，他们就有了极大的共同记忆。
更重要的是，他的孩子在进县城之前，不但对北京、上海的日常有了皮毛的了解，甚至对美国、日本也有和北京孩子同样的看法。他们的父辈，在北京城里人的笑话中，是那种见到火车后，会惊呼火车如果站起来那该跑多快的土蛋。
· 1958年的美国Harlow镇摩登生活照，发达国家的普通人同样享受娱乐对社会幸福指数的提升
娱乐的伟大意义远不止此。
阿Q生活的未庄，人们做大头鱼放半寸长的葱叶，第一次进城的阿Q发现城里人放的是葱丝。这个小小的差异，令阿Q无比震惊。
未庄与县城只有几十里地。在我们生活的世界，葱叶与葱丝的差异在人们习惯偏好中，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在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看来，习俗差别如此之大的人群，却能建立起普遍的信任和善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通过大众娱乐和文化产品的驯化，对那些即使是习俗不同甚至语言不同的人，也能建立起共情。
而我们的驯化，是因为跨文化传播的故事传说、诗歌、小说、戏剧等，虽然会是陌生的场景，但搭载的是人类共同情感和生活体验，能让我们即使从没离开过家乡，也会默认远方的人和我们是一样的。
越是能远距离传播的娱乐内容，越能扩展我们的共情，增进我们对多元文化的开放性。
更多娱乐的未来
2001年，乔布斯接受NHK的采访，被问及后PC时代移动智能终端时，乔布斯留下了著名的我们站在人文和科技的十字路口的金句。
今天再看他的完整回答，更见对人性的卓越洞察。
乔布斯说，第一代计算机主要是对企业有用，第二代的PC，主要是个人获取知识，而将来的智能设备，将用于表达感情。因为现在的带宽不够传递感情，要传递感情你需要更高速的带宽，所以，大多数网上的内容也是没有感情的。
他那句我们站在技术和人性的交叉口，指的就是将来技术上的努力方向，是便于将来人们情感交流和表达。
乔布斯的预言非常了不起。社交媒体之前，人们不会发布自己吃什么、穿什么、在干什么，以及自己的喜怒哀乐；我们不知道人们会如此热爱自拍，如此热爱分享。
乔布斯的预见只是企业家的天才直觉。在认知上，人类学家罗宾·邓巴等人有更清晰准确的阐述。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逐渐变成了社会性极高的物种，有强烈的情感需求，人类天性就喜欢交流分享情感八卦。
电视出现后，大家发现城里人虽然有各种稀奇，但也和乡下人一样有类似的烦恼。再后来，日本人、美国人原来也和我们有一样的脆弱，一样的悲伤，一样的希望。
·《大西洋底来的人》是中国人看过的第一个美剧，捧红了蛤蟆镜、电子音乐、喇叭裤和花衬衫。如果没有电视，中国人对美国的理解将更久地停留在「帝国主义」
而抖音之类的短视频产品出现之后，我们发现，同一段画面、同一个表情，全世界的反应居然是一样的，人们能轻易传递同样的情感。
我们对娱乐、对故事天然的好奇和迷恋，是因为我们生来如此。我们在电视机前看一个小时的电视剧，在抖音上看一个婴儿的笑脸、一只小猫的萌宠，都是我们有意无意地与更广阔的人，建立更丰富多样更细腻的情感交流。
指责的宿命与轮回
当然，引领最新娱乐和情感表达潮流的，永远是年轻人。所以，娱乐产品一定会遇到更多「会不会毁掉孩子」的质疑。
我们对电视机、电脑出现后的各种声音不算陌生。甚至，我们偶尔会部分接受一些担心年轻人和孩子是否会受负面影响的理由。所以，我们有必要知道一点点如下历史：
十五世纪，德国人古腾堡发明了印刷术，这是人类历史上知识信息传播的伟大飞跃。但是，在你看来绝无可能遭到指责的技术，同样遇到了严厉指责。
因为此前，阅读在欧洲是一件严肃庄严的事，主要是在宗教学习机构，由一个人当众朗读，围座者跟随。印刷术出现后，书籍「泛滥成灾」，集体读书变成一个人随便捧着甚至躺着读，通俗读物也跟着泛滥起来。这是一个年轻人不再敬畏和尊重知识堕落时代。
· 很多今天的经典名著，在作者的时代都是通俗读物，比如简·奥斯汀和狄更斯的大部分作品
任何技术进步，都会遇到以担心年轻人和孩子为理由的反对，而且理由都差不多。而且区分一个人会是什么态度也很简单：年龄决定态度。
道格拉斯·亚当斯曾提出过科技三定律——任何在我出生时已经有的科技都是稀松平常的世界本来秩序的一部分；任何在我15-35岁之间诞生的科技都是将会改变世界的革命性产物；任何在我35岁之后诞生的科技都是违反自然的，将成为文明终结的开端。
传播技术的每次进步，都会极大地扩展娱乐的丰富性和类别的多样性，更重要的是，扩展了人们在信息上的平等和共情的范围。
一个能看香港台的广东人，和一个电视机里总是雪花的青海牧民，能获得的信息差距还是很大。而且你能看到什么，并不取决于你自己。
移动互联网时代，世界变得更平等了。
比如，一个家住北京东三环的孩子，和一个家住西部县城的孩子，在抖音上接触到同一信息的机会是平等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了发布内容和被关注的平等机会。以及，平等地被父辈担心变成奶头乐的牺牲品。
也许，年轻时被指责是每一代人的宿命，而娱乐则永远是最合适的罪名。
一个设备、一项技术，一个平台如果广为普及，就难逃被怪罪的命运，比如抖音让年轻人沉迷，电视机让人娱乐至死，谷歌则让我们变成了傻瓜。
· 《谷歌把我们变傻了》的作者尼古拉斯·卡尔把此文扩展成《浅薄》一书，获2011年普利策奖
所谓的「奶头乐理论」，据说这是美国高级智囊布热津斯基的观点，大意是只要把低俗的娱乐内容塞给公众，他们就像婴儿被塞上了一个奶头，慢慢丧失热情、抗争欲望和自主思考的能力。
这只是一个阴谋论。
没有任何一家具备公信力的英文媒体、机构网站、学术期刊提到过布热津斯基的这一「理论」，他本人更从未有过任何表态。而且，「娱乐业是精英控制大众的奶头」这一说法也不符合布热津斯基的政治立场。在基本价值观和政治立场上，他与好莱坞是对立的。
比起新的传播技术对信息鸿沟的弥合、娱乐对拉平人类幸福指数作出的贡献，任何阴谋论都是站不住的。
最后，当你开始操心年轻人的娱乐，说明你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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