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医者和记者狭路相逢，该亮出什么招？
2016/3/8 健康报
“一方面，近年来医者多次以不佳的形象出现在记者的笔下，而相当一部分医生，也滋生了‘防火、防盗、防记者’的心态……而另一方面，在某些记者状告医者的官司中，和原告记者掐得最猛的，竟然是另一位记者……医者与记者，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当医者和记者狭路相逢，该怎么办？
这是本书试图解决的问题。”这是前不久刚刚出版的新书《当医者遭遇记者》书序中的一段话，而本书作者廖志林更是身兼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宣传部部长和健康报记者的双重身份。这一独特视角将如何在书中延伸？记者最近与廖志林就新书展开了对话。
医媒关系的不健康直接导致舆论的扭曲
记 者：您用了一本书的篇幅聚焦医媒关系。在您看来，为什么“医者”和“记者”之间的关系如此重要？
廖志林：2000年以后，新闻媒体行业，尤其是都市媒体有了迅猛的发展。许多新闻报道直击民生，而且以批评性的社会新闻见长。与此同时，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消费观念越来越多地向健康、教育行业倾斜，希望能活得久、活得好。于是，这两个行业成为大家最关心，也是最敏感的话题。尤其是医疗，它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未知性和探索性，不要说普通人，就算是医生，也没有人敢说能确切掌握“人体密码”。然而，俗话说“人命关天”，和生死相关的社会事件很容易引发情绪和关注，人们必然要找到发声的出口，于是媒体就成为了第一选项。
久而久之，市场化的媒体有不少陷入了对眼球经济的追逐。一时间，对医院、医生的负面报道甚至妖魔化层出不穷，而后竟演变成任何反面的个案都可能引发公众对医疗行业“触点及面”的整体负面评价。在这种情况下，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也开始对媒体产生隔阂。
由此，医媒关系的不健康直接导致了社会舆论的扭曲，进而恶化医患关系和整个社会的和谐。
记 者：在书中，您以自己医者和记者的双重身份作为切入点，解析了很多现实案例，并给出了解答方案。这些案例您是怎样积累而来？
廖志林：我亲身经历的宣传实例、危机公关案例、新闻采访报道不胜枚举。在这个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医者和记者不该是敌人，而应是朋友。早在2002年，我就在相关报刊上发表《医院与媒体要合作，不要斗争》的文章。如今看来虽显稚嫩，但也算是此类研究的先行。之后在2008年，借《健康报》举办全国记者培训的契机，我又系统地梳理了一系列相关报道，在“医疗负面新闻怎么报”方面，提出了心得。接下来，2010年开始，华西医院面向医务人员开展了医媒关系相关的MBA课程，我身为老师，更得以将尽可能多的医媒关系案例以资料的形式归纳起来。
记 者：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切入点来进行写作呢？
廖志林：很多医生遇上事，首先都本能似地选择回避。这可能出自一种对媒体环境的长期不信任而导致的过度自卫，也可能出于一些医务人员过于清高的自恃。而另外一边，从记者的角度来看，抢新闻的驱动力很容易让头脑发热，不分青红皂白、不论是否了解专业背景，先把惹眼球的东西爆料出来再说。
而身处这两个行业的交叉点，我认为，首先医者有义务和责任主动向公众进行知识的普及，向社会展示真实的行业形象。懂得与记者交朋友是必要的。而另外一方面，记者也要走出对医疗行业妖魔化的恶性循环中，真正走近和了解这个行业，有担当地进行报道。我希望这本书能做这两者之间的一个桥梁。
新媒体有时能充当对事态大逆转的角色
记 者：您认为这十几年来，医媒关系和医疗新闻的报道呈现什么样的变化？
廖志林：医媒关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牵涉到医患关系和社会舆论。而牵引医患关系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是2001年公布的关于“医疗纠纷举证倒置”的规定。就像刚刚提到的，我们在2003、2004年左右遭遇了一次医疗行业负面信息的高潮期。
而在2011年前后，媒体生态环境逐渐完善和成熟，综合类、专业类媒体在对医疗行业的报道中，开始越来越多地担当起正面导向的责任；而与此同时，媒体报道仍存在惯性，很多记者仍然固执地相信，医生和医院永远是强者，患者永远是弱者，且强者必定会凌弱。所以这个时期，是主流媒体与一些市场化媒体的博弈阶段。
近些年，新媒体的出现和传播方式几乎颠覆了以往媒体环境的诸多规则。大家看到，在“手术室拍照事件”、“湖南湘潭产妇事件”、“走廊医生事件”等新闻报道中，新媒体有时甚至能充当对事态进行大逆转的角色，而受众对于新闻的反应、对于事实的关注也趋于理性。所以当前，医媒关系处于整体“高位趋稳”，但极端报道个案仍然时有发生的状态。
记 者：您认为，在当前的环境下，促进医媒关系的主动权或是症结在谁身上？
廖志林：医务人员主动利用新媒体做科普，或是抓住一些新闻点做相关背景的知识说明，这样的举动是非常值得鼓励的。无论对普通公众还是医疗新闻记者来说，这都是让他们提升医疗专业素养，了解医务人员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都在做些什么，明白医学也有局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事实上，记者都是愿意和医生交朋友的，而是往往被医生拒之千里。所以，医务人员不能认为记者要么就天然地是医疗领域专业的忠实传播者，要么就是个彻底的颠倒黑白的造谣者。只有医者的主动姿态，才能让二者理性地沟通。即便是负面新闻，记者的报道视角也应尽力客观并秉持正确的导向。
医者主动还原事实，远比让别人猜好得多
记 者：“当医者遭遇记者”，在解决二者之间的问题时，您在书中具体提出了哪些建议？
廖志林：总结起来大致有四点。
首先，以人为本。
无论是医者或记者，面对新闻报道，必须对当事人负责，对可能要波及的人负责，对接收信息并可能遭受影响的人负责。比如前段时间，华西医院ICU的一位病人因为一些事情引发了关注和争议，当地电视台一再申请要进入拍摄。说实话，单独拍摄这一位患者确实问题不大，但ICU里里外外涉及了众多病人，且大都病情复杂，一旦有所疏忽，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与新闻媒体的配合很难实现。
其次，实事求是。
很多时候，新闻媒体介入事件时，问题还没有解决或尘埃落定，这个时候，很多医务人员会对记者的采访语焉不详或躲躲闪闪。这也是经常造成误解的一种状况。但其实，事件发展总有过程，作为医生，你只需要将目前调查清楚的事实如实相告，未知的或仍在了解的作为后话。而身为记者，最基本的素质是不要偏听偏信，听到一方的论述，最好再去征求其他多方的佐证，这才能保证报道的客观。
第三，尊重科学。
一位进行医疗新闻报道的记者，要有起码的理性意识和专业素养。
第四，及时快捷。
作为新闻的要素之一，这点对于记者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时，对新闻事件及时做出反应也是对医者的要求。以当事人的姿态向媒体和公众还原事实，远比被动地等待事件发酵，让别人去曲解有利得多。
记 者：通过这本书，您想让读者有什么样的收获？
廖志林：对于医疗同道们，我希望他们今后在面对媒体时不再“恐惧”，平等交流，为他们耐心消除专业壁垒，争取得到理解。对于记者同行们，希望他们面对突发事件，能冷静、客观地分析事实，理性批评和质疑。而最后，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患者”，我希望大家都能明白，遇到医疗纠纷，有情绪、要发泄是很正常的现象。但之前无数的例子告诉我们，正当维权、理性索赔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道，才不会伤害医疗群体和这个行业的感情。其实这样，最后受益的还是我们自己。
文/健康报记者 魏婉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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