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精神病患者杀人事件追踪：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管理防治网络依然存在诸多漏洞
2017/4/13 健康报
2017年入春以来，全国各地发生多起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事件，引起社会关注和政府部门重视。从报道来看，肇事肇祸的精神障碍患者当时多处于外出学习、打工状态，有效治疗与看护不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重性精神病患者已超过1600万人。在人口流动性日益增强的当下，怎样才能织牢精神障碍患者防治网？既保障患者的基本权益，又防止出现肇事肇祸行为？
一位65岁的父亲带着患有精神障碍的女儿
人民图片供图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境内的巴山大峡谷隧道正在建设中，载满土石的卡车隆隆驶过，打破了大山里的寂静。但是，令居住在附近龙虎村的胡乃竹(化名)夜不能寐的，不是隧道建设的大动静，而是她的侄子胡和志(化名)在武汉杀了人。
今年2月18日中午，在武昌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面馆里，22岁的胡和志因与面馆老板姚某发生口角，持菜刀将其砍死。之后，胡和志并未逃离，民警将其抓获。
一时间，胡和志事件见诸各大媒体显要位置，社会公众的视线聚焦到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问题上。
村民没印象
治疗33天后出院
根据警方公布的信息：胡和志，家在宣汉县龙虎村，无业，持有残疾证，精神残疾二级(属于中度)，案发时在武汉打工。
记者在胡和志的老家龙虎村看到，三三两两的老人在路边聊着家常，更多的人躲在屋子里围着方形火炉取暖。2月底，村里大部分年轻人已随春运大潮外出打工。
提到胡和志，村民似乎对他没有什么特殊印象，对胡家的印象就是经济条件不好，胡家两口子都是老实人。一家人过去住的山坡上的土房子，如今已经塌了。早些时候，胡父和胡母都在家附近的煤矿厂工作。煤矿厂倒闭后，胡母做些小零活，胡父种地。
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22岁的胡和志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为了能让胡和志顺利成婚，胡家人并没有把他的病情跟外人讲。村民刘刚说：“我们都不知道他得病，也是后来看新闻才知道的。”胡乃竹告诉记者，胡和志小时候一直很正常，跟其他小孩子一样调皮。精神出问题是近几年搬家到大竹县之后的事情，家人发现他出现怪异行为，有时无故发笑，并有冲动伤人、毁物等行为。
胡乃竹记得，胡母的一个亲戚曾介绍了一位专治精神病的“专家”，“专家”给胡和志开了几服药，收了2800元。而这些药并没有让胡和志有所好转，等家人再去找“专家”问情况时，“专家”早已不见踪影。胡家人这才回过神，那位“专家”是个骗子，2800元打了水漂。
2016年春节，胡和志走亲戚时，不明原因地与堂哥发生冲突，并想拿菜刀砍堂哥。“幸好及时拦下来。”胡乃竹至今还心有余悸。从那时起，胡家人意识到胡和志精神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四处为其求医。
2016年5月，胡父带胡和志到宣汉县人民医院土主分院(宣汉县精神病院)看病，胡和志被确诊为“精神发育迟滞伴精神障碍”，即智力发育低下造成行为紊乱，属于比较严重的精神障碍。但在医院治疗33天后，胡家因付不起治疗费用，办理了出院手续。至于胡和志康复与否，坚持服药与否，胡家人不太清楚。
宣汉县精神病院是当地唯一的精神病医院，记者到医院采访胡和志的主治医生时，该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记者须出示县委宣传部的介绍信，院方才能接受采访，并称“这件事已经平息下去了，没有必要再深究”。
康复随访难
户籍在但找不到人
宣汉县精神病院收治胡和志后，将信息反馈给了三墩土家族乡卫生院，因为胡和志户籍在龙虎村，其回访工作由龙虎村村医陈笃国负责。陈笃国告诉记者，对于病情稳定的精神病患者，3个月回访一次；对于病情易复发的精神病患者，半个月电话随访一次，上门回访一次。
“他没在村里住过，只是户籍在这儿，根本找不到人。”陈笃国拿出自己的笔记本向记者展示，目前全村有10名需要定期随访管理的精神病患者，胡和志之外9人的服药情况都有记录。
龙虎村没有固定的村卫生室，村民都是到陈笃国的家中看病。不到20平方米的屋子里，一个放中药的柜子，一个放西药的铁架，白色的墙壁长年累月被炉子熏得发黑发黄，记者去时，一个村民正靠着炉子打点滴。陈笃国介绍，龙虎村一共有500多户2600多名村民，而且村民散住在大山里。村里都是留守的老人，陈笃国经常要上门看病。
胡乃竹告诉记者，因为胡家曾两度搬家，盖房子花费了10万余元，5万多元的债务背在身上，胡父不得不外出打工偿还债务。“他爸爸只能把他带在身边。”胡家父子在南宁打工的时候，也是不断发生摩擦。脾气暴躁的胡和志在工地经常与人发生口角，甚至因为一点小事大打出手。胡父已经无法以正常对话的方式教育胡和志，只好以暴制暴。
2017年农历正月初四，胡父准备去青海打工，想将胡和志带在身边，以便看护。但是，胡和志不肯与父亲一起出去。他向母亲索要手机未果，便拿起手边的东西扔向母亲，母亲躲得及时才没有受伤。胡和志一气之下离开家，来到胡乃竹家，向姑姑要300元钱。再三借钱让家里并不富裕的胡乃竹为难，最后给了胡和志200元。
虽然胡乃竹每天照常砍柴烧火，料理家务，但有两件事一直令她担忧：一是新闻报道会不会不利于法院对胡和志的审判，二是武汉被砍者的家人会不会前来寻仇。“法院要怎么判他？”眼睛有些湿润的胡乃竹追问记者。
多数家庭监护能力差
医疗保障水平低
33岁的邓明柳(化名)也是龙虎村的精神病患者，和老母亲一起生活，每个月的药品花销近700元，而低保补助只有100元。平时，老母亲卖杂货赚点零钱，在外打工的姐姐每个月会寄些钱。有一次，邓明柳发病了，情绪十分激动，完全处于失控状态。邻居是个退伍军人，和其他四五个人一起，才将邓明柳用铁链子绑住，送到精神病院治疗。
肇事肇祸精神病患者未能得到及时治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有效的监护。数据显示，2013年上海浦东南汇地区78名肇事肇祸精神病患者中，只有17名患者的监护人能履行或部分履行监护职责。2016年，广州市调查了215名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67.0%处于独居状态。而这些患者的社会支持和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缺乏足够的医疗保障，也影响了他们的就诊意愿，以致病情得不到控制，增加肇事肇祸几率。
全国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师马弘告诉记者，大量案例显示，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时，亲人往往成为最先受到伤害的对象。而这些家庭的监护能力实在薄弱。一项针对有两名精神病患者家庭的调研显示，在3000多户受访家庭中，三成监护人年龄在60岁以上，三成是伤残人士，还有一成多的监护人是未成年人。这些家庭的贫困率高达94%。“这样的家庭怎么能管理患者？这些家庭需要社会强有力的支持，首先应该脱贫，应该被精准扶贫。”马弘感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谢斌指出，患者家境贫困导致其根本无法负担住院医疗费用。在2016年广州市对肇事肇祸精神病患者的调查中，72.1%的患者无业或失业，95.3%的患者无医疗保险，96.3%的患者所在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1895元。“按照医保报销80%医疗费用测算，患者家庭每年需要承担一两万元花费。”谢斌说。
防患未然和事后处置
均有待补短板
上海市浦东区的精神障碍患者赵某，总觉得周围的人都在骂她，不管大人小孩，只要有人路过她家门口，她就咒骂人家，有时还会向人泼水。居委会曾试图将其送入精神病院治疗，但患者的儿子一再拒绝。居委会咨询当地精神病院后被告知，只有在精神障碍患者存在危害他人行为或风险的情况下，居委会才能代替患者家属签字办理住院，因此住院的事情只能搁置下来。
2013年12月的一天，一名邻居路过赵某家门口，被其用一盆水浇在身上。气愤的邻居朝赵某家大门踢了一脚，赵某当即手持菜刀，跑出家门直接将该邻居砍至轻伤。事发当晚，在警方再三劝说后，赵某的儿子才保证会将赵某送医治疗。
“按照《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患者如果还没有表现出危害行为或倾向，任何人不能强迫其住院治疗，但这可能对患者的及时治疗产生不利影响。同时，《精神卫生法》第28条规定，存在伤害自己、伤害他人行为，或伤害自己、伤害他人可能性的，公安机关可以协助家属将病患送医院治疗。但现实的尴尬是，如果没有警情就出警，可能会受到侵犯人身自由的指控，这种情况下政府和警方往往处于两难境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医务部副主任邵阳介绍。
不仅如此，精神障碍患者犯罪后的处置不当也容易造成诸多问题。《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其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谢斌说，虽然法律要求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但不负责任的家属和经济困难的家庭就会放任不管，导致患者疾病复发，重复犯罪的情况屡有发生。这一现象在流动人口中尤为突出，2012年上海长宁地区的35名外来肇事肇祸精神病患者中，既往有犯罪史的患者占43%。
谢斌还告诉记者，如果不是暴力犯罪，患者的强制治疗多由家属负责，由政府强制医疗的比例并不高。2014年河南省洛阳市的研究提示，在调查的案例中经鉴定患有精神病的，43.6%实施了强制医疗，56.4%未经任何治疗，直接流入社会。另外，强制医疗也往往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2010年甘肃对因凶杀而接受强制住院治疗精神障碍患者的调查发现，只有23.8%的患者的医疗费用能正常结算，家属申请费用减免的占38.1%，而存在欠费及医院垫付的占38.1%。
文/健康报记者 杨金伟 王潇雨
图/源自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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