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钊猷院士谈控癌:游泳、买菜都可以成为“抗癌处方”
2018/11/16 11:58:14生命时报微信 生命时报

    

     开栏的话

    

     生、老、病、死,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留下医生的印迹,他们为你减轻疾病带来的痛苦,帮你回归健康的生活。

     行医几十年,感悟万万千。走过漫漫从医路,医生最想道出的心声是什么?

     10月起,《生命时报》新增“名家谈医”版,为全国有影响力、在各领域有突出成就的医生搭建一个畅所欲言的平台,听他们谈医德、医术、医患、医改、医风。

    

     《生命时报》第1266期第5版刊发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撰写的《四位患者带给我的启迪》,结合他64年从医经验,畅谈对国人抗击癌症的观察和思考。

     撰文专家

     汤钊猷,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

    

     自1954年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毕业,我迈入医疗行业已有64年之久。医路漫漫,探究不止,这几十年来,我从血管外科到肝癌的早期发现、诊断和治疗,一直在不断摸索。如今,我有很多话想对大家说。

     改变我人生轨迹的患者

     我出生于1930年,毕业后从事的是血管外科,在当时算得上最早研究小血管、显微血管外科的人。1965年,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杨东岳教授为了帮助缺少拇指的人,想研究出一个“用游离足趾移植到拇指处”的方法,我也加入其中,后来连续成功救治了5个患者。

     这就是我们在国际上首创的“游离足趾再造拇指手术”。我在血管外科算是有了一些进展。但38岁时,我遇到了一个改变我人生轨迹的患者。

     有一天,医院来了一个上海锅炉厂的劳模工人,检查出肝癌晚期,整个肝脏右侧都被癌灶占据,左边肝脏也有几个癌灶。

     那时,工宣队组织医院的一个小班子去抢救,我也被选中了。照现在来看,这个患者已经不适合手术了。但当时,大家都想尽全力去抢救,尽可能做点事情,于是我们决定给患者开刀。

    

     我记得,这个患者的手术从早持续到晚,足足有十几个钟头,因为肿瘤太大了,血就输了五六千毫升。我们把患者右边的肝拿掉了,但左边还有瘤子,怎么办?

     那时候,我们真是想得很积极,临时叫来同位素室,做了个“小原子弹”(将放射性磷-32放入玻璃管,磷-32可以通过射线来杀灭肿瘤,再把小玻璃管埋入癌结节)。当时,我们的确尽了一切努力和可能去消灭这个癌。

     这个工人之前就有肝硬化,但工作一直很卖力。重度劳动使肝脏变得像菠萝一样坑坑洼洼,手术后出现了黄疸、腹水。院里又紧急组织了一个抢救和护理班子,我担任班组长。这一护理花了3个月时间。

     这个患者最后还是走了。虽然家属和单位都非常感谢我们,但我们的心情很复杂,尽了一切努力,结果还是没留住患者。

     当时,周恩来总理有个号召——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常见病,我国的医学一定要战胜它!于是,医院决定成立一个肿瘤小组,让我担任组长。

     我内心十分矛盾,在血管外科待了十年,花了几年工夫把文献、书籍都看了,现在若去从事癌症治疗,等于要改行。但那时,我的思想很简单,觉得既然有这个需要,就去做吧。从1968年开始,我改行做了肿瘤医生,一直到现在,快半个世纪了。

     让我获得最大享受的患者

     作为一个肿瘤科医生,最大的享受就是通过努力把患者治好,让他们生活美满。

    

     曾有一个潘姓患者,甲胎蛋白验血时查出了小肝癌,我们劝她开刀。但在1975年,凭验血查出肝癌,又要开刀,很多患者都不接受。但这个患者最后还是听了劝,开刀后果然发现了癌,成功切除了。如今,40年过去了,患者身体很好,家庭美满。这个患者的康复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大享受之一。

     1971年,美国学者统计,全世界65年内只收集到45个肝癌患者活过5年以上,我的这个患者已经活了40年!迄今为止,我们的肝癌研究所已有将近3000个肝癌患者活过5年。

     过去,肝癌患者被认为只能活2~5个月,而通过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活过5年不是问题。尽管我这一辈子很劳累,但看到患者工作很好、生活幸福,心里就感到莫大的安慰。

     这个患者还给了我一些启迪:医生不能只停留在现有医学诊断治疗的知识水平上,还要不断质疑,不断创新。

     首先,质疑肝癌是不是急转直下的疾病,如果不质疑,那么肝癌患者在3个月内死亡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采用了另一个途径,去寻找患者、筛选患者、普查患者,找到了再给患者做手术。

     过去认为,肝癌诊断看四大症状,还有同位素扫描、占位性病变。但小肝癌没有症状,也没有占位性病变。还有,过去的手术一定要把半个肝拿掉。如果患者有肝硬化,就等于切除大部分肝脏,风险极大。因此,我们只做局部切除。

     以前还认为,肝癌复发就不能手术了。我们经过几年实践、随访发现,复发小、无症状的肝癌再次手术的效果很好。通过一系列质疑,我们完成了小肝癌研究,拿到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让我重视辩证思维的患者

     1991年,有一位张姓大学教师来找我。这位患者很瘦,但肿瘤竟然有西瓜般大小,根本无法手术治疗。我就想,小肝癌已经研究出了一些成果,大肝癌难道没办法应对吗?大肝癌难道没有可能变小吗?如果大肿瘤变小,手术也就成为了可能。问题是怎么让它变小?

    

     那几年,我们通过很多动物实验发现了1+1>2。这个疗法本身无法使肿瘤缩小,单独使用另一个疗法也无效,但两个疗法加起来说不定就能使肿瘤缩小,我们叫它1+1>2。

     经过动物实验,我们认为肝动脉结扎、肝动脉插管、化疗灌注的老办法,效果不够理想,最好找点新方法。于是,我们寄希望于八九十年代研究的肝癌导向治疗,也就是如今的靶向治疗。

     在那时,导向治疗主要研究的是抗体,只进行了十年左右。于是,我们跟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所合作,用可以有效接触肿瘤的抗体,带上一个“原子弹”,就是放射性碘-131,打入肝动脉导管。

     经过8个月的治疗,肿瘤缩小到苹果般大小,被成功切除。原来大肝癌切除,5年生存率不超过10%。而缩小后切除的效果和小肝癌切除的效果差不多。这个患者的肿瘤切除后,我们每年都在随访,二十几年了都没有复发。每年他都会寄贺年卡给我。

     这个患者给我的启迪就是:做医生要重视辩证思维。大和小看似矛盾,其实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大”也就说不清何谓“小”,有了“大”才能看得出“小”。更重要的是大和小可以相互转化。我们平常只看到肝癌会由小到大,但没想过大肝癌是否可以慢慢变小。

     做医生不能只忙于做手术、看门诊、查病房,还得重视软实力的建设。辩证思维就是软实力的一个部分,要敢于面对一些重大的矛盾,能够采取一定的措施来促进它的转化,让不能治疗变成能治疗,让不治之症变成可治之症。

     让我思考中国特色医疗的患者

     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现在保存下来的世界几大文明之中,中华文明能算是最主要的了,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第四个患者就让我思考了这个问题。

     前年国庆节,有个广东患者打电话给我,说他来上海旅游,想来看看我。电话中他提到,听从了我的建议后,一直在游泳。听到这句话,我很感兴趣。

    

     原来,这个患者2001年发现了肝癌,做了手术切除。但病理显示肿瘤旁的血管和门静脉都有癌栓,又做了化疗,化疗后一年多复发了,复发后再手术,手术后不久又复发了,又做了射频……几乎一年复发1次,一共复发了5次。

     2005年,他来找我看病,说老办法没用了。我建议他打点干扰素,预防癌症转移复发。因为他正值中年,会游泳。我让他不妨试试每天进行适度的游泳。功夫没白费,8年后,这个患者红光满面、走路很精神,癌症也没有复发。

     我想,这件事说不定跟游泳和干扰素有关。从那以后,我慢慢想到,可能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学习国外现有的诊疗技术,也可以研究一些自己的新方法,包括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我们已经在国际上最早研究了导向治疗,是不是还可以思考怎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医疗。

     游泳到底有没有用?后来,我的一个博士生做了有关游泳的动物实验,把肝癌种到老鼠肝脏里,然后手术切除。结果发现,游泳的老鼠大概活了70天,不游泳的活了60天,游过度的只活了50天,看来适度游泳还是有用的。

     这跟大脑中一种叫多巴胺的神经递质有关,适度游泳可以促进多巴胺分泌,过度游泳则导致多巴胺降低。多巴胺本身可以直接抑制肿瘤生长,而且也能增强免疫力。这证明,游泳调动了身体的抗癌能力。

     如今,我这里大约有10个患者,都用这个办法,现在都活得很好。这算得上是中国特色医疗。不用过多药物,而是通过多方面综合作用,既消灭肿瘤、改造残癌,又调动患者的积极因素。

     我在《消灭与改造并举》这本书上说了,不会游泳,可以去买菜,可以做些其他活动。目前,多项研究证明,适当运动可以延长很多肿瘤患者的生存时间。

     这个患者给我的启迪就是:我们要思考,怎么来发展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受益于14亿人民的医疗办法。

     本报特约记者钟萱整理 本期编辑: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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