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推荐】卡夫卡：理想的病人，思想的琥珀
2015/11/22 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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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命燃烧的过程。
我内心有个庞大的世界，
不通过文学途径把它引发出来，
我就要撕裂了!
这是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在自己日记中写的一段话。这个被他自己的时代所忽略的言语晦涩的寓言诗人，出生于奥匈帝国时代的布拉格，父亲是一个健壮硕大、白手起家的捷克犹太商人。因为父亲的“强大阻影”，卡夫卡自出生起就性情怯懦，沉默寡言。他自幼喜爱文学，在德国大学预科学校毕业后，曾学过文学和医学，但不久他屈于父命，去德意志大学攻读法律，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后，于1908年7月30日进波希米亚王国劳工事故保险公司任职至1922年。1923年他蛰居柏林郊外，埋头于写作。1924年6月3日在维也纳附近的基尔疗养院病逝。
少年卡夫卡
卡夫卡是在1917年9月4日被确诊为肺结核的。同年8月10日凌晨他开始咯血，有时会长达10分钟之久。病情拖沓了5年，不免与卡夫卡个人敏感、孤僻的性格有关系。在他给好友布罗德的信中，他这样说：“我一直在寻找对疾病的解释。因为一直不能降服疾病。有时我们似乎觉得，大脑和肺私下取得了谅解：‘再不能这样下去了’!大脑开了口。而五年之后，肺才答应帮助。……在疾病阶梯的第一级上，神不知鬼不觉地搭起婚床……”而在卡夫卡自己似乎也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我的神经有病；肺病只不过是精神病的衍射……。”
1915年以前，卡夫卡一直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为帮助父辈的营生，他不得不经常熬夜写作，积劳成疾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而三次悲剧性的订婚经历，更是让卡夫卡内心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创作自由与对家庭、婚姻、职业承担义务的矛盾，惧怕孤独和惧怕失去孤独的矛盾，疾病与生活、写作理想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让他度过了被痛苦折磨的五年。从卡夫卡的书中和他与未婚妻之间的信件中，我们能看到，他惧怕疾病，他正在经历着心理和身体疾病带给自己的极度疏离感。他同时惧怕过度的医治，说那将是一种常年的酷刑。也因为如此，他吃素，烟酒、咖啡一概不沾，服药又怕副作用；还怕失眠，怕噪音。但卡夫卡惧怕疾病，并不等于他惧怕死亡。他十分清醒，他的病从一开始就将是“致死之病”。“作为一个饱受疾病煎熬的人，他甚至对死亡寄以无限的‘信赖’”。
卡夫卡和未婚妻菲利斯
然而恰恰是这被痛苦和疾病折磨的五年，却正好成了他文学创作的第一个旺盛期。卡夫卡的一些重要作品如《变形记》、《审判》、《美国》等几乎都是在这期间写就的。其中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变形记》。书中的主角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它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的孤独感与陌生感。虫的外形使主人公逐渐化为异类，变形后逐渐被世界遗弃，而在三次努力试图与亲人以及外界交流失败后，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而《审判》则全然可以被视作一本心理解析的教科书。故事表现了父子两代人的冲突，当两人因生疑而造成口角，独生子竟迫于父亲的淫威投河自尽。主人公临死前的低声辩白——“亲爱的父母亲，我可是一直爱你们的”，实则是卡夫卡最隐秘心曲的吐露。其中有一个细节，儿子把看来衰老的父亲如同孩子般放到床上后，真的把他“盖了起来”。从表面上看，他这样做是出于孝心；在深层含义上他是想埋葬父亲，以确立自己作为新的一家之主的地位。而小说在体现了卡夫卡独特的“审父”意识的同时，也表现了对家长式的奥匈帝国统治者的不满。
由此看人类人性的完善，诺奖得主马尔克斯在读完之后，称卡夫卡让他发现了“文学还存在着多种别的可能性”。而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思想的琥珀”的作者，竟然对自己有着巨大的怀疑，甚至在遗嘱中对好友布罗德写道：毁掉我的所有手稿。
1939年3月14日深夜，布罗德在纳粹进驻布拉格的前夕，告别故乡逃亡马勒斯坦。他没有实践对好友的诺言，在他的手提箱里，装着一个人给世界留下的遗产，一个时代的被变形的缩影。
附：
《乡村医生》(节选)
卡夫卡
……
病人房间里的空气几乎要憋死人，暂时无人看管的炉子仍冒着烟，我想推开窗子，但我首先得见一见病人。他是个少年，十分消瘦，不发烧，身上不冷也不热，两眼枯槁，他没有穿衬衣，从鸭绒被下面坐了起来，两手搂住我的脖子，贴着我的耳朵悄悄说：“大夫，让我死吧。”我环顾了以下周围。没有人听见他说这句话。父母默默地欠着身站着并等待着我的诊断结果，姐姐搬来一张椅子让我放提包。我打开提包，寻找医疗器械，男孩则总想从床上向我挪过来，以便提醒我记住他的请求。我拿出一把小镊子，对着烛光试了试，又把它放了回去。“是呀，”我怀着亵渎的心情想到，“众神们在这种种情况下给予了帮助，送来了所缺的马，由于紧急还加了一匹，甚至还额外给了个马夫——”现在我才又想起了罗莎；我该怎么办，我怎样才能救她，怎样才能将她从马夫身子底下拽出来，而离她有十里之遥啊，加上所套的两匹马又不听使唤!现在这两匹马不知是怎样送开了缰绳的，我不知道这两扇窗门是怎样被它们推开的，每一匹都通过一扇窗户把头伸了进来并观察着病人，而对于家人的喊叫置若罔闻。
我想：“我马上又要乘车回去，”好象那两匹马在要求我走这趟路。但我默许病人的姐姐替我脱下了皮大衣，她以为我已经热得不亦乐乎了。老人拍拍我的肩膀，他为我准备了一杯罗姆酒，舍得用这样宝贵的东西款待客人，表明他对我的信赖。我摇了摇头；处于老人狭隘的思想境界内我很不开心，仅仅出于这个理由我拒绝喝他的酒。母亲示意我过去，我听从了，而当一匹马对着天花板高声嘶鸣的时候，我将头贴在男孩的胸口，他在我湿漉漉的胡子下面颤栗起来。这证实我所知道的情况：这男孩是健康的，血液循环方面有点儿问题，被操劳的母亲用咖啡灌成这样的，但还是健康的。最好还是从床上把他推下来。我不是世界的改造者，因而就让他躺着。我是本地区聘用的医生，尽心尽责，甚至都有点过了分。我工资菲薄，但我很慷慨，对穷人乐善好施。但我还得养活罗莎，所以难怪这少年不想活，我自己也想死呢。在这个无穷尽的冬日里，我都在干些什么呀!我的马已经倒毙了，而村子里谁也不肯把马借给我，我不得不从猪圈里牵出一匹马来套车；要不是猪圈里偶然有两匹马，我只得用猪来拉车了。事情就是这样。于是乎我向这家人点头。他们对这些一无所知，就是知道了，他们也不会相信。开开药方是容易的，但一般来说要人家理解你，那就难了。
好了，今天在这里的出诊算结束了，人家又让我白折腾一阵，这我已习惯了全区的人都利用我的夜铃之便来折磨我，可这一回我还得搭出一个罗莎，这个美丽的姑娘，多年来一直在我家里生活，可我几乎没有留意过她——这个牺牲太大了，我必须在头脑里仔细琢磨以下，免得对这家人指斥起来，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把罗莎送回来了。可当我关上我的手提包，伸手去拿我的皮大衣时，一家人全站在一起，父亲闻着拿在手中的那杯甜酒，母亲看来对我感到失望——是啊，老百姓能指望什么呢？——她眼泪汪汪地咬着嘴唇，姐姐挥动着血迹斑斑的毛巾，于是我有几分准备在某中情况下承认这个少年也许确实有病。我朝他走去，他对我微笑着，仿佛我端给他极富营养的汤汁似的——哈，此时两匹马一齐嘶鸣起来，这嘈杂声仿佛是上苍专为我派来减轻检查繁重的——现在我发现：没错，这少年是有丙。在他腰间的右侧敞露着一个手掌大的伤口，像朵玫瑰，颜色不一，暗处最深，周围边缘较浅，呈细粒状，混合着随时凝结成的血块，一如露天矿的矿石。这是从远处看去的状貌，若从近处看，则情况更不忍目睹。谁看了能不唉声叹气呢？满是蛆虫!像我的小手指那么粗壮那么长，浑身亦是玫瑰色，在血污里蠕动着，密集在伤口深处，同时用白色的小脑袋和许多小脚爬向亮处。
可怜的男孩啊，你是没救了。我已经找出了你巨大的伤口，你正在毁灭于这朵鲜花上。一家人高高兴兴，他们看者我忙活：姐姐把这告诉母亲，母亲告诉父亲，父亲又告诉那些在月光下踮着脚从敞开的门扉走进来的客人们，他们张开双肩，以保持身体的平衡。“你准备救我吗？”少年抽噎这轻声说，他被伤口折磨得头晕目眩。住在本地区的人都是这样，他们总是向医生要求一些不可能的事情。旧日的信仰他们已经失去了，牧师坐在家里一件接意见地撕拆自己的法衣，但医生凭着一把灵巧的手术刀应该无所不能，那好，就随它的便吧：我并非不邀自来的，假如你非要我充当圣职，我也只好听其自然；一个上年岁的医生，侍女都被人夺去了，还有什么更好的奢求!你看他们来了，这一家人和村里的年长者，他们脱掉了我的衣服，一支由老师领着的合唱队站在家门口，用一种极简单的旋律唱着一段歌词：
“脱掉他的衣，他就能医，若他不医，就致他于死地!
他只是个医生，他只是个医生。”
然后，我被脱下了衣服，用手指捋着胡子，侧头静观着众人。我镇定自若，胜过所有的人，尽管我孤立无援，被他们抱住头、抓住脚、按倒在床上，但我仍然这样。他们把我朝墙放下，挨着病人的伤口，然后，都退出小屋，并关上了门；歌声也嘎然而止，云块遮住了月亮，暖暖的被子裹着我，马头在窗洞里忽隐忽现地晃动着。“你知道，”我听见有人在耳边说，“我对你缺乏信任，你也不过是在某个地方被人抛弃了而不能自救。你没有帮我，反倒使我的病榻更小。我恨不得把你的眼睛挖出来。”“不错，”我说，“这是一种耻辱。但我现在是个医生，你要我怎样呢？相信我，事情对我也不容易。”“难道这样的道歉就会使我满足吗？哎，也许我只能这样，我一向都很知足。带着一个美丽的伤口我来到人世，这是我的全部嫁妆。”“年轻的朋友，”我说道，“你的缺点是不能总揽全局。我这个人去过附近所有的病房，我告诉你，你的伤并不那么可怕。伤口比较深，是被斧子砍了两下所致。许多人将半个身子置于树林中，却几乎听不到林中斧子的声音，更不用说斧子向他们逼近。”“事情真是这样吗？还是你趁我发烧在欺骗我？”“确实如此。请带着一个工职医生用名誉担保的话去吧。”他相信了，安静下来不再做声。然而，现在是我考虑自我解救的时候了。马匹依然忠实地站在原位，我很快收集起衣服、皮大衣和出诊包，也顾不上去穿衣服。马儿如果还像来时那样神速，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我就是从这张床上一下就跳上我的床。一匹马驯服地把头从窗户中退回去。我把我那包东西扔进车里，皮大衣丢得好远，只一个袖子紧紧挂在一个钩子上。这样就可以啦。我飞身上马。缰绳松弛下来，马匹也没有互相套在一起，而马车则晃晃悠悠地跟在后面，再后面皮大衣也拖在雪地里。“驾!”我喊道，但马并没有奔驰起来，我们像老人似的慢慢地驶过雪原，耳后久久地回响着孩子门那新而谬误的歌：“欢乐吧，病人门，医生已被放倒在你们的床上!”
我从未这样走进家门。我丢掉了兴旺发达的行医工作，一个后继者抢走了它。但无济于事，因为他无法取代我。在我家里那可憎的马夫正在施行暴虐，罗莎是他的牺牲品。我不忍再往下想。在这最不幸时代的严冬里，我一个老人赤身裸体，坐在人间的车子上，而驾着非人间的马，四处奔波，饱受严寒的折磨。我的皮大衣挂在马车后面，而我却够不着它，那伙手脚灵活的病人呢，也不肯动一动指头帮我一把。受骗了!受骗了!只要被夜间的铃声捉弄一次——这永远不可挽回。(温仁百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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