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 为什么总被文艺作品关注?
2015/10/17 健康报

     每年的10月为世界乳腺癌防治月,10月18日为防乳癌宣传日。乳腺癌位居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的首位,患者不仅要忍受来自身体的伤害,还要承担一系列的心理负担。

     今天,让我们跟随本文作者,从影片《余命:为爱而生》的情节、角色和所传播的健康信息切入,运用叙事医学的视角,细数乳腺癌患者的心路历程与生命境遇,透视其生死观与疾苦观,同时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本土癌症与生死主题影片的创作思路与方向。

     乳腺癌因其隐喻意义更多地成为作者关注的主题

     乳腺癌患者多需要选择以手术为主的治疗方式,患者经过放化疗、手术后,日常生活、身体健康受到极大影响,癌症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心理负担。而乳腺癌之于患者,可能还不只是单纯的生理性疾病,更是一个带来生命状态转折的生活事件。身患乳腺癌,对很多患者意味着身体性与社会性的双重消亡,同时把女性性别身份推向边缘化。

     疾病是中外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乳腺癌作为有隐喻意义的疾病,更成为作者关注的主题。近年来,国内也涌现出一些以此为关照的作品:小说主要有毕淑敏的《拯救乳房》、西西的自传体小说《哀悼乳房》、于娟的生命日记《此生未完成》。纪实文学有叶丹阳的《珍爱乳房》、《新生日》。电影主要有《天生一对》,电视剧有《活着真好》等。国外也有很多此类题材的作品,如日本影片《生命最后一个月的新娘》、荷兰影片《陪你到最后》,美国学者、作家苏珊·桑塔格的作品《疾病的隐喻》中也有所提及。

    

     毕淑敏《拯救乳房》

     这些文艺作品力图展现女性经历乳腺癌的生命境遇,在叙事中体现对于疾病的哲思。同时,这些故事对患者和医生而言也有其意义,医生在患者的故事中理解疾病对于患者的意义,进而更加理解患者,尊重患者的故事;患者在自身或其他病友的故事中,不断完善自身对生命与疾病的体验,树立积极的疾苦观与生死观,更坦然地带病生活。这也体现了哥伦比亚大学医生卡荣(Rita Charon)提出的通过文学叙事丰富医学内涵的叙事医学的理念。而医护人员和患者在赏析这些作品的过程中,本身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叙事医学的临床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医患共同看一部影片或文学作品,可以对故事进行认知、吸收、理解与阐释,加深医患之间的理解,使整个诊疗过程更加深入而温暖。

     医者、患者的双重身份在主人公身上冲突强烈

     在这些以乳腺癌为主题的作品当中,日本电影《余命:为爱而生》讲的是一个让人笑中带泪的故事。

    

     《余命:为爱而生》海报

     孕育生命对于女人来说可能是件最令人喜悦同时也很平常的事情。但对于38岁的外科医生百田滴来说,这却使她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抉择。10年前的她在做医生之初就被确诊乳腺癌,但依然在这种情况下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与爱人结婚,同时仍然坚持工作。而本来已失去怀孕希望的他们恰恰在这时收获了孕育生命的机会,这对于百田滴来说倍加珍贵。百田滴隐瞒自己此时癌症复发的事实,带着丈夫回到故乡,享受一段和亲朋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并生下了他们的宝宝,并在几年后安然离世。孩子跟着父亲健康地长大,延续着母爱。而百田滴医学院出身的丈夫,这时也重新回到医院,做回了本行。

    

     《余命:为爱而生》剧照

     作为医生,百田滴曾为很多患者进行过治疗,见证过疾苦与生死。而作为癌症患者,她不仅因疾病很难完成外科工作,也因为病情的发展,更切身体验到了疾痛之苦,亲身直面生死。这便是这一人物形象设计的巧妙之处。站在治疗以及未来生活甚至命运的路口,百田滴对于妊娠会加重病情这一点显然心知肚明。但她对继续妊娠的选择,让医者、患者的双重身份在她身上的矛盾冲突变得更加强烈。而也正因为是医生,且正经历病痛,百田滴更能理解患者的苦痛,更能体现医者仁心之悯。从叙事医学的视角讲,这也是医生与患者共情的体现,从一个侧面传达出主创希望展现的人文内涵。

     电影并没有从所谓“科学正确”的角度去强调对于癌症而言应该去坚持什么样的治疗

     而人物的心理变化也是这部作品的一大亮点:在现实面前的坚持、选择与挣扎。这种挣扎在生死学大师、心理学家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归纳出的人面临死亡与重大疾病时经历的五个阶段——否认、愤怒、谈判、抑郁和接受中也有所体现。而这些,在电影的一些细节上表现出来时就更加有感染力。比如,当得知乳癌复发的时候,百田滴并不愿意去接受这个事实,对着镜子说:“不是吧!”也曾说:“我觉得胸部变硬了,是我多心了吧?”她也曾像很多癌症患者一样反问:“为何一定是我呢?”

    

     《活着真好》海报

     而在罗斯总结的五个阶段中,“谈判”在百田滴身上则体现在许多看似波澜不惊却又热情温暖的状态,因为她始终在一边迎接新生命,一边在迎接死亡。最终,她与恶疾谈判的结果是留下这个孩子。但这一过程却包括了无数的残忍,比如面对死亡,比如接受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要与母亲永别。其间的矛盾凝结在了电影的一个细节当中:在B超室里,百田滴自己用B超探头检查乳房,难过地亲眼看到病情的恶化;同时又看着自己的子宫,感受到婴儿的心跳与新生的希望。而对于死亡的接受,在某些方面也体现在她对丈夫的嘱托上,她希望丈夫可以见证孩子生命中重要的时刻,去参加他每一阶段的毕业典礼,为他过每一个生日。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医疗题材作品,电影弱化了医学知识本身,并没有从所谓“科学正确”的角度去强调对于癌症而言应该去坚持什么样的治疗。其实这也体现了叙事医学的内涵,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故事都与众不同,它们都值得被尊重。而医学作为有局限性、不完美的科学,本身也有很多不确定性,对于癌症过多的治疗与干预,也并不一定能达到更好的预期。而在这一切均不确定的情况下,身为医生和母亲的百田滴作出这样一种选择,体现的并不是身患绝症任其发展的无力感与自暴自弃,反而是另一种勇敢与韧性。在影片接近结尾的时候,她的丈夫坐在诊室里,穿着白大衣给患者看病,他们的孩子跑进来,快乐、阳光、充满朝气,而在丈夫的办公桌上,依然摆放着她的照片。照片上的她笑容温暖,青春与梦想在那一刻定格,在丈夫心中,在孩子心中,永远最美——这样的情景不正是一种美好而正面的生死观、疾苦观的表达吗?

     癌症与生死作品,最大的价值是使公众领悟到人之生死是一体两面

     近年来,肿瘤一直是医疗题材影视作品热衷的话题。我想,这是因为恶性肿瘤与人的“身、心、社、灵”四个维度紧密相关。身体的病痛、心理的撞击,社会能力的削弱以及灵性的觉醒赋予其更多的社会内涵。因此,在该类题材的主题选择上,如果仅仅关注患者的遭遇、医务人员的行为这些情节本身,而缺少对生死哲学的思考,那么作品的力度与深度则远远不够。

    

     《天生一对》海报

     我认为,在主题的选择与扩充上,可以从患者视角与医生视角分别切入。在患者方面,关注他们的体验与生死困境。生老病死是无法抵抗的自然规律,癌症将人推到人生的边际,直面生死。在这种规定情境下的体验、内心最深处的挣扎,通过具体的病例和情节体现出来,有助于公众借机思考疾病之于人的意义。而在此过程中,亦能引发对生命母题的追问:生命的意义何在,怎样去自我实现?同时,通过患者的生命境遇来让公众理解医学也是这类题材作品的使命。医学是有局限性的,尽管科技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治疗手段不断出现,然而癌症仍然是当代医学界的一大难题。这些治疗也依然会有较大的副作用,给患者带来很多身体上的负担,以及巨大的经济压力。只有人们认识到医学的局限性与偶然性,才能更好地去理解医院、理解医生,最终理解自己的身体,直面生死困境。

     在医生方面,通过对医生职业生活的刻画,不仅展现职业精神,更揭示职业真谛。医生不仅需要在技术层面上救死扶伤,更需要在灵性层面上,与患者共情。在医患关系上,由利益诉求走向情感、道德、价值共轭、共鸣。这种主题的挖掘,并非清一色高大全的扁平人物描述,更能传递医学人文理念,体现医学的温暖,彰显人性之美。

     从哲学角度看,癌症与生死作品,最大的价值是使公众通过对作品的解读,领悟到人之生死是一体两面,必须把死亡问题扩充为“生死问题”,正视“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从而实现现代人死亡问题的“精神超拔”,并获得生死的终极意义。这些深层内涵的挖掘,也为我们提供了未来该类题材作品创作的方向。(作者系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研究生)

     本文来源“文化与健康”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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