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丸爷爷”走了，却留下护佑国人健康的方舟
2019/1/15 18:43:13 健康报
我国著名医学科学家、病毒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顾方舟教授，于2019年1月2日辞世，享年92岁。他把一生献给了脊髓灰质炎的防治工作，他发明的“糖丸”(脊髓灰质炎疫苗)让无数儿童免于致残，为我国最终实现全面消灭脊髓灰质炎做出了巨大贡献。1月6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举办了缅怀会，中国科学院院士曾益新，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中国工程院院士巴德年等130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共同怀念这位一生致力于公共卫生事业，护佑国人健康的科学家。
脊髓灰质炎是一种人们耳熟能详的可怕疾病，又称小儿麻痹症。1955年，该病在江苏南通大规模暴发，1680人突然瘫痪，466人死亡，随后迅速蔓延，青岛、上海、济宁、南宁……一时间，脊髓灰质炎如洪水猛兽，人人闻之色变。
1957年，31岁的病毒学家顾方舟临危受命，开始进行脊髓灰质炎研究工作，到2000年作为代表在“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正式签下名字，他坚持40余载为脊髓灰质炎的防治默默奉献，为几代中国人带来了健康，泽被后世，造福千秋。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召开的顾方舟先生缅怀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院士表示，时代赋予了科技人才更多神圣而光荣的职责，需要一代一代科技人才坚持不懈的努力，“顾先生的故去，为脊髓灰质炎防治工作的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也为后人留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执着
半个世纪的脊灰歼灭战
1957年，顾方舟带领研究小组调查了国内几个地区脊髓灰质炎患者的粪便标本后，从中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且成功定型。这是我国首次用猴肾组织培养技术分离出病毒，用病原学和血清学方法证明了I型为主的脊灰流行，为预防脊髓灰质炎的进一步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流行病学资料。攻克脊髓灰质炎首战告捷。
1959年3月，顾方舟等人受命赴苏联考察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充分了解情况后，一个艰难的决策抛给了顾方舟：是选择可以直接投入使用，但国内无力生产的死疫苗，还是用成本低却要深入研究的活疫苗？综合考量我国当时的国情和经济基础，顾方舟果断向组织汇报建议：我国要走活疫苗路线。1959年12月经卫生部批准，脊灰活疫苗研究协作组成立，顾方舟担任组长，进行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究工作。
“因为选择活疫苗还有不确定风险。如果只是从个人安全和免责的角度来说，选择灭活疫苗显然更保险。而真正为国家、民族计，真正为整个人群和社会大众计，为国家现实情况计的话，才能做出顾方舟先生所做出的选择和决策。”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王辰如是解读顾方舟先生选择背后的复杂背景和深刻涵义。
疫苗的研发计划分两步：动物实验成功之后，要完成Ⅰ、Ⅱ、Ⅲ期临床试验。Ⅰ期临床试验主要观察疫苗对人体是否安全，只需少数人受试。Ⅱ期临床试验是对安全性和药效的初步评价。1960年，2000人份疫苗在北京投放，结果表明，疫苗安全有效。Ⅲ期临床试验，是对疫苗的流行病学检测。顾方舟将受测人群从2000人扩大到450万人，在北京、天津、上海、青岛、沈阳等大城市展开了试验。近一年的密切监测表明，三期临床试验圆满成功。
此后，全国正式打响“脊灰”歼灭战。1960年12月，首批500万人份疫苗在全国11个城市推广，发出的疫苗很快遏制住了疾病蔓延的形势，流行高峰纷纷削减。
面对好转的疫情，顾方舟却没有松懈，疫苗需要冷藏保存，运输的难度大大增加，且服用时需要将疫苗滴在馒头上，如果小孩不吃，就会造成浪费，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顾方舟灵感忽至——将疫苗制成糖丸，将冷冻的糖丸放在保温瓶中。这样一来便全面解决了保存、运输、推广的问题，糖丸疫苗迅速覆盖到祖国的每一个角落。
随后“脊灰”疫苗的研究推广势如破竹、捷报频传。1965年，全国农村逐步推广疫苗, 到1990年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实施后，病例数逐年快速下降。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卫生部正式举行，顾方舟主导的“脊灰”歼灭战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使命
身先士卒携子试药
疫苗三期试验的第一期需要在少数人当中检验效果。这意味着受试者要面临未知的风险。当时美国的活疫苗研究正是因为找不到试验对象而停滞不前。
疫情正在蔓延，做出疫苗的心情之迫切容不得拖延。冒着瘫痪的危险，顾方舟先喝下疫苗溶液。一周过去后，他生命体征平稳，没有问题。而疫苗主要服用者是孩子，到哪里寻找适龄的受试者？顾方舟做出了决定：拿自己刚满月的儿子顾烈东做试验!
尽管顾方舟对自己的研究有一定的信心和把握，但也存在轻则瘫痪，重则死亡的巨大风险。怕妻子担忧，他偷偷地给孩子服用了疫苗，体会着度日如年的煎熬。面对妻子的“质问”，顾方舟只得坦陈告知。深明大义的妻子尽管承受着极限压力，却没怪罪他，还宽慰他儿子一定会平安。在顾方舟的感召下，同事们也纷纷给自己的孩子服用疫苗。最后的结果是可喜的，孩子们安全，疫苗是可靠的。
儿子顾烈东谈起这段往事时表示，当年父亲和他的同事秉承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度的使命感，研制成功了脊髓灰质炎疫苗，小小的糖丸成为几代中国人甜蜜的回忆。老一辈科学家的奉献精神，对后人是莫大的激励。当年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共同创建了今天国家主要的疫苗生产基地，如今疫苗生产基地不断发展壮大，守护着全国人民的健康。这样的成果会令九泉之下的父亲欣慰。
正是顾方舟和同事们舍我其谁的牺牲，在艰苦的条件下突破了全世界科学家共同面临的瓶颈，顺利完成了Ⅲ期临床试验。这看似个体一念之间的选择，却是值得载入科学史的伟大壮举，更是科技兴国发展历程中值得书写的辉煌篇章。
奋进
白手起家艰苦创业
早在1958年，卫生部派顾方舟去苏联考察前，政府就考虑到疫苗的生产问题，决定在云南建立猿猴实验站。1959年1月，正在筹建的猿猴实验站改名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这也是我国脊灰疫苗生产基地。当时正值困难时期，这些本应在装备齐全的实验室中全神贯注做研究的知识分子，干起“粗活”来却毫不含糊，在深山中的花红洞开始了研究所的建设工作。房子的地基自己平，炉灶自己搭，饭吃不饱，大家就勒紧了裤带，咬紧了牙关干。9个月后，13700平方米的疫苗生产基地终于建成了。
1961年10月，顾方舟对前往视察疫苗生产情况的总理说：“周总理，我们的疫苗如果生产出来，给全国7岁以下的孩子服用，就可以消灭脊髓灰质炎!”周总理开心地笑了，打趣道：“这么一来，你们不就失业了吗？”顾方舟紧张的心逐渐放松下来，坚定而从容地说道：“不会呀!这个病消灭了，我们还要研究别的病呀!” 周总理拍了拍他的肩膀，赞许道：“好!要有这个志气!”就是凭着这种永不言败、敢闯敢干的魄力，顾方舟和他的同事们才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信念
做公共卫生能救成千上万人
选择公共卫生，是青年顾方舟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急转弯。学习临床，成为一名外科医生，既寄托了母亲对他的期望，也是他年少时的志向。194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踏上了通往外科医生的从业之路。但在毕业前夕，一向被同侪视为“外科医生好料子”的顾方舟却舍弃了待遇高、受尊重的外科医生职业，选择了从事当时刚刚起步、基础差、价值低的苦差——公共卫生。这是他深思熟虑后的慎重选择，更是信念日渐坚定的人生决定。
顾方舟献身公共卫生事业的信念根源于公共卫生大家严镜清先生的积极引导。顾方舟大学期间的老师严镜清先生是享有盛誉的留美公共卫生专家，常在课堂上表达对当时国内卫生环境恶劣的忧虑。这让常怀家国之忧的顾方舟逐渐认识到，如果人民生活在肮脏污浊、疾病肆虐的环境中，作为医务工作者，怎能仅仅满足于当医生体面安心的工作呢？
这份信念萌芽于课堂之外对当时国情民情的真切感受。顾方舟一直没有忘却考察矿工卫生状况归来的同学的讲述：矿工衣不蔽体，不见天日，健康无着，生命朝不保夕。顾方舟内心的信念逐渐明晰：我要做一个公共卫生学家，让更多的人远离疾病、拥抱健康!
这份信念成长于顾方舟毕业后到大连卫生研究所从事痢疾等研究工作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顾方舟被派往新义州开展伤员痢疾防治。伤员们的伤情和疾病痛苦深深震撼了顾方舟，他内心涌动的雄心与激情慢慢壮大：一定要做好公共卫生工作，让同胞远离疾病折磨。
这份信念成熟于苏联学习时的专业精进。1951年，顾方舟被派往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学习。临行前周总理嘱咐他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顾方舟深感责任重大和任务艰巨，暗下决心。出发前他匆忙举办了婚礼，便离乡背井奔赴苏联，进行了为期4年的学习，并取得了苏联医学科学院副博士学位，为日后开展脊髓灰质炎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立志
埋下学成报国的种子
顾方舟坚强的意志、高尚的品德源于他年少时的成长环境和家庭影响。1926年，顾方舟出生在宁波一个富裕家庭，但是父亲顾国光在他4岁时不幸去世。坚强的母亲周瑶琴只身赴杭州学习现代助产技术，成为一位助产士，后在英租界挂牌开业。租界里的日子很艰难，周瑶琴对年幼的顾方舟说：“儿子，你要好好读书，要争气。长大了，你要当医生。当了医生，我们就不用求别人了，都是别人求你救治。”
在十多岁的顾方舟听来，“不用求别人”这句话，是有多么大的吸引力!从记事起，顾方舟的世界充满同学的嘲笑、老师的欺负、洋人的欺侮、警察的压榨，而想到以后可以不用在乎这些人的脸色，他就欣喜不禁。他的心中，悄悄种下了一颗从医的种子：我要争气，听妈妈的话，当医生!
家道突然中落，国家遭受欺凌，幼年的顾方舟人生饱尝家国积贫积弱之苦。这种苦涩的人生基调之下，他内心酝酿燃烧着一种立志学成报国的火焰，磨炼了顽强的意志，为他日后走上为科技献身、为人民健康报国的人生道路埋下了伏笔。
奉献
功在当代，泽被子孙
据王辰院士介绍，顾方舟不仅在疫苗的科学研究上功勋卓著，还是力推将乙型肝炎免疫规划列入我国婴幼儿免疫规划的关键性人物。在肠道病毒的研究和疫苗的研制上，顾方舟先生也做了大量工作。
在我国医学教育事业和医学科学研究方面，顾方舟也贡献良多。他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长达8年，大力推进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其间医科院在食管癌、肝癌、肺癌、子宫颈癌、白血病、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等重大疾病的病因学、发病学及防治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有4项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教育方面，他注重教育为本，人才为先。坚持八年制的医学精英教育，推行临床实习阶段“导师制”，打造协和精品。实行开放政策，增强国际合作。对我国八年制医学精英制教育的发展贡献卓著，为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
王辰院士高度评价顾方舟同志的卓越贡献，他表示，“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这句话，是对顾方舟人生的最好写照。“我为中国医学科学界有顾方舟这样一位学者、教师以及科学家，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北京协和医学院有这样的一位院校长而自豪。他的功劳和成就功在当代，泽被子孙。相信顾方舟院校长以身树起的人生丰碑会深刻地启示和强烈地感召协和医学院、医科院和中国医学界的后来人，真正于医、于民、于国、于世界、于人类有所作为。”
顾老，我们永远怀念您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免疫学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巴德年：
顾方舟先生是我的领路人，是我的恩师，也是我心中比院士还院士的中国医药卫生界的有贡献的科学家。
协和医学院发展的整个过程是曲折的，停校了几次，叫了诸多的名字，真正把协和的名字挂在东单三条9号，是当时顾方舟同志任校长期间。可见他的智慧、力量和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刘德培：
我们当时入学的时候，条件还比较差，一次在小操场里，顾院长很远就喊住我和另外两位同学，问我们学习上、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
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我毕业以后，仍然得到顾院长多方面的关怀、教育和支持。当时我申请了出国和863的项目。他两次告诉我：“德培，这两个如果有一件事情能落实，你今后就可以发展了。”
后来这两件事情都落实了，结果带来了问题。当时上级部门就说两件事不能同时进行，后来经过几位专家的讨论，由顾院长拍板，让我带着课题，用国际合作的方式到国外去做。我在UCSF(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时候，顾院长还两次去看望我们，还给我们指出了在国际学习和交往时要注意的事情。
医科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就是顾院长在解放初期创立的。当年我跟着顾院长和巴院长一起参加了周年庆祝会。顾院长在会上讲话，他不是自己一个人讲，而是每讲一件事情，就把当时的专家请出来，和他一起来回忆当年艰苦奋斗的历程。整个情景，我至今深刻地印在脑海里。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免疫学会理事长田志刚：
中国免疫学会萌芽于1984年，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中国免疫学界同仁共同申请成为国际免疫学联合会的会员国，让中国在国际免疫学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在中国科协国际部领导组织下，组建了以顾方舟教授为主席，由16位专家组成的中国免疫会委员会。同年中国免疫学会参加了国际免疫学联合会。
正是以顾老为代表的老一辈免疫学家的共同努力，中国免疫学会才从无到有，其事业才不断地得以发展壮大。2012年10月，在第八届全国免疫学学术大会开幕式上，顾方舟作为中国免疫学会终生成就奖获得者上台发表了获奖感言。他回顾了战胜脊髓灰质炎的历史征程，介绍了许多科学家和一线工作人员的付出奉献乃至牺牲。他发言中每一句都蕴含着为国家、为人民、为事业的不懈努力奋斗的精神，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免疫学工作者。
上海中山医院副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制84级毕业生朱畴文：
顾校长实际是协和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人物。上世纪80年代，确实有不少的班级，包括我们84级在内的同学，放弃了在协和完成8年学习的经历，考托福，考GRE，申报欧美的学校出去读研究型的学位。
我们原来30个人的班级剩下不足一半，学校显得更加袖珍。但顾校长坚持八年制，坚持导师制等精品教育手段，对所有的学生还是一样的关心，保证我们上课，保证我们实习的高质量。从各个方面把所有资源动员起来，用于我们的教育，让我们真正能在最高的医学学府学到东西，完成自己的学业。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宣传部长刘静：
2013年后，我与顾院长有着多次的密切接触。访谈他本人就有5次，每次都差不多在两三个小时。最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就是他说：“我们在昆明贡献了三代人。”
当年他们从北京前往昆明的时候，住在山洞里。很多人都是带着自己的父母、儿女住在山洞里。最后他们的父母都长眠在昆明。由于当时的条件非常恶劣，教育资源匮乏，最后他们那一代人的子女很多留在了昆明。
我们留下了很多影像和资料，这或许是我们对顾老最好的告慰。
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医学八年制2011级学生赵浩：
记得第一次去拜访顾校长时，他看到我们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连说了两句“特高兴”。他回忆起当年在北医六年制的求学生涯，告诉我们当时的教学资源紧缺，解剖课的大体不够，但为了掌握知识，同学们就结伴到乱葬岗去挖。而我们现在的解剖实验课4人一小组分配一具大体，在顾老求学的年代可真是不敢想象的奢侈。
谈到学习方法，顾老也给我们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病理考试。当时顾老自己觉得考得不错，答得八九不离十，结果卷子发下来才60分，被训了一顿。他说你们必须得把解剖、生化、药理这些基础课学得扎扎实实。顾校长就是这样，没有半点架子，他用他自己走过的弯路，来提醒我们学知识一定要求甚解。
面对复杂的医疗环境，很多同学的内心充满迷茫。顾老却说，学医是很苦的，但你们选择了学医，这是很有志气的。
对于八年制学习，以及未来的从医生涯，顾校长亲切地提醒我们，基础必须要学扎实了，得耐得住长学制，耐得住寂寞。这仿佛给同学们打了一剂强心针，让更多的同学能够安下心来不急不躁夯实基础。
文/高翠峰 徐源
整理/健康报记者 张昊华
编辑/ 管仲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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