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足迹 | 在战火中重生
2021/7/20 18:09:00 健康报

     足迹——从历史中走来

     ● 《健康》报自创办之日起,一直延续到红军长征。长征结束后,贺诚同志被调往苏联学习,《健康》报暂且停办。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贺诚同志从苏联学成回国。在1946年当他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总卫生部长时,《健康》报又复刊了。今天,我们来听亲历者讲述《健康》报复刊背后的故事。

     1946年5月底,我们从张家口调到东北。先到齐齐哈尔,正当嫩江省委要给我们这批新来的干部分配工作的的时候,忽然接到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发来的电报,要求过去在军队工作过的干部,一律到哈尔滨,仍然由总政分配做军队工作。于是我们十几个曾经在部队工作过的干部,连夜登车赶赴哈尔滨。

     到达哈尔滨不久,总政组织部找我们谈话分配工作。我刚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出来,希望到前方战斗部队工作,准备写一份以解放战争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想不到和我谈话的同志,打量我一番以后,就开门见山地指出:“从你的身体状况来看,很不适合到战斗部队工作,倒是需要到卫生部门休养治疗了。”他分配我到卫生部作政治协理员,要我协助孙毅之副部长做好卫生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告诉我,到卫生部后,可以一面工作,一面检查治疗。

     当时,东北战场的战争形势十分紧张,敌人已经迫近松花江南岸,我军随时准备撤离哈尔滨。后勤部和卫生部的大部分机构和人员早已搬到佳木斯,并在佳木斯、富锦、东安等地设置了九个后方医院,收容了从前线转运下来的大批伤病员。贺诚部长和卫生部的各处科、卫生部政治部都已迁往佳木斯。孙毅之副部长带领少数工作人员留在哈尔滨,担负着和前方战斗部队卫生部门相联系的任务,负责从前方运送下来的伤员转送后方医院的工作。

     我在前方卫生部工作到7月份,有一天在院子里迎头遇上了孙毅之同志。他亲切地对我说:“我是做医生的出身,用不着给你检查,察言观色,就知道你的肺子很不好!”接着又以不容反驳的口吻加重语气说:“你不能再在哈尔滨呆下去了,你要到佳木斯住院治疗。我给贺部长写封信,他要恢复《健康》报,治好了病你就留在佳木斯,把《健康》报搞起来。”

     就这样,孙副部长写好了给贺部长的亲收信,要我带着一百多名从前方转下来的伤员,第三天就向佳木斯进发了。

     列车穿过葱郁富饶的一望无际的黑土地,穿过广漠无垠的原始草原,向祖国的东北边陲奔驰。我们乘坐的列车,是在长列的货车上加挂了几节棚子车,这样便于伤员们躺卧休息。战争年代,列车的运行时快时慢,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很难预计。我们的行程还算顺利,只用了三天时间就到佳木斯。

    

     到佳木斯后,伤员全部交给第四后方医院作妥善安置。那时,卫生部驻在市郊原伪满传染病院的一座平房中,贺诚同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的部长兼政治委员。我把孙副部长的信交给贺部长,贺部长要我先休息两天。

     大约是我到达佳木斯的第三天或者第四天吧,贺诚同志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很和蔼地对我说:“我要给你检查一下病情,我过去在北大医学院学的是内科,以后又到苏联学了十年内科,我给你做检查,你该信得过吧?”我以感激和信任的目光看着他,虔诚地回答了一声:“信得过!”

     我把上身穿的衣服脱下来,凝神静气地接受他的检查。他先打诊,后听诊,在前胸后背做了反复的检查,然后用和悦的商量的语调对我说:“按你的病情是需要住院治疗了,可是《健康》报停刊十年了,至今也找不到一个办《健康》报的人啊!”

     我看出了贺诚同志要恢复《健康》报的急切心情。孙毅之同志在哈尔滨和我谈话时,是要我到达佳木斯以后先住院治病,治好了病再帮助贺部长恢复《健康》报。而今看起来,贺部长是想要我立即就把报纸办起来,这就使我颇费考虑了。四年以前,当我还在延安军委三局工作的时候,就发现了肺部有毛病,经过肺病专家何穆同志的检查,诊断为左肺患浸润性肺结核。1942年夏,我调往金盆湾359旅政治部工作,7月末,在一次上山抗柴的劳动之后,突然全身高烧。经医生检查,诊断为“打摆子”(疟疾)。医生给我开了两天的奎宁,傍晚及夜间吃过两次之后,仍然是高烧不退,全身战栗。在无可奈何中,我一狠心把剩余的奎宁全部吞下。第二天不只高烧未退,两只耳朵也都聋了。部队立即派人派马把我送到柳树唐和平医院。经方医务主任和徐根竹、毕之先医师会诊,确诊为大叶性肺炎。连续几天高烧,昏迷不醒。方主任从中央医院要来一些磺胺,服用之后体温才逐步降了下来。从此以后,左肺的病灶就更加严重了。在和平医院住院治疗了半年多,出院后转业到绥德物资分局工作了几年。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只有物资部门的伙食是比较好的,我的身体也逐渐有所好转。1945年冬随鲁艺到张家口,几个月后又从张家口到东北,经过长途奔波跋涉,左肺的病灶又加剧活动起来,发烧、疲惫、全身像注进毒素似的困顿不堪。

     我的病体不给我做主,我只好沉默!

     贺诚同志在房间里一面来回踱步,一面思索着什么。过了些时间,他又十分恳切地对我说:“想要你搞宣教科,第一件事是把《健康》报办起来。我看这样吧,给你找一间小房子,挂上黑布窗帘,实行睡眠疗法,你就在卫生部治疗,每天工作两个小时,先把《健康》报办起来。”

     贺诚同志为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了。那时的东北,既无青霉素,更无链霉素,连抗菌素的影子也见不到。我只好每天注射氧化钙,服用一些维生素之类的药物。贺部长又每天批给我二斤牛奶,告诉我,不要拿火煮,煮了会破坏营养,要摆在窗台上晒,晒发酵了喝下去。

     贺诚同志是卫生部的党委书记,他很快召开了党委扩大会,专题部署恢复《健康》报的工作。各处长、科长、政治部的正副主任,凡是和办报有关的同志都参加了。他要求大家齐心协力地把健康报赶快办起来。他问我第一期报纸需要用多少时间编出来,我答应两个星期见报。

     党委扩大会开过以后,我立即根据会议精神向各单位发出复刊健康报的通知,说明复刊《健康》报的重要意义,着重写明了约稿内容。

     那时的宣教科和报社只有我一个人,也只能是先把报纸办起来。《健康》报原本创刊于1931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要复刊,就要查清停刊前出到多少期,复刊的《健康》报才好按照顺序继续排列下去。在内容和版式方面,也需要参照内战时期油印的《健康》报。贺部长要我向长征过来的老同志征求油印的《健康》报,费劲了心机还是一无所获,连一份也没有征求到。和贺部长研究,他主张重新从头办起,从第一期往下排。我没有学过医,和贺部长研究医学稿件的编审问题,他爽快地应承医学稿件归他,其他稿件归我。

     为了复刊《健康》报,贺部长写了介绍潘尼西林的专题论著,刊载在第一期的头版头篇。又为《健康》报题写了报头“健康”二字。那时《健康》报已快编好,就要临近出刊的时候,在绵绵细雨中,贺部长交由当时的秘书科科长穆迪生同志拿给我的。他写了三份让我们挑选,我和穆迪生同志经过推敲,选用了其中的一份。

     在党委扩大会开过后的两个星期之内,我把复刊后的第一期《健康》报编好了,谁能料到当拿去排印的时候却遇到了极其严重的困难。佳木斯两家私人开业的小印刷厂,看过稿件之后都不敢承印。又找到佳木斯规模最大的合江日报印刷厂,他们也不能承印。我把情况汇报给贺部长,他主张实在找不到铅印的地方,那就还是用油印出版吧。我考虑油印质量差,印出的报纸不够清晰,会大大降低报纸的宣传教育作用;另一方面,油印的份数有限,满足不了卫生工作者和广大伤病员的需要。战争时期的精神食粮十分匮乏,我主张还是尽一切努力千方百计地寻找铅印的处所。

     正当心急如焚、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从鲁艺的老相识那里打听到《东北画报》社刚刚搬来佳木斯的消息。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赶快去碰碰看。

     东北画报社的社长是罗光达同志,我带着介绍信和已经编排好的《健康》报去找光达同志。

     事情是出乎意料的顺利。当我向光达同志说明来意之后,他十分慷慨地回答:“为了战争的胜利,为了使伤病员早日康复重返前线,我宁愿少出两期东北画报,也要把《健康》报赶印出来!”当他得知我们要求三天之内排印出来时,便立即找来两位负责印刷工作的老师傅,嘱托他们在三天之内把第一期《健康》报排印出来。

     一个画报社的印刷厂承印《健康》报是有不少困难的,有些医药专用名词的铅字他们没有,只有临到排版的时候现刻现用。在光达同志的带动下,画报社的工人师傅克服了种种困难,承印了在佳木斯时期出版的几十期《健康》报。

     《健康》报能在战争形势那样恶化的情况下复刊,是因为受到前后方卫生部门各级领导和医护、政工、后勤以及伤病员同志们的全力支持,他(她)们为《健康》报积极撰稿,多方协助组织稿件,使《健康》报有着较为丰盈的稿件来源。而特别值得深重感谢的,是东北画报社的社长罗光达同志及工人师傅们在印刷出版方面的全力支持,没有光达同志及工人师傅的鼎力相助,《健康》报是不可能按时出刊的。

     1946年8月15日,复刊后的第一期《健康》报按期出版了。当散发着淡淡的油墨香气的印好的报纸摆放在我的面前时,我是如何地兴奋喜悦啊!

     我连夜把印好的报纸发出去,发向前方的战斗部队,发向后方医院,发向机关学校,发向工厂矿山……让报纸激励着白衣战士们的高昂斗志,提高对伤病员的治疗效率,使广大伤病员早日康复,重返前线!

    

     1946年11月25日《健康》报第一版

     为了减轻我的过于沉重的负担,组织上从佳木斯联合中学的学生中调来一个名叫周片心的学生。他是个孤儿,仅仅十多岁,身个还没长足呢!别看人小,干起事来倒痛快、麻利、机灵。他帮我誊写稿件,校对改错,跑印刷厂,分发报纸。在我忙得昏头昏脑的时候,增添这么一名得心应手的小助手,使我欣慰,使我高兴!忘却了病痛,鼓足干劲,决心要把报纸一期接连一期地出刊下去。

     那时的《健康》报所采用的稿件,一律没有稿酬,对通讯员也没有任何物质奖励,撰稿人写稿需用的纸张笔墨之类全由自己筹措。请东北画报社给印刷报纸,只是把印报用的纸张交去,其他花费全由工厂支付。在战争年代,所有工作人员都没有星期日及假日,为了赶任务,日以继夜或夜以继日是习以为常了的。战争把人们锻铸得像一个钢铁的集体。

    

     1948年报社部分工作人员(左一赵世琪、左二岳虹、左三任德本、左四梅魂)

     此后不久,又调来赵世琪、矫浮波、慕宗沂、牟德菁几位同志。我们首先集中精力办好《健康》报,让报纸一期接连一期地准时出版。同时腾出手来有计划地开展宣传教育工作。

     当时人手少,宣教科和健康报社合在一起办公,在一个较大的房间里对头摆下两列条桌,赵、周两同志着重搞报纸工作,慕、牟两同志着重搞宣传教育。

    

     1947年《健康》报在哈尔滨出版期间,赵澍民到印刷厂帮助搬纸印报

     1947年夏季,东北战场在三下江南的几个战役打过之后,形势明显好转,撤退到佳木斯的后方卫生部全部搬回哈尔滨。以后卫生部在教育处之下成立了出版科,上级决定《健康》报移交给出版科领导,出版科的科长是赵澍民同志。

     深深地感谢对《健康》报的复刊大力支持、赞助的同志们!

    

    

     文:马荆宇(原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编辑:于梦非

     审核:闫龑 徐秉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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