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医患情
2017/2/1 0:01:55 大医精诚
十年，发生过很多事，认识过很多人；我和他相差半个世纪，我们的故事正好十年。
但，这不是爱情故事，而是一名小医生，和一名老病人的医患亲情故事。
1. 十年前的三月，我正式成为一名呼吸科医生，开始了住院医生生涯。
在第一批接诊病人中，遇到了他。他是一个典型的北京老头，年过古稀，脾气倔，认死理，爱抽烟，好喝酒，吃饭只吃老三样，一身的慢性病，插过气管插管、上过呼吸机、住过ICU，现在只能靠大把的药物维持，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勉强生活自理。
刚开始，我尊称他为“老爷子”，每天除了例行查房、书写病历外，没事就去病房和他聊天，沟通感情。聊天不仅可以拉近和患者之间的距离，更可以在交谈中发现关于病情的蛛丝马迹，很好地指导临床治疗。
和病人沟通是门大学问，除了要和病人、家属建立良好的信任外，还要掌握扎实的医学基本功，可以把专业知识深入浅出地讲给患者及家属听，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刚开始，老头对我不理不睬；慢慢地，他愿意把他有关疾病的细节和我分享，更愿意听我给他讲医学小常识，我和他成了朋友。
2. 因为饱受病痛折磨，老头精神极度焦虑；一年3~4次的住院已是家常便饭，后来我发现是因为他长期需要吸入含某种皮质激素的吸入剂，即使漱口充分，也经常引起咽喉肿痛，其后发热，咳喘加重，最终住院，于是我便建议他停用吸入剂。
可能之前接诊过的医生都是建议他不能停药，也可能是因为老头特别心疼钱，他能用的医保内吸入药太少，所以他不认同我的想法，不肯停药。
一次又一次的住院，反复应用着抗生素，老头的身体明显已经吃不消。看得出来他的内心是极度恐惧的。我必须想办法让他停药。在他看来，发热是导致他反复住院、反复应用抗生素的罪魁祸首，所以一总是问我，“张大夫，我为什么老发烧？”“为什么我嗓子一疼就发烧？”“为什么我咳喘犯了好几天也不发烧？”我想了很久，终于给出了一个至今想来都会觉得很荒唐的答案。“因为距离，咽喉离体温调节中枢近，肺离体温调节中枢远，所以咽喉部感染更容易发热；咽喉部反复感染是因为吸入激素。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治疗，就必须把吸入激素停掉。”他迟疑了，这可能是他听过的最离奇的理论，而且出自一名医生之口，后来老头偷偷跑到护士台(我后来听说的)，去打听我是不是实习医生。结论当然是否定的。
又就这样来回过招了好几回合，老头终于选择了相信我，停用了吸入激素，换成了当时自费的另一种吸入剂。结果当然是如预料中的一样，从一年3~4次住院，减少到了一年1~2次。老头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有了战胜疾病的信心，而我在老头心中的地位也陡然升高，我的医嘱就像圣旨一样不可违背。
3.顺理成章地，老头变成了我的“铁杆粉丝”，只要他一来住院，大家都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我，“你的铁粉来了”。之后，我对他的称呼也发生了变化。“老爷子”这个称呼只是见面时的一个称呼，私底下提到他时，为了不和别人混淆，我都叫他的名字——家宝(此处引用了假名字)。
我觉得他就像是我的孩子，我必须用心好好呵护他。渐渐地，这个名字被大家叫开了，甚至连主任都被传染了。以至于一次主任查房，主任把这个名字脱口而出，搞的大家都很尴尬，但是老头没有不高兴，他说这个称呼好亲切，只有儿时被叫过，这样他才能忘记自己的年龄和病痛。于是这个名字被大家所熟知，也成了我铁杆粉丝的代名词。
一晃就是四年，老爷子的住院次数越来越少，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作为主管医生的我别提多开心了。为了能让老爷子安心养病，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并告诉他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只要我还在这个医院上班，我就会一直是他的主管医生。
4.也许真的是缘分，结婚后的我，竟然和老头住在一个小区。一个偶然的机会，老爷子在自家小区门口发现了我在等公交车。之后隔三差五，我都会在公交车站“偶遇”他，然后打个招呼，告诉我他这几天的情况，然后叮嘱我上班慢点。那一刻，感觉就像长辈送孩子去上学一样，那么自然，那么温暖。
五年后，我顺利完成了住院医向主治医的蜕变，老爷子也顺利迈入了耄耋之年。唯一不变的是我和老爷子一家结下的深厚情谊。
我刚休完产假上班，老爷子特意回病房看我，我很感动；每年过年，老头都会让家里人给我送来宝贝的新衣服，说是刘爷爷给孩子的新年礼物。这份礼物我没有拒绝，因为我知道，这背后是浓浓的亲情，超越了一切。
5.这一切看似平淡，却很真实。我向来以自己的沟通能力为傲，所以在这十年行医生涯中，遇到这样的忘年交不在少数。但是直到2012年，我才真正意识到他对我是多么重要。
十一长假后第一天上班的我，正在办公室里整理出院病历，护士进来告诉我：张大夫，家宝来了，放在6床了，你快去吧，挺重的，”。我一听，立刻冲了过去。一进门，我愣住了；他的脸像被打肿了，几乎看不见眼睛，双手肿的像包子，双腿肿的像大象。看到我进来，老头强打精神，微弱地叫了一声张大夫。我又气又急，生气地训斥着大姐(老爷子的大女儿)“怎么弄成这么重才来啊!”“张大夫，我们家老头您知道的，倔的要死，而且就信您。我们2号来看门诊，说得住院，打电话到科里约床，老头一听您下夜班刚走，说什么也不肯住，说要等您上班了再来住院。我们怎么劝也不听啊。结果这几天越来越重，迷迷糊糊的，浑身也肿了，也不吃东西了......”“那可以给我打电话呀!”“他说您好不容易能休息几天陪陪家人，不想打扰您，他说他能扛。”“今天来门诊看病，第一句话还问张大夫上班了没有？”“刚才一进这屋看到不是您管的病房，以为换大夫管他，说什么也不肯进来。”
听了这些话，我眼睛湿润了，这是怎样的一种信任啊，能够置生死于不顾!我只是一名小医生!这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肯定，这肯定胜过千言万语，胜过任何表彰和奖励。我必须竭尽所能去救他。
6.然而，这一次，他真的很重。82岁高龄，II型呼吸衰竭，氧分压只有30mmHg，二氧化碳将近100mmHg，肺性脑病，心肌广泛缺血，多重心律失常、频发室上早、频发室早、短阵室速，全心功能衰竭，少尿，肾功能不全，电解质紊乱。各项指标都指向气管插管、入住ICU。我知道再次入住ICU、气管插管，他的心理防线将全线崩溃，仅存的一点生的希望可能会被淹没。但是毕竟去那里生的希望要大些，我必须救活他。老头很明白自己很重，拉着我的手，用微弱的声音说：“张大夫，我只信你，我不去插管，我更不去ICU，如果你让我去别的科，我肯定活不了，我就想呆在这，就算死我也不怕。求求你。”那一刻，我犹豫了，不知道怎么做。最后，经过全科讨论，我们决定留下他搏一把。
之后的几天，主任每天查房指导治疗，我迅速忙完日常工作，几乎整日呆在他的病房。盯着他戴呼吸机，喂他喝营养液，替他拍背。我知道，我在这里多一分，他就会安心一分，打赢这场仗的信心就能多一点，离最终的成功救治就会近一步。就这样，经过10多天的不懈努力，终于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他又可以下地慢慢挪步了，只是脸上多了一个口鼻面罩。
也是从那次开始，他终于克服了心理障碍，接受了无创通气治疗，买了呼吸机，开始了家庭无创通气之路。
7.随着年龄的增长，病程的进展，老爷子心脏的情况越来越糟，频繁出现阵发房颤、成对室早、短阵室速，各项理化指标也越来越糟，心肺功能都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凭借着积极的心态，平静的心情，极高的配合度，仍然保持着一年1-2次的住院频率，但是我深知老头今后的路每走一步都很艰难。
相识十周年转眼就到了，而我也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二个宝宝，老头听到这个消息特别开心，好像自己可以马上抱孙子了一样，期待着我的孩子顺利降生；我们约定，等老二出生，一定要抱来给刘爷爷好好瞧一瞧。
我了解他，知道他其实心理特别担心，担心我休产假了他又要“寄人篱下”。所以我特意安排他在年前来住了次院，按他的话说，来“调理”一次。这样他就可以在家安心治病，而我也可以安心休假了。
8.可是，在休假前两周，那一天还是来了。
2016年3月24日，我产检完正常来上班，听到交班护士念到“昨天死亡一例——刘家宝。我傻傻地站在那，不知道该干什么。上个月出院的时候还好好的，说好了要等我生完孩子的。同事们跟我说怕我动胎气，没有告诉我，希望我能够坚强。
我哭了，脑子里全是这十年的点点滴滴。之后是怎么去查的房我已经不记得了。我思来想去，还是躲到值班室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三姐泣不成声，她告诉我老爷子走的时候是多么不舍，她们家里如何如何感谢我，感谢我这十年的付出，感谢我为她们家所做的一切。
老头是疼我的，他不想让我难受，不想让我看着他走。我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可是没想到这么快，而且我不在他身边。再有一周，就是老头的生日了；再有两周，我的宝宝就要出生了!
就这样，我们在十年前的三月相遇，在十年后的三月诀别。
他既是我的病人，也是我的亲人；我既是他的医生，也是他的孩子。
作者简介：
张立春，2005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临床医疗专业5年制，至今工作于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呼吸科。
编辑：徐国纲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疑义，请联系我们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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