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协调员：用心传递爱
2016/12/21 健康报
访谈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器官捐献协调员黄瑛
虽然家在西安，但每个星期黄瑛却穿梭在渭南地区的大街小巷。自从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她的日常生活就与渭南的患者、患者家属、移植医生紧紧联系在一起。经过1年的体会、感悟与学习，器官捐献协调员对她而言，已经从一个职业变成了一种责任。
歌德这样说过：“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 黄瑛认为，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就是在奔波中传递爱。
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肾移植团队
不知不觉全身心投入
黄瑛毕业后分配到杭州市一家药学研究所工作，整天与各种仪器打交道，稳定而平淡。因为自己是西安人，当看到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招聘器官捐献协调员的消息后，考虑到家里年迈的父母和这份职业的挑战，她毫不犹豫报了名。
真正走上岗位，黄瑛才发现器官捐献协调员承载的不仅仅体现在“协调”二字上，更多的工作集中在前期准备中，如与各家医院建立联系、与当地移植医生建立联系、与交通局建立联系等，每个环节都要考虑周全，通过反复讲解将器官移植的面纱层层剥离。一旦发现潜在捐献者，她就背起背包，开始和时间赛跑，奔赴病患所处的医院或事发地点。直到器官在新主人身上重新发挥作用时，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才得到最终的印证。
而那最庄严的时刻却将黄瑛深深吸引。“每一次代表器官获取组织与捐献人或其近亲属签订人体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时，都会加深我对器官捐献协调员和器官移植的认识。” 黄瑛表示，至今成功促成10例器官捐献，每次与患者家属讲解器官捐献时，都是内心的一次煎熬，讲解的技巧、分寸的拿捏还是次要，身临其境地感受家属的悲痛才最痛苦。
随着让更多的终末期器官患者重获新生，黄瑛的成就感也与日俱增，不知不觉中她已经全身心投入到这份新工作中，并无怨无悔地早出晚归，期望将自己的爱心传递给更多的人。
有爱才能传递爱
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获知器官捐献消息后，向患者家属讲解政策与流程，签署法律文书；将捐献器官信息录入分配系统；依据分配结果与移植医院进行器官交接。
因为我国《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正式实行才两年，很多配套工作还未成熟，器官捐献协调员还承担了更多的讲解工作。黄瑛说：“有一位同事常年住在汉中，并且将讲解工作做到了社区。讲解工作是为捐献器官做铺垫，只有更多的人理解器官捐献，在执行具体案例时，阻力才会更小。”
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薛武军表示，在目前情况下，只有靠器官捐献协调员的深入工作，才能推进器官捐献前行。此过程中，需要器官捐献协调员一定要有“三心”——知心、贴心和爱心。知心是必须做移植事业、移植团队的知心人；贴心是对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移植事业贴心；爱心主要奉献给捐献者和捐献者家属。
具体工作中，体现在对潜在捐献人的发现上。“偏远一点的医院，一个月去一两次，其他医院每星期我都会按时到各科室去了解情况。”黄瑛说，“跑医院不是简单地走流程，要了解住进了几名什么样的患者？新做完手术的患者现在情况如何？这个科室有几名重症患者？为什么重病？重症因素是什么？重症到什么程度？只有把自己区域所有医院所有科室所有重症患者全掌握在自己心里面，在这些重症患者中再去识别、鉴别、甄选潜在捐献者，做到心中有数，才算工作做到了位。”
薛武军表示，没有知心、贴心和爱心，工作就做不到这种程度。只有心系移植、情系捐献，出现再大的问题、再大的困难，才会自己想办法去克服，才可以实现爱的传递。
既善解人意又要拿捏分寸
器官捐献协调员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开展工作的，意味着既要身处其中，又要守住第三者的底线。黄瑛就经常遇到捐献家属提出获知受捐者身份的请求，有时这些家属还展开眼泪攻势，令她招架不住。但由于器官捐献“双盲”原则的规定，她必须按规定继续缄口不提。
在整个协调过程中，器官捐献协调员还有诸多禁忌，如不能提前介入协调捐献工作，或诱导亲属放弃治疗，都会触犯器官捐献的红线；必须由第三方来专门负责潜在捐献者确定实施捐献前的死亡判定；不能自己决定器官接收患者，要统一录入盲选系统，由系统按照器官移植等待者医疗紧急度评分、器官移植等待时间排序等规则，自动输出一个有序的、等待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名单等。
黄瑛表示，协调员并不能看到受捐患者的姓名、职务等具体信息，只能看到一个个数字编号以及对方医院的24小时联系电话。无论是通过开车还是飞机等形式，要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将器官运送至受捐医院。直到一切全部协调妥当，跟随患者进入手术室，看着器官移植到患者体内，她才算暂时松了一口气。
中国人传统思想认为，死无全尸是很悲惨的事，都讲究入土为安。当死亡来临，本就已深受打击的家属，再让他们同意从亲人遗体上摘取器官，非常不容易。所以，当遇到情绪激动的患者家属时，黄瑛也能体谅，将压力与委屈默默消化掉。
黄瑛认为，器官捐献协调员是项综合工种，既要勤快、口才好，又要深蕴社会学、心理学；既要热情、抗压强，又要掌握法律和医学知识；既要善解人意，又要拿捏分寸。她表示，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给她带来的成就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她会尽最大努力在这份事业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访谈
西安交通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
薛武军所长
器官捐献不只是移植医生的事
薛武军教授
作为器官移植领域的权威专家，西安交大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薛武军同时兼任着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肾病医院院长，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委员、中国医促会肾脏移植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国透析移植研究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透析移植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移植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同时也是陕西省“三秦学者”和西安交大“领军学者”。薛武军表示，目前，我国每个器官移植发展水平的差距逐渐加大，若硬把国外的模式套进来肯定不行，一定要结合中国器官捐献移植自身的特点做器官捐献移植工作。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要以器官捐献协调员为核心来做这项工作。
薛武军介绍，每个中心都组建了自己的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但是协调员的工作受到了不小的阻力。协调员到某个地区的某个医院去挖掘潜在的捐献者或者做器官捐献相关的宣传工作，需要整个社会，特别是当地政府、当地红会以及医院所在科室的大力配合与支持。那么这个大力配合与支持靠谁？“单纯靠协调员是不可能的，需要靠整个国家的政策，在省和自治区要靠当地的政策。而我们现在很大程度上仍停滞在器官捐献是移植医生的事情的阶段。要把器官捐献协调工作做好，推进器官移植，就需要努力把整个的规范、政策制定好。同时靠别人是靠不住的，还是要靠自己努力才可以把这项工作做好。” 薛武军说。
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努力更是不可或缺的，薛武军表示，协调员要有信仰，信仰的内核是崇高的事业心、全身心的投入以及不求回报的付出。有了信仰，器官捐献协调工作才能做到位。在这个过程中，器官捐献协调员也离不开单位、领导的支持，需要一个促进其成长的环境，只有这样，器官移植工作才能走上良性循环的正轨。
薛武军表示，器官移植是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不是哪一个人，也不是哪一家医院能做好的，需要大家不断摸索。协调员队伍的建设和工作仍处于不断摸索的阶段，这就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我相信我国的器官移植事业会做得更好，不远的将来会实现器官捐献数量全球第一的目标。这是移植医生的移植梦，也是中国梦的一部分。”薛武军说。
文/健康报记者 王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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