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是可以纵容武将吃人的
2020/1/22 23:47:21 大象公会

     读《宋史》赵匡胤时代的人物传记，很容易发现两桩有意思的奇事。

     第一桩，宋太祖一朝的武将们，似乎集体成了佛教徒。

     稍作列举：

     ①石守信：“尤信奉释氏，在西京建崇德寺，募民辇瓦木，驱迫甚急，而佣直不给，人多苦之。”②韩重赟：“信奉释氏，在安阳六七年，课氏采木为寺，郡内苦之。”③吴廷祚：“治家严肃，尤崇奉释氏。”④李崇矩：“信奉释氏，饭僧至七十万，造像建寺尤多。又喜黄白术，自远迎其人，馆于家以师之，虽知其诈，犹以为神仙，试已终无悔恨。”⑤崔翰：“晚年酷信释氏。”⑥王仁镐：“性端谨俭约，崇信释氏，所得俸禄，多奉佛饭僧，每晨诵佛经五卷，或至日旰方出视事从事刘谦责仁镐曰：‘公贵为藩侯，不能勤恤百姓，孜孜事佛，何也？’仁镐敛容逊谢，无愠色。当时称其长者。”⑦陈思让：“累历方镇，无败政，然酷信释氏，所至多禁屠宰，奉禄悉以饭僧，人目为陈佛子。”……

     第二桩，宋太祖时代这些皈依佛门的武将们，几乎全是些贪财好色之徒。

     也稍作列举：

     ①石守信：“累任节镇，专务聚敛，积财钜万。”②王全斌：“破蜀日，夺民家子女玉帛”，纵兵大掠蜀中。③王仁赡：破蜀之日，“纳李廷珪妓女，开丰德库取金宝”。④楚昭辅：“颇吝啬，前后赐予万计，悉聚而畜之。尝引宾客故旧至藏中纵观，且曰：‘吾无汗马劳，徒以际会得此，吾为国家守尔，后当献于上。’及罢机务，悉以市善田宅，时论鄙之。”⑤崔彦进：“频立战功，然好聚财货，所至无善政。”⑥曹翰：“贪冒货赂。” ⑦张铎：“州官岁市马，张铎厚增其直而私取之，累至十六万贯，及擅借公帑钱万余缗，侵用官曲六千四百饼。” ⑧田景咸：“性鄙吝，务聚敛，每使命至，惟设肉一器，宾主共食。” ⑨王晖：“性亦吝啬，赀甚富，而妻子饭疏粝，纵部曲诛求，民甚苦之。”……

     皈依佛门，要讲求慈悲之心，不应该再有“专务聚敛”、“夺民家子女玉帛”之类的行径。赵匡胤时代的武将们，却一面集体皈依佛门，一面集体“专务聚敛”，这种诡异的“对立统一”背后所潜藏的，其实是武将们强烈的求生欲。

     自唐末藩镇割据延伸到五代，百余年的动乱形成了一种“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游戏规则。赵匡胤时代的武将们，大多有着后周旧臣的身份，某些资历深厚者甚至历仕三朝以上(如慕容延钊)。赵匡胤以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自然也担心这些在五代大染缸里浸泡已久的武将们有样学样——势小者惯做墙头草，哪边风大哪边倒；势大者则蠢蠢欲动，以石敬瑭、刘知远、郭威等前辈为榜样。

     为了睡得更踏实，称帝之后，赵匡胤即在全国推行一种新的“更戍法”：朝廷分遣禁军戍守边城，各军区之间的部队须经常换防，“使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按《宋史.兵制》的说法，此法优点颇多，既能防止将领们化朝廷之兵为私人武装；部队间经常调动，还可以改善部队腐化骄惰的习气。弊端则是，宋军也自此陷入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困境，对外的战斗力大为减弱(倒并不影响对内镇压普通民众)。与“更戍法”相配套，对那些威望高、能力强，掌兵已久的将领，赵匡学东汉的光武帝刘秀，自导自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一劳永逸斩断了他们与军队的连结。

    

     图：赵匡胤

     赵匡胤严重的猜忌与严密的监视，让武将们集体养成了战战兢兢、谨小慎微的的处世风格。换言之，这些杀人如麻的赳赳武夫，并非服膺佛祖的慈悲，而是恐惧赵匡胤的猜忌；他们的贪婪好色未必出自本性，更多是在响应赵匡胤的鼓励——对于武将的贪污腐败，赵匡胤长期持默许态度，盘剥百姓固然不闻不问，即使侵吞数额巨大的公款，也往往不会受到实质性的惩罚。

     初时，武将集团的贪腐尚是做秀成分居多。《宋史》评价石守信的疯狂敛财，说他“岂非亦因以自晦者邪？”，可谓相当透彻。王全斌早年的为人，是“轻财重士，不求声誉，宽厚容众，军旅乐为之用”，克蜀之日却亲自带头敛财，且放纵部下大肆搜掠蜀中，“侵侮宪章，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如此反常无疑也是为了自污求保——克蜀之功太大，赵匡胤赏无可赏，惟有用一场声势浩大的“自污”，才能安抚赵匡胤对王全斌的猜忌之心。

     在赵匡胤时代，没有自污而能保全终身的，唯有曹彬一人。这既有赖于曹彬自己懂得韬光隐晦，也与曹彬身为“宋朝开国第一名将”，赵匡胤有意将其树立为典范有直接关系。韬光隐晦的首要之务，是要有自知之明。灭南唐之役，赵匡胤于出征前鼓励曹彬说：“攻克李煜回来，我用你做宰相”。副帅潘美提前祝贺曹彬，曹彬让他且慢祝贺，说这仗打赢了自己也做不了宰相，潘美不明白继续追问，曹彬意味深长地回答：“太原军阀刘继元尚未平定。”凯旋回朝时，果不其然，赵匡胤对曹彬说：“现在军阀割据未平者尚多，你做了宰相，品位已极，岂肯再替我努力奋战？再等一等，为我攻取了太原再说。”赏赐曹彬五十万钱了事。曹彬对此看得很开：“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过多得钱尔。”(《涑水记闻》)作为赵匡胤刻意树立的榜样，据《宋史》记载，曹彬在朝从不违迕赵匡胤的旨意，也从不谈论他人过失；从不以名位功绩自重，路遇士大夫总是先调转车头避让；甚至从不直呼属下小吏的名字。赵匡胤曾让他评价当朝官员，曹彬的回答是：“军事之外的事情，非臣我所应当知晓。”

     但曹彬是不容易学的。相较之下，把自己搞成一个贪财好色的假佛教徒，更能缓解赵匡胤对自己的猜忌之心。赵匡胤也乐于看到他们一面贪财好色，一面假模假样用“信奉释氏”来装点自己有慈悲之心。在这样一种彼此心照不宣的纵容下，宋初的某些武将，遂将人性的丑恶面极端地释放了出来。

     比如，猛将王继勋“专以脔割奴婢为乐”，所谓脔割，就是将肉割成一块块零碎。某日，王继勋府中围墙因大雨坍塌，大量奴婢逃出牢笼，跑去官府求助。事情闹到赵匡胤那里，他“大骇”之下，对王继勋下达了一份看起来特别狠的判决：“削夺官爵，勒归私第。仍令甲士守之。俄又配流登州。” 但这份判决只是做样子给外界看，并未真的落实，没等王继勋启程上路前往流放地，他已被改授为右监门率府副率。开宝三年，王继勋又被任命为西京洛阳的行政长官，到任后变本加厉发泄自己残暴的本性，他开始吃人了：“强市民家子女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食之，而棺其骨弃野外。”人贩子和棺材商人日夜出入王继勋府中，造成一种极为诡异的门庭若市。有了上一次的教训，洛阳百姓对上诉官府不再抱持希望，一切听天由命。赵光义上台后，王继勋被处死，官方统计得到的数据是：自开宝六年到太平兴国二年，短短五年时间里，王继勋前后亲手杀掉和吃掉的奴婢多达一百余人。如此丧心病狂之人，却可以在赵匡胤时代逍遥自在，无拘无束。(《宋史.王继勋传》)

     宋初武将吃人者，王继勋并非特例。有斩杀韩通之功的军士王彦升，后来做了防御使，也吃人吃得满嘴流油：“性极残忍，俘获戎人，则置酒宴饮，引胡人，以手捉其耳，对客咀嚼，徐引卮酒。戎人血流被面，彦升笑语自若。前后啖数十百人”(《渑水燕谈录》)。这个吃人狂魔，同样在赵匡胤时代逍遥自在，寿终正寝。

     与纵容武将贪财好色、甚至对其杀人吃人也不闻不问相反，赵匡胤对文臣的道德品质和人格操守，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他对郡县各级官吏的贪污腐败问题抓得很严，“颇用重典”、“尤严贪墨之罪”。开宝四年，英州长官王元吉一月内贪污受贿七十余万(与武将们疯狂的敛财量比起来，实在是不值一提)，赵匡胤亲自下达特别诏书，将之处死(按律罪不至此)，以示惩戒。

     赵匡胤希望文臣们在各个方面趋向完美，同时也乐见武将们的道德残缺与人性扭曲。在他看来，这畸形对立的二者，均有助于他坐稳自己的帝位——前者可以提供更好的地方行政官员；后者可以消除“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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